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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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被拒绝，并被要求立即回到他的岗位上，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一些长篇的编年史作为材料披露出来，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一位被指控的高官被认为只是犯了一些小过失、没有罪过，是起诉人的力量不够，还是被指控的官员真没做过那样的事？种种这些，谁能说得清楚呢？
仔细阅读过北京《邸报》上文章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都能够比较正确地理解其中的言外之意，这也是最能了解中国的一种途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外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人，还是一种据其言解其意的方法，岂不知这样会遗漏很多的方面，不得不对此表示担忧。
《中国人的气质》顺而不从（1）
我们雇用的中国佣人，让我们对中国人有了最初的了解。虽然我们对他们总是不满意，但是他们确实是我们了解中国人特性的第一任老师。居住的时间越长，和中国人的接触也日益广泛，但我们与佣人相处时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因为佣人只代表部分个体而推翻，反而得到更加广泛的确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顺而不从，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矛盾，但也最能反映中国人的一种特性。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在雇用的佣人中，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厨师，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左右着全家的安宁。新到任的厨师，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对女主人的要求唯命是从，对家里的规矩也真诚地赞同。
女主人还不放心，特意告诫他，不要像前任厨师那样将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烤箱，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不按要求做，那是不能容忍的。对此，新厨师表示，无论有什么缺点，他都会改正，不会固执的。
女主人还告诉他，厨房是很讲究卫生的地方，不允许狗进来、不允许抽烟也不允许闲杂的人进出。他的回答令人愉快，他不喜欢狗，也不抽烟，是一个外地人，在城里只有几个朋友，都是正经人。
之后，他上任了，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没过几天，这个厨师把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了烤箱；数不清的人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许多人还带着狗；厨房里烟雾缭绕，终日不散。
女主人找他谈话，厨师自己承认，面包做得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揉面不够好，在那方面他是很讲究的；那些陌生人是他的“哥们”，但他们都没有狗，而且都走了，不会再来了（事实上，第二天他们又出现了）；他们都没有人会抽烟，烟味肯定是从隔壁传过来的。这个厨师自认为是一个明事理的人，而且他没有做错，也不需要改变，他也就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了。
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给苦力一把崭新的、锋利的外国镰刀，让他用来割草，他微笑着答应了。但干活的时候，在他手中的仍是一把中国镰刀，那种大概有4英寸的旧铁片加上一个短柄做成的。他的行动好像在说：“还是旧的好用。”
给洗衣工一台外国的洗衣机，洗衣服不仅省时省力省肥皂，而且洗得更干净；再加上一台用来绞衣机，不费力又不损坏衣服的纤维。但是，洗衣工仍然像往常一样搓洗和拧衣服，电器都成了“有用的废品”摆在一边。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只能是随时督促、纠正他们。
围墙坏了，让园丁用手头的砖坯把破损的地方修好，他答应了。但是等你再看到的时候，发现坏的地方插满了树枝，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更好一些，并给你讲了很多的好处。
傍晚，把一包重要的邮件交给送信人，让他第二天早晨就出发，把邮件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但是隔天下午你又看到了他，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要洗袜子，休息一天！
雇了一个车夫，告诉他走那条路，按常理来说其他人都会这么走，他同意了。可是，他却带你走另一条路，他解释说，听过路人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车夫，他们只相信自己，根本不相信我们的判断。
这样的现象，也经常出现在外国人开的诊所和医院里。医生给病人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开了药。医生反复叮嘱拿到药病人什么时间吃，吃多少，千万不要弄错等等。病人也生怕忘了这些规定，再三询问，总算弄清楚了。可是一到家就全忘了，他认为药效是和药量成正比的，吃的多好的也快，一下把两天的药都吃了下去。给病人贴一片膏药，告诉他几天之内不要去动它。可是病人怕膏药长到皮肤上下不来，那样就像长了硬壳的“乌龟”一样了，所以他随时揭掉膏药查看。
在一个诊所里，主治医生有着各种医学头衔，而且经验丰富。而他的助手可能一字不识，也不知道药品的名称和病的症状。但是，对病人来说，助手的看法和医生的同样重要。甚至看门的人或苦力的一句话，都可以使病人忘记医生的嘱咐，采纳他们的意见，这种做法可能愚蠢而且致命。这种事情有着丰富的实例，不得不让人皱眉头。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都是外国人遇到的例子，因为中国人的这种顺而不从，影响到了我们最实际的利益。但是，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中国的人际关系，就会发现“口是心非”的现象随处可见。
中国的佣人对待主人都是一样的，顺从而且极力讨好，作为佣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能自行其事的，或者是因为中国的主人不要求他们惟命是从吧。这和外国不一样，外国的雇主要求雇员要切实地按要求做，不然雇主就会请他走人。
我的一位朋友住在中国，他有一大群的佣人，经常让他陷入两难，他们极其忠诚又极其固执——是既难得又让人讨厌的人，谈起这些奇怪的“家伙”，他不知道该炒他们的鱿鱼，还是给他们加薪！
中国的雇主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因为他知道他的指令可能会被撂在一边，在思想上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像做生意留一些备用金似的，或者像机械学说的留些空隙减少摩擦一样。
中国的官员相互之间以及与上司之间，也或多或少有类似无视命令的现象。违反上级的命令，不外乎下面几个原因：自己比较懒，为了朋友，为了金钱。一个地方官，让他的佣人用水车到几里外的河里运水，因为他居住的地方的水有咸味。佣人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听从命令，而是到附近有甜水的村子里取的水，很快将水就运回来了，而且少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即使这位官员知道他的佣人没有按照自己的命令去做，但只要有好水喝，他也就不多追究了，这应了中国的那句话：“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中国人天生文弱，生怕得罪人，生怕出乱子，正因如此，如果有违反命令的行为，即使有500人知道内情，也不会有人去报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表面上顺从，实际行为却相反：主人要求佣人把水池里的水用东西装起来，以后再用，他却把水全部倒进了井里。
雷尼博士也说到一件事：在厦门任职的某官员，为了让别人难以读懂公文，就把公文分成两部分，把后面的放到了前面。这种做法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的大臣似乎并不想让外国人满意。
执法犯法，也是很常见的行为。比如说，某个罪犯被判戴两个月的木枷，只有晚上才准卸下来。但是，他只要在“最关键的人”身上花点儿钱，那么命令就打折扣了，在地方官进出衙门时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就可以了，而其他的时间，就任他自由活动。地方官知道他的判决书一下，它就不被当一回事了，下面的人也不会去认真执行，所以他会记得将刑期延长一倍，也懒得去管违背命令的事情了。
对于中国各部门官员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国人经常看到类似的事情：上级命令下级去检查某个步骤的执行情况，隔段时间回报说，进展良好。事实上，他根本就什么都没做。在许多情况下，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如果上面不断施压，而且命令很急迫，那么这个下级就会把这种压力转嫁给更下一级的官员，当然，上级的责骂也不会自己留下，直到“风头”过去，然后，一切照常。这就是所谓的“革新”，而这种“革新”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禁止鸦片销售和种植，一会儿严一会儿松，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人的气质》顺而不从（2）
我们用“顺”去形容中国人的“固执”、“不从”，很多人可能认为很不恰当。但是，比起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中国人的固执就不算什么了。事实上，我们说他们“顺”，是因为他们骡子一样的“倔强”中，有着一种依顺的特质，而这恰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所不具备的。
中国人有“顺”的天性，可以从他们能够很有风度地接受别人的指责上得到说明。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没有这种本事，甚至见都没见过。当你指出他的缺点时，中国人会很有耐心地、专心地、诚心地听着，并不住地点头赞同你的看法：“对，你说的没错。”
也许，他会感谢你，因为你的善待、你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的缺点，并向你保证，他会立刻彻底地改正这些错误，永远都不再犯。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承诺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他不会去改正的，事情估计也到此结束。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要求他们做的，也只不过就是这些而已，并没有真的指望他们能去兑现承诺。
用竹子来形容中国人，最为准确，简直是一矢中的。竹子的中间是空的，也就塑造了它柔顺的特性。东风吹来，它朝西弯，西风吹来，它朝东弯，没有风的时候，它就高雅地挺立在那里。
人的头发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柔顺，它可以拉到一定的长度，但是一旦失去拉力，它就会立刻缩回去。头发只会按照自己的重量倒向任何方向，别人很难去改变。一缕极不易梳理的头发，人们俗称它为“牛舐过的”，因为它的存在，其他的头发就不得不顺着它生长的方向梳理。
如果我们把地球看成是一个人的头，各个民族看作是头发，无疑，中华民族就是那缕牛舐过的头发，可梳、可剪、可剃，但仍然与以前一样，生长的方向不可改变。
《中国人的气质》思绪含混（1）
“思绪含混”意思是思路不清楚、模糊，虽然把它说成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但并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才这样，或者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整个中华民族，智力并不低下，也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他们完全有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也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时常出现思绪含混，类似于法律上说的“事前从犯”的错误。
很多人都知道，汉语的名词没有“性别”，也没有“格”的变化。形容词没有比较级。动词也没有“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在很多时候，它们是可以通用的。我们并不是说汉语不能很好地交流和清楚表达人类的思想（尽管这么说也有道理），而是认为这种语言结构，常常会导致“思绪含混”，就像夏天的炎热容易引起午睡一样自然。
和中国人，尤其是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交谈，要想弄清楚他说的意思，是非常困难的。有时，他的话全是宾词，而且很复杂地编排在一起，让听的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着边际。
说话的人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外国听众能否理解他说的话的意思，他只是武断地认为，有没有主格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人也能明白。大多数中国人讲的话，如果让很有经验的专业猜测家补上主语或谓语，就会发现有很多歧义，并不能表达其真正的意思。
中国人在说话时，省略掉的，往往是整句话中最关键的词，让人找不到任何头绪。在他们谈论话题的主语发生改变时，也没有任何的提示，例如在态度、音调或相关的细节上。
我们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事，在说话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他不是在说自己了，而是在说道光年间他的祖父，至于他怎么会说到那里，又怎么再说回来，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个难解的谜。没有预先的提示，从一个主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跳到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在中国人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就像一个人的视线放在窗户上的小虫身上，同时也会看到远处山坡上的牛群一样。
这是一个事实，即中国人讲话没有时间、地点变化的标志，这主要是因为汉语中没有时态；同时，他们的思绪也时常含混不清。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你对他们的谈话内容很感兴趣的话，就要像一位居住在边远地区的猎人一样，用斧子在没有路的森林里“开出”一条路来，你可以采取一系列提问的方式，“你说的这个人是谁？”“你说的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个人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呢？”每一个问题，可能都会引来你的中国朋友困惑或恳求的表情，似乎在怀疑你没有大脑。但无论如何，只有这样不断地追问，才能像阿利蒂纳带人们走出迷宫一样，知道事情的真相。
问一个中国人问题，如果他没有受过教育的话，那么只会令他惊讶。他没有心理准备，不懂也不想懂你的想法。对于你的问题和想法，他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适应，以便进入新的状态。他的头脑就像架在已经腐朽炮架上那门生了锈的炮，瞄准前先要花费精力调整方向，而最终还是打不响。
比如说，你问他：“你多大了？”他会很茫然地看着你：“你在问我吗？”你说：“是的，我是在问你。”确定了你真的在问他，又问：“是问多大岁数了吗？”你点头：“是的，是问多大岁数了。”他再一次调整注意点，又确认道：“是问我有多大岁数了吗？”你说：“没错，是问你多大岁数了。”直到这时，他的炮才正常运转，对准了目标，告诉你：“58！”
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是中国人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譬如，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在面包里为什么不放些盐？”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在面包里从来不放盐。”“你们的冷冻食品都很好吃，为什么冬天就吃不到了呢？”“没错，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
有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的缘由的人是快乐的。”但是，如果他曾居住在中国，他的格言可能就会变成：“试图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在自寻烦恼。”
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就是，不能把别人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件事情告诉B，再转告给C，这是在中国最不容易做好的事，或者相关的人没有把消息传下去，或者传到C时，事情已是面目全非。如果把三个环节比作一台机器上的三个齿轮，要想让它们相互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就像一根直棍插入水中，折射出来的样子肯定是扭曲的一样，即使是有相当理解力的人，让他们完全转达一个想法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还有很多奇特的现象，只要你善于观察就会发现。你看到一个人有了反常行为，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