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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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还有很多奇特的现象，只要你善于观察就会发现。你看到一个人有了反常行为，问另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得到的就是这么简明扼要的回答：“是的。”在同一句话里，常常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答案就要看回答者的侧重点在哪方面了。“你在这里住几天了？”“是的，在这儿我已经住了几天了。”
在汉语里，最含混不清的词或许就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说话的人也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为了表明他说的人是谁，或指向这个人家的方向，或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ta”还常被看作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定形容词。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上法庭作证，对一场斗殴的描述，可能就是这样了：“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打他的话，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
一个佣人很是散漫，你质问他：“我刚才叫你，为什么不过来？”他坦率地告诉你：“不为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思维含混的事情，往往令讲究条理的外国人很为难，有时也会为此生气。
厨师做这顿饭的时候，作料用的很多，而下顿饭时，饭菜的味道明显变淡了。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作料用完了。”“那你为什么不再去买一些呢？”“我没有去买。”这就是他给你的解释。
你花很大的功夫打开保险箱，取钱给某个人结一笔账，非常细心地点钱给他。付完钱后，他坐下来聊天，什么都聊。过了很久以后，他若无其事地说：“其实，我们还有一笔账没算呢。”“那刚才我拿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那样的话我可以一次付清了。”“话不是这么说，这两笔账没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的。”
再如，一位病人在诊所看病，花了医生大量的时间后离开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医生耐心地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告诉你：“刚才看的是一种病，现在我要看其他的病！”
《中国人的气质》思绪含混（2）
一般来说，中国人有生了病不及时治疗的习惯，可能因为当时工作忙，或怕花钱，这在我们看来，是很愚蠢的。在他们的思想里，往往认为忍受一时的痛苦比花10个铜钱（约1美分）买一剂能治好病的奎宁要便宜得多。事实上，病人的拖延，常常使不需花多少钱就可以治好的病，发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一个人外出时染上了眼病，回家后痛苦地拖了两个多星期，他每天都希望病会自动好起来，但恰恰相反，等他去离他家不到半里的外国人的医院治疗的时候，为时已晚，他的一只眼因角膜溃疡而瞎了。
还有一位病人，脖子深度溃疡，每天都要来医院接受治疗。18天后，他告诉医生，他腿疼得让他睡不着觉。经检查发现，他的腿上也有一处溃疡，像茶杯那样大，那样深！原来他是想等他的脖子治好后再治腿！
看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不由得让人想起查尔斯·里德在一本小说中说过的一句话：“人类不是没有头脑，而是头脑有毛病——思绪含混！”
中国的教育有很大的弊端，受教育者很难对一门学科充分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狗是不会自己去追捕狼的，如果看到一只狗在狼后面，即使不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跑，那么也至少是朝相互成直角的方向跑。中国人在谈论某个话题时，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说着说着就跑题了。他们像是对这个话题做一个深入的探讨，但又总是弃它而去，即使说得非常累了，讨论的问题还是没有结论。
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悬殊的国家。富有的人和穷苦的人、高级知识分子和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环境里。成千上万贫困无知的人，就像井底之蛙，头上的天空只是很狭小的一块，头脑自然含混不清。他们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没有去过10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人更好的生活。
人类天生具有的好奇心，在他们身上好像已经泯灭了。即使他们知道，在离他们家不到1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他从哪儿来、他是谁、他想做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都没什么意义。他们不去管人有几个灵魂，他们只是淳朴地相信，坏人在来世会变成狗和虫，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的话）会消失。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
这种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你没有办法让他理解他没听过的、没见过的、也没有概念的事物。对他来说，生活只是一连串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不称心如意的。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东西，他立刻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是独自存在的，与心理和精神因素毫无关系。
这种人处在完全麻木的状态，要想把他们解救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展示一种新的生活。
《中国人的气质》不紧不慢
“nervous”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的，强有力的，刚强的，有活力的”。从它的用法可以引申出“有神经衰弱或神经疾病的，神经过于紧张的，易激动的，有病的”的意思，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用来表述神经疾病处于不同阶段的专业术语。现代的文明使人们的神经过于紧张，神经疾病也变得很常见。
当然，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般的西方人，不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人。“神经过于紧张”的人，是那种健康状况良好，也时常提醒自己注意神经不要太紧张的人，这也包括我们的读者。
对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来说，我们这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人，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是生活在帆船和马车时代的人所不能比的。这个时代日新月异，连吃饭的时间都很少，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其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的商人都有一种急切、不安的心态（西方国家的商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好像时刻在盼望一封关系到他的命运的电报一样。我们坐立不安、心情烦躁，在无意识的行为中，我们处处透露着这种精神状态。
一边说话一边拨弄着铅笔，好像此刻必须写点什么；我们搓着双手，好像跃跃欲试去干一番大事；我们拨弄着大拇指，突然转过头去，好像有什么危险事物没有被发现；我们还都有种感觉，某件事情正迫切地等着我们，必须尽快完成手头的工作，然后立刻投身于那件事。就这样，神经的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像“拉琴痉挛”、“按键痉挛”、“书写痉挛”一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普遍、全天候的紧张。
我们的睡眠大不如从前，树上的鸟叫声、射进房间的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响声、说话声等等，都会打断我们的睡眠，而一旦醒来，就别想再睡着了。每天的生活被我们安排得没有一丝空闲，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人说，银行家只有抱着银行才能安稳地睡觉。可见，股东们获利的时候，也正是银行家痛苦之时。
现在，我们已经对西方人的生活做了一番描述，即精神高度紧张，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中国人，肯定会感到某种强烈的反差。即使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也没有发现“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白种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事实证明，中国人的神经组织和西方人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远远逊于我们。
中国人习惯于一成不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位置上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如果他是一个文员，他可以像一台自动写字机，整天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站在一个地方，编织、打金箔或做其他的事，天天如此，没有、不需要有、也没想过要有变化。
中国的学生也是一样的，他们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没有休息、没有运动。如果是在西方，孩子们一定会被逼得发疯。西方的孩子几乎从出生就好动，大一点，还会像猴子一样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而中国的婴儿，抱在怀里只会静静地躺着，大一点，也只是会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
中国人不爱动，他们觉得活动筋骨对身体来说是没必要的，对外国人都爱散步也很不理解。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中国的教师就问佣人：“她这样跑来跑去的，要付给她多少钱？”他根本不会相信“没钱”这样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这么累的事，完全可以雇苦力去做，何必自己去呢？要是告诉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那他就更听不懂、更不能理解了。
在睡觉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是不同的。对中国人来说，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睡觉的，影响我们没法睡觉的因素，对他们一点都不起作用。他们睡觉的时候，房间太亮、别人说话太吵、婴儿啼哭，根本就吵不醒他们，依然鼾声如雷。
夏天午后的两个小时，不管在什么地方，所有的人，不论是干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本能似的“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觉，整个世界一片寂静。横卧在三轮车上的人，脑袋垂着，张着大嘴，任由苍蝇飞进飞出。如果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招募一支部队，那么，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会很容易地通过考试。
另外，中国人对空气的质量也是不讲究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居住的环境，空气是不流通的，除非台风掀掉屋顶，或者房屋的主人迫于饥饿，拆掉房子卖木料。中国人住得非常拥挤，但他们认为这很正常，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像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那样，神经紧张并容易激动的话，无疑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不幸的。
中国人极能忍受身体的疼痛，这也是他们神经不会太紧张的表现之一。如果你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即使我们外国壮汉都难以承受的疼痛，中国的病人却能坦然、勇敢地面对。“最高的感召与选择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这是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说过的话，但这肯定不是出自本意，如果她是对的，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达到他们感召和选择的最高境界。
著名女诗人布朗宁夫人说过：“不抱同感去看，只会造成曲解。”但这只是对像她一样有着敏感神经的人而言的，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事的时候。在中国，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外国人不常出现的地方，无疑，会引出一大群人来观看，他们好奇的目光，让我们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我们时常抱怨，他们的围观简直可以让我们“发疯”，其实，他们只是不带感情地看，无意伤害我们。
中国人愿意在别人的观看下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他们来说，西方人的这种本能感觉很奇怪。他并不在乎有人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但是如果有人对别人的观看不满，那么他自然怀疑那个人不正常。
中国人和外国人最大的区别，就表现在如何对待病人上。对西方人来说，睡觉需要安静，生病的时候更需要安静。不管他平时是否有这样的要求，他病了就有权要求不受打扰。当然，为了确保尽快治好病，朋友、医生、护士也会全力配合的。如果病人的病已经无药可救，那么他所处的环境，会更加的安宁。
对中国人来说，某人生病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某人得病的消息一传开，四面八方的干扰接踵而来，病情越严重，干扰也会越多。在这个时候，没人想到需要安静，也没人要求安静。探视病人的客人来来往往，热闹地迎送、招待；亲人担心病人不久会死去，在病房里痛哭不止；甚至请来和尚、尼姑或者驱鬼的巫师来大闹一场。
这些场面，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还不如死了的好。“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她。”法国夫人对探视者说的这句话，西方人都抱有同感。但是在中国，人们决不会有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担忧和焦虑笼罩着所有的人，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外界的压迫，而且还要深重得多。中国的许多地方，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有相当比例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纯粹是靠天吃饭，雨水减少带来的干旱，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挨饿；雨水增加引发的洪水，会毫不留情地冲毁他们的家园。如果惹上了官司，即使他是完全清白的，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
对西方人来说，等待一场必定会出现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但是中国人面对灾难，会“眼睁睁地去忍受”，这也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成百上万的百姓，在灾荒年月默默地死于饥饿，亲眼目睹这些的人，会更能理解其中的含义。西方人很难真正了解、懂得中国人，就像中国人很难正确理解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一样。
中国人一直是一个谜，不管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都是如此。除非我们心中深信这些人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的，否则我们更加无法理解他们。我们不想盲目地猜测这种说法对这一民族未来的影响与我们民族有什么关系——这一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巨大，但是，我们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谁能更适应呢？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道疲倦又不焦不躁的中国人呢？
《中国人的气质》轻视外族（1）
生平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想象，这个商业中心与欧洲已经有360年的贸易史。我们不能毫无理由地认为，西方人在与中国人贸易往来的三百多年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行为举止，但是不管外国人来到中国怀有何种目的，中国人都把他们看作是“野蛮人”来对待，就像古希腊人对待非希腊人一样。
直至1860年，在某个条约的条文中，才明确规定，不允许使用“野蛮人”这个词。在这之前，即使是在官方文件中，外国人也是用“野蛮人”来指代的。
谈到中国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习惯了周围民族的巴结奉承，尽管这些奉承只是些花言巧语。在长期的接触中，中国人发现，只要对这些外族人稍加哄骗和威胁，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无疑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以为自己处于无比尊贵、优越的地位，直到北京被占领，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从那事至今虽然只过了三十多年，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对于外国的文明和外国人的存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尽管如此，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不需要太多广泛、细致的了解，都会发现这个事实，即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没有了轻视，但得到的也不是尊敬，官方的、非官方的人们心里想的、表现出来的，都带着一种恩赐。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
我们的服装，是中国人最感奇怪的地方，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