知道点中国文学-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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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描述力使他的词呈现出“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的天姿”。他的词处处体现着不首雕镂的本真之美。真挚之情贯穿了李煜一生的词作，其前期词多为帝王家的流连光景、浅斟低唱，论情感厚度无法与后期相比，但却均为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不失其赤子之心”。
李煜前期的词风婉转缠绵，等被俘后，词风一转而成大开大阖，幽伤、怀念、哀叹、郁结，那种“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向偎人颤”、“叫郎悠意怜”的情调没有了，“无奈夜长人不寐”的描写也没有了，从而迈进了他作品本身的最高境界。这一时期的作品，意境大，感慨深，力量充沛，具有较大的感染力。他的《破阵子》一首，是他被押北上辞别太庙时写的，描述了离开南唐时的情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风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有人认为全词流露出作者对南唐帝王生活无限眷恋、怀念的情感，身瘦鬓白倒没有什么，最难忘却的是旧时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首词是在李煜被俘后所作以追述离别南唐之事。这首词的上半阙极写南唐强盛时的状况：南唐有过广袤的国土、富足的经济、豪华的宫苑。而后李煜笔锋陡然一转，十分沉痛地说出了一句：“几曾识干戈！”南唐国这美好的一切，都只因为自己不识“干戈”，即从来不注重也不懂得军事而一手断送了。词的下半阙写今日囚徒生活。但囚徒之苦，莫过于回首亡国受辱那一刻，因此，李煜极为典型地抓住了国破家亡、辞别祖庙、身成俘虏那最惨痛的一幕：“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一幕，也许只有几分钟，但却使他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牢记过错，为的接受教训、以求进步；不忘耻辱，目的在发愤图强、以求雪恨。这是人之常理。假如李煌早识干戈，何至今日仓惶辞庙而身败国亡呢？他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深刻反思检讨，并非“懊丧”，实为悔恨之后的觉醒。这就不难解释后来为什么李煜向宋称“儿”，宋太宗还要把李煜毒死。正因为惧怕他的觉醒而招旧臣以东山再起。
被视为“绝命词”的《虞美人》是各家选本推崇的李煜第一代表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扰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此首词表达了对故国一切珍美事物的眷恋，以及对往昔的追悔，眷恋与追悔不断在其心中激荡盘旋，词中弥漫着浓烈的忏悔意识，沉郁之至，令人凄然欲绝。因而，其词情空间充满着枯与荣、冷与暖、死寂与生机、梦境与现实的两极体验，从而迷离彷徨、愁思无限。词一开头便责问花月，追忆往事，把读者带入一个现实的特殊情境中：春花秋月，小楼东风，千里明月。一切看似那么美好，却已物是人非、江山易主，触动了词人内心深处的创痛，于是，转入想象。明月下的故国，料想雕栏玉砌应该犹在，却已朱颜尽改，此景此情更使伤心，人愁不能已，潸然泪下。词人的想象空间从“小楼”—“故国”—“小楼”间飞了个来回，时间也跨越了今宵—往昔—今宵的回环变迁。就在这时空变化、虚实结合中，拓展了国破家亡的悲伤内涵。最后，以水喻愁，直抒胸臆。纵有千万种国仇家恨、身世之感，他也只能诉诸笔端，使其成为滔滔东去的江水，难以遏止。于是，在抚今追昔、忧伤感怀中，回荡着词人眷恋往昔、追悔莫及而又死不屈服的凄恻音响。其情感之沉郁深厚，力透纸背，令人心灵为之震颤。难怪王国维要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第三部分白马蹄印漫西行———唐玄奘
玄奘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描绘历史与地理的能手……《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
———季羡林
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
———英国史学家史密斯
如果没有法显、玄奖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印度史学家阿里
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大面积了解始于汉代，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掀起了中外交通史的第一次高潮。东晋时，法显和尚前往西域佛国取经，掀起了中外交通史上第二次高潮。但若论行程之远，历时之久，还要数唐代高僧玄奘的西游取经之行。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张骞还是法显，对周边国家的介绍都十分简略，而玄奘回到长安后撰写的反映他在西域各国所见所闻的专书《大唐西域记》，长达12卷，是现存古籍中反映周边列国社会状况的篇幅最长的一部，其记述之详细、材料之丰富，都是空前的。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石缑氏镇附近）人，隋朝末年出家为僧，专力研究佛教经典，成为一位有名的高僧和佛学家。然而由于当时佛教势力过于雄厚，李渊父子实行崇道抑佛的政策，公开宣布道教第一，佛教第二，抬高道教地位，贬抑佛教势力。这种环境对玄奘的触动很大，他认为佛教遭此不幸，原因之一是佛教内部的派别之争，只有统一佛教教义，才能平息派别之争，而要统一佛教教义，就必须到佛教圣地天竺去寻求真经。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玄奘从唐朝都城长安出发，向西行进，年底到达高昌。第二年继续西行，经凌山、热海之险，过素叶水、逻私诸城，开始转向南下，从今中亚南部到今阿富汗东北部，又向东经今巴基斯坦北部，到达迦湿弥罗。停留一段时间后，于贞观三年末循印度半岛北部往东南行，经过今尼泊尔南部时，他参拜了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和寂灭地。贞观五年年底，到达摩揭陀。从贞观十年至十二年，他外出游历，足迹踏遍了印度半岛的东部和西部，还一度进入印度半岛的腹地，今昌巴尔河流域东南一带，然后仍西行至今巴基斯坦，顺印度河北上，到达克什米尔南部查谟附近的钵伐多。两年后，又重新向东南回到了摩揭陀，继续学业。贞观十七年，玄奘携带所得的佛像和大量的佛经，经过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北部，经于阗，于贞观十九年正月回到长安。玄奘西行，历时19年，历程5万余里，是一次举世闻名的伟大旅行，为他完成国际性地理及历史专著《大唐西域记》准备了条件。
《大唐西域记》追记了玄奘所见所闻的138个城邦、地区和国家的情况，其中110个是他亲历，28个是从传闻得知。所记范围十分广阔，从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及印度半岛和斯里兰卡，北达今中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至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大唐西域记》按照玄奘旅行的先后次序来追叙西域各国的情况，记述各国状况时，还做到了详略适宜，记小国时，简单明了，甚至三言两语，而遇到比较大的或比较重要的国家时，便用较大的篇幅，浓墨重彩地加以描绘。
《大唐西域记》所记的内容涉及到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公元7世纪中亚、南亚等国的地理气候、社会风俗、文化、宗教、经济、物产等各种情况，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载。玄奘每记一国必先言其方位、范围、土壤状况和气候特征，给人们提供了各国的地理和气候概况。在社会风俗和文化方面，玄奘也作了叙述，并常能将各国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状况与其地理气候和经济条件相联系，很有见地。《大唐西域记》在宗教方面记述尤详，几乎每记一国，都要记述该国的宗教状况。玄奘对于佛教的记述和描写，为研究7世纪中亚、南亚佛教教义、流派、杂教等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唐西域记》对中亚、南亚等国政治制度、经济物产等状况的反映，也为人们研究7世纪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在“印度总述”中，玄奘详细地讲述了印度的宫室、种姓、刑法等政治状况，反映了印度当时的政治生活。在记述各国的经济物产方面，《大唐西域记》也比较注意反映不同国家的农业、商业和财政等经济状况。
《大唐西域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玄奘回长安时，唐太宗就下令隆重欢迎，《大唐西域记》完成后，太宗立刻表示“当自披览”。唐政府摧跨西突厥割据政权，使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地区重新与内地归于统一，后又进一步遣使西行，与中亚、南亚及西亚各国建立了更广泛的友好往来关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以及为当时外交政策的制定，《大唐西域记》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今天《大唐西域记》更是研究我国西北边区民族历史地理的不可缺少的材料。它所记述的100多个城邦、地区和国家中，有一部分在我国新疆境内，对这些边区兄弟民族的记载，虽然自秦汉以来历代史不绝书，但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具有丰富内容的实不多见，其中不少记载是举世无双的。同样《大唐西域记》对于研究7世纪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兰卡、伊朗以及更远地区的历史状况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近代从事中亚、南亚历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者，无不把《大唐西域记》作为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史料，欧美、日本等海外学者都曾对此书进行过翻译和研究，足见其价值之高。
《大唐西域记》的诞生，是中外交通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大唐西域记》以其亲见亲历的特点以及详实丰富的内容，在中外交通史和世界地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第三部分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慧能
神秀的偈强调宇宙的心，即道生所说的佛性。慧能的偈强调僧肇所说的无。禅宗有两句常说的话：“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神秀的偈表现了前一句，慧能的偈表现了后一句。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佛教典籍分为“经”、“律”、“论”三部分，称为“三藏”。其中，“经藏”是以佛祖释迦牟尼的口气叙述的典籍；“律藏”是约束佛教信徒言行的戒律；“论藏”是佛教学者从理论上解释佛经的著作。在浩繁的中国汉文佛籍中，只有一部被称为“经”的，这就是中国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
慧能，也叫惠能，生活在唐太宗贞观至唐玄宗先天年间，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慧能家居岭南，3岁丧父，家境贫寒，目不识丁，以砍柴卖柴为生。在2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卖柴回家的途中，听到有人诵读《金刚经》，听后若有所悟。他问读经人是从哪里学来的，回答说是从禅宗五祖弘忍处学的。于是他就辞母离家，投奔佛门，来到弘忍讲法的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冯墓山寺院，要拜弘忍为师。
弘忍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一身南方少数民族打扮的年轻人，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慧能回答：“弟子是岭南人，到这里来是为了成佛。”
弘忍又问：“你是岭南人，怎么能成佛呢？”
慧能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分，但佛性并无南北的区别。我南蛮之身虽然与您这尊贵的和尚之身不同，但您与我的佛性有什么区别呢？”
慧能的回答，实际上提出了人人都有平等的佛性的根本主张，深得弘忍的赏识。慧能就这样留了下来做了一名行者。他的主要工作是做担水、舂米等杂役，在体力劳动之余，才能去听弘忍讲法。8个月后的一天，弘忍召集全寺僧众，要每人写一偈（佛经中的唱词）。当时弟子中学业最佳并以当然的继承人自居的神秀在墙上作了一首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这里的“菩提”、“明镜”都是指佛性。这是说，人人都有佛性，但要觉悟佛性而成佛，需要长期不懈地修炼。
对于此偈，众僧均赞不绝口，唯独慧能不以为然，也作了一偈。由于他不识字，只好请人代书于神秀那首偈的旁边。偈曰：
菩提本如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
在慧能看来，人们觉悟佛性而成佛，根本就不需要长期修行。弘忍对慧能的偈十分欣赏，认为他才真正领悟了禅宗真义，决定将慧能定为继承人。于是，他秘密传授给慧能《金刚经》，并将代代相传的法衣（袈裟）传给慧能，作为嫡传的凭证。弘忍知道神秀一派会加害慧能，要他返回岭南以待时机。16年后，弘忍已死，慧能拿出法衣，以弘忍继承人的身份开始在广东曹溪宝林寺讲法。他在此间讲法30余年，影响很大。与此同时，神秀也在北方传教，形成了禅宗南宗与北宗的对立。慧能死后，他的弟子神会等人对他的思想大力宣传，南宗影响逐渐战胜神秀一派，成为禅宗正宗。慧能被尊为禅宗六祖，慧能的代表作《坛经》也被称为《六祖坛经》。
《坛经》是慧能应邀到韶州大梵寺，为千余僧众讲法的内容，由他的弟子法海集记整理成书。《坛经》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现在的研究者认为，在敦煌发现的抄写本与法海原稿最为接近。这个抄写本为一卷，12000余字。
《坛经》系统记述了慧能所创的佛教哲学。它阐发了“心即真如”的佛性论，提出了“顿悟成佛”的方法论。据此，慧能把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距离极大地缩短了，把由现实世界进入彼岸世界的方法也极大地简化了，在佛与众生之间，只有“一念之差”。所以《坛经》最后导出了“凡夫即佛”的宗教结论。
《坛经》这一套新的佛教哲学，以极其简洁明快的方式，确立了新的成佛途径。按照这种方式，广大民众不须修行，不必读经，只要克服“一念之差”，即可得道成佛。这无疑强化了佛教的吸引力，顺应了唐代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历史趋势。正是这样，慧能学派获得了众多的拥护者，成为唐代中期以后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佛教宗派。人们至今还在用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成语，便典型地反映了《坛经》精神在民众中的深刻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它经历了一个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的有生命力的内容长久地积淀下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以《坛经》为代表的禅宗思想，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看，《坛经》所高扬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心性之学的重要崛起，上直承孟子，下开启宋明哲学。
以《坛经》为代表有禅宗思想，强调心灵的觉解和领悟的直觉，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唐宋以后的诗人画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通过对山水草木等自然景观的描绘，呈现出心灵的跃动与精神的追求，真可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沈括《梦溪笔谈》），“一点尘动，是心所现”（沈灏《画麈·笔墨》）。他们把直观、领悟作为一种真正体现了审美情趣的创作境界和创作方法，在文学艺术创作中重视对自然的体验、意境的追求、灵感的妙悟、凝练含蓄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