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文学-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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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之美,在于浩然气势浑浩流转之中,又能呈现出一种宽裕从容之风姿,形成一种特别的美。像《张中丞传后序》记述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死守唯阳,屏障江淮,捍卫天下的事迹,驳斥造谣中伤张许的流言,全篇文章气势浩然。其中一段记张巡部将南霁云: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相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唯阳之人,不食月徐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日:“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泅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末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此篇文字,从乞师、就义二事,刻划南霁云义烈勇武的品格,栩栩如生。在此,南霁云、张巡两位历史人物的凛然正气,与作者景仰先烈的情感打成一片,形成文章的浩然气势,所以激动人心。其中插入“愈贞元中过泅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二句,其时空内容,是从金戈铁马的战争,瞬时切入和平的生活。其艺术效果,是为读者给出低徊深思的徐地。论审美感受,则是在浑浩流转的气势之中,呈现出从容宽裕的风姿。这就见出大手笔的艺术涵养。
韩文之美,在于“以龙渊之利议于割断”。文学批评贵有判断,判断力取决于修养,只有当判断主体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修养,才能够精辟判断具有高度造就的对象。并且意味着,精辟的判断,本身就具有一种美。《师说》一文就可以尽显韩愈的判断之美。
《师说》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又云: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云: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三条教育哲学命题,分别判断教师的作用、教师的本质、师生之关系,皆寥寥数语,而断制分明,涵义完整、深刻,富于创新。如“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命题,即是以道德文化高于阶级的涵义,对孔子所提出的“有教无类”这一命题,及其中所包涵的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意义,作出了创造性发展。这些命题,在我国教育史上,是一言而为天下法。惟其简练精辟,所以美。
第三部分花间词祖———温庭筠
“画屏金鹤鸽”,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
———王国维《人间词话》
不要根据条规和原则进行,只画你所观察到和感觉到的,……最好不要失掉你所感觉到的第一个印象。
———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
温庭筠才华横溢,每次参加考试的时候,总是押官韵作赋,能八叉手而成八韵,因此,当时人称“温八叉”。因为温庭筠作诗不打草稿,拢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所以科场中人又称他为“温八吟”。更有趣的是,考试的时候,温庭筠不仅自己八叉手成八韵,还为邻铺假手,据说每次都能救数人,即在考场帮助左右的考生。另外,温庭筠才思敏捷,擅长对对子。一次,李商隐得一上联“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正苦无下联的时候,温庭筠说,“怎么不对‘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唐宣宗曾经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没人能对上,温庭筠当下就用“玉条脱”来给对上;诗中又有药名“白头翁”,温庭筠以“苍耳子”为对,大获皇帝的褒扬。
然而温庭筠生活放荡不羁,好讥刺权贵,多触忌讳,屡试不第。他行为放浪,喜欢出入秦楼楚馆之地,与歌妓舞女为伴,这种行为被讲究德行的一般士大夫所不齿,从而权贵不愿与他交往。他又任性不驯服,不但不依附权贵,也不奉承权贵来换取功名富贵,而且一有机会就公然讽刺当朝权贵。也正因为如此,他失去很多发达的机会。在唐宣宗时,温庭筠曾代令狐袊作《菩萨蛮》20首献给唐宣宗,本有通过令狐袊显赫的机会,因为当时宰相令狐袊地位显赫,众人攀附,但是温庭筠瞧不起令狐袊,屡有讽刺。他说令狐袊是“中书堂内坐将军”,讽刺令狐袊不读书,没有学问,根本与其位不相称。这些话得罪了令狐袊,于是他上奏宣宗说温庭筠有才无行,不宜取中进士。温庭筠前后三次参加进士考试,每次都名落孙山,这与他得罪权贵,没有人为他力荐有很大关系。
温庭筠的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然而温庭筠实不如李。而温庭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通过他词来奠定的。他以其香软密丽的词风、较高的艺术成就和对词体的开拓之功,被后人称为花间派鼻祖。像《菩萨蛮》这种浓艳香软、绮丽精美的作品代表了温词的主导风格,这种风格与当时镂金错彩之美的社会风气及温庭筠自身风流浪荡的个性气质紧密相联。他的词常常创造出一种带有幻梦、沉醉、颓废、感伤、神秘感的美,这种美既清远又艳丽,既清晰又朦胧,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端庄之美,而是一种带有勾魂摄魄的魔力之美。
《菩萨蛮》多写妇女的闺情绮怨,细致地描写她们的容貌、服侍和情态。比如: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日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整首词述说了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在情浓如斯的室内,似有所失,也似有所悟,推窗望去,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又是一个凄清的晓风残月之景,可是,“此情只待成追忆”,昔日的景色,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忆。可今天,风景依旧,人却惘然。
词的上阙写居室女子的心情意趣,却纯用景物装成。或水精,或玻璃,或暖香,或鸳鸯锦,或柳如烟,或残月天。景亦浓亦淡,相辅相成,人物的情思也就孕育在其中。词的第一句是对居室环境与氛围的描写,描写水精帘里的清新洁净,水晶制帘,玻璃制枕,澄澈晶莹,一片清明。锦被上绣着鸳鸯,质地花纹都极为华丽,绣鸳鸯也昭示了主人公的一种理想,一种寄托。此句中惹梦之“惹”字用得很妙,很生动,唤起人们活泼的想像,也写出了女子的娇慎与妩媚。暖香缭绕,惹梦之娇嗔,而梦之被惹又由于环境之香气馥郁而来,则其梦境可想而知。此二句分写居室内的情景,一淡一浓,淡者澄澈晶莹,浓者无限缠绵。环境的清新洁净,情思的旖旎缠绵,两相对照,相得益彰。
词在音律上也很有特色,一、二句用“枕”“锦”为上声“寝”韵,幽抑曲折,三、四句的“烟”“天”用上声“先”韵,轻松,惬意,似在幽抑中透出了光明。这光明乃由眼前景、当年情组成。音节由幽抑而至轻快,景物却由室内的华丽转为室外的凄清。华丽的现在不等于有了幸福,凄清的过去却因为有了爱而显得充实。这也是一组矛盾,却透出了艺术乃至人生的辩证法。
下阙过渡到对女子的正面描绘。“藕丝”写衣饰,用“秋色浅”匹配,仍以淡色为主,与水精帘、颇黎枕遥相呼应。“人胜”写女子头上的装饰,“参差剪”喻指高低不平的花形装饰,富有立体感。满头配饰,浓丽华艳,与暖香、鸳鸯锦相关联。香红,在这里指的是花,但红以香衬之,有颜色也有气味,两鬓插花,色彩鲜艳,香气袭人。“玉钗头上风”,头戴玉钗,两鬓插花,满头装饰,在风中摇曳,给人以袅袅翩翩之感,进一步唤起了人们的想象与美感。下闺虽写人,但人物始终没有正面出场,作者只是借服饰、装饰摹写出人物在其间的感受。
温庭筠的词题材狭窄,思想性不高,然而艺术成就斐然。清代的刘熙载曾在《艺概》中给予温词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温飞卿词,精妙绝人。”他的词成为成功脱离开诗的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并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本风貌。
第三部分海内声华并在身,筐中文字绝无伦——元稹
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
———白居易《酬微之》
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陈寅烙《元白诗笺证稿》
元稹,字微之,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元稹25岁(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时,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订交。而在史书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诗筒传韵的风雅趣事。其间,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二人诗筒往来,唱和甚富,酬唱频繁。所谓“诗筒”就是将诗放在竹筒内,以诗代书,往返传递,互致问候,互通章讯。白居易《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拣得琅琊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介绍了诗筒传韵的方式和内容,表达了他们喜欣、惺惺相惜的内心。
元稹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8岁丧父后,随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当时家贫无师,由母亲教授,并从姨兄学诗诵经,15岁以明两经擢第。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读之,始作诗。元和元年(806年)元稹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他的政治生涯也颇多坎坷,全因为他为官忠于职守,为民请命,政绩显著,敢于弹劾不法官吏,因而遭到更大的忌恨。最为著名的是他充剑南东川详覆使时因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名动三川。在同州1年,他均定土地税籍,减轻了百姓负担。在浙东7年,他上疏奏罢岁贡海味,均定税籍,兴修水利,政绩显著。
元稹不但在政治上颇多作为,而且他多才多艺,擅长书法、音乐,尤长于诗,宫中殡妃最爱唱他的诗,呼为“元才子”。他自己还开创了“元和诗体”,将唐代诗歌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风致宕逸的艳丽小诗,是元诗的重要方面,这些诗虽然历来指为轻靡,但也是最富于艺术色彩的。而其中悼亡诗则出于真情实感,深至真切,不应以艳情目之,情感细腻,意象明丽,哀感顽艳。诚所谓“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陈寅烙在《元白诗笺证稿》说:“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长篇则如《梦游春》,短诗则如《离思》。
元稹不光在诗歌方面享有“海内声华并在身”的声誉,而且他还是传奇小说的倡导者。他的《莺莺传》文笔优美,刻画细致,在民间流传最广,而且后世戏曲作者也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据传:元稹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在子河中府任职,恰逢河中绛州节度使浑碱逝世,军人因丧而骚乱,其间元稹保护了“崔莺莺”一家,并与莺莺相爱。贞元十九年元稹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后,与韦丛结婚,遗弃了莺莺。小说《莺莺传》又正好作于次年(804年)九月。
小说中张生性格温良、仪容端美,是饱负经纶的才子,而崔莺莺是出身没落士族之家的少女,内心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张生旅居蒲州普救寺时发生兵乱,而同寄寓于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生命财产遭受威胁,张生竭力救护。在郑氏谢恩的家宴上,张生对莺莺一见倾心,写情诗托侍婢红娘传递。莺莺回复诗文,约他幽会。张生欣然赴约,却因“非礼之动”遭莺莺斥责,然而数日后莺莺却主动投人张生怀抱。后张生赴京应试未中,滞留京中,与莺莺情书来往,并互赠纪念物以表深情。但遇到高门望族的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幼女韦丛时,张生终于变了心,诬蔑莺莺是天下之“尤物”,认为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好忍情抛弃了她。一年多以后,张生另娶,莺莺也另嫁。一次,张生路过莺莺家门,要求以“外兄”见她,遭莺莺拒绝。当时人还称赞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补过者”。小说作者显然是站在张生的立场,美化张生,为他负心薄悻的行为进行辩护。据前人考证,张生即作者的化身,元慎是以自己的亲身感知与体验来写这个人物的。当然小说与真人真事不能等同,但是了解这一点,就有助于深人理解作者的创作态度与张生这一艺术形象。在当时门阀制统治下,“擢进士第”以建立自己的功名,娶“高门女”以取得可靠的政治前途,是社会上盛行的最高理想。张生抛弃莺莺正是为了另攀高门,寻求个人的功名仕途。张生的朋友们虽然赞赏莺莺的才华人品,但囿于等级制的士族婚姻礼法,他们又表扬张生能忍情,认为他抛弃莺莺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矛盾的根由就在于门阀制度。
《莺莺传》的思想意义远逊于同期《李娃传》、《霍小玉传》,但是,它宣扬“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艺术成就突出,颇受历朝文人的赏识,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第三部分薄命君王绝代词———李煜
二主词,中主哀而不伤,后主则近于伤矣,然其用赋体不用比兴,后人亦无能学者也。
———吴梅《词学通论》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透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王国维《人间词话》
世人一提到李煜的为人和思想则概而论之为亡国之君“苟且偷安”、“纵情声色”、“侈陈游宴”、“迷恋宫廷豪华生活”,词作“只是追怀过去宫廷生活的享受,没什么可取”等等。如此评价是否公正呢?其实李煜虽失其为君,却未失其为人,作为一个人,他的人品和为人处世,还是应当给予肯定的。面对强敌与淫威之主,他虽无力也未能抗争到底,但却并非一味屈服;身为囚徒之后,终日以泪洗面,从未曲意逢迎,一直不忘故国,而不像臭名昭著的阿斗刘禅,蜀亡被俘时,司马昭邀宴,他竟喜笑自若曰:“此间乐,不思蜀!”最后李煜被宋太宗派人用牵机药毒死,据说这种毒药,人吃后状如机弩,前仰后合,就像被拉开又放手的弓,一会直一会弯,如此数十回,便一命呜呼。可知李煜之死,实在惨不忍睹。
而关于李煜之所以被宋太宗毒死,相传是由于看了李煜作的《虞美人》一词。词中抒写了亡国之痛和幽囚之悲,物是人非,境过时迁的感受。宋太宗对此词极为不满,因为它使得已经归降大宋的南唐旧臣多有下泣者。他怕南唐会东山再起,所以就发生了牵机药之事。正是“一江春水诉怨愁,愁肠吐尽命也休”。
陈廷掉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李煜之词为“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字不俊”。可以说,后主词是他天才直感的产物,其先天不拘的才情加上后天习来的卓越的艺术描述力使他的词呈现出“粗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