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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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态度是，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巨大的障碍必定会出现在真正的、长期的改革前，许多了解到这一点的人，都持有这种悲观的论调。他们认为，就像给木乃伊注入活力使其复活一样，对庞大的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是毫无希望的。但是，如果我们前面的论述没能阐明这一点，那么在这里做任何进一步的阐述都不足以说明这一点。　　　　
　　　　还有人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改革，而且也可能成功。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这方面，也有几种观点。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自我革新？中国当然应该自我革新！这是认为中国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中国政治家的观点。最近，北京《邸报》的一份奏折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写奏折的官员抱怨内地某省的百姓骚乱不安，并说他已经派出一批得力人员奔赴各地，向百姓宣讲康熙皇帝的《神训广谕》，希望借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教化百姓，移风易俗。这种宣讲道德箴言（对基督教传道的原始模仿）在改良人的道德品行方面，虽然毫无结果，但是仍不失为一种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方法。当这次教化失败后，人们只能像过去那样，再次进行同样的努力，而没有别的办法。　　　　
　　　　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只修改了具体的细节，并没有改善结果，因此，它必定失败，其收效肯定为零。这一点，可以由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寓言，即本身能说会道，但腿却是石头的老人的寓言得到详尽的证实。　　　　
　　　　格言不起作用，于是，人们便寄希望于楷模。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再次提出，是想指出为什么最好的榜样总是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将这种动力普及到更多的人那里。例如，山西省前任巡抚张之洞，据说，他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官吏吸食鸦片，并禁止百姓种植鸦片。但是他的下属中有几个能真正配合支持他的决定呢？没有这种配合，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所依赖的中国人不支持他的改革，那他就不得不承认，他没有能力在中国问题上做任何事。同样，无论职位多高的中国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只能束手无策。最多也就是在确定目标后，着手处理面前的问题（只是表面的）。这种情形就像一只待在阁楼上的猫，要清除阁楼上的老鼠，这位官员一旦调走，几乎还没等他完全走开，老鼠就又各就各位，一切恢复原样了。　　　　
　　　　中国的政治家应该抱有亲自改革自己祖国的理想，这不仅是可信的，也是极自然的，因为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一位精明的不列颠官员，如果了解“东方人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观”（席勒说，即使是上帝，对这种极端的愚蠢，也毫无办法。），并且知道长期“改革”可能要涉及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早应该准确地预测到结果了。　　　　
　　　　巴伯先生在谈及中国西南开采铜矿暴露出来的弊病时说：“在铜矿还没有完全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平等对待劳力，必须修公路，必须改善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一句话，中国的开化，必须有外来动力的支援，否则，就是用一千年的时间也无法完成这一工程。”　　　　
　　　　想要改革中国，但不想“借助外力”，就像在大海上造船，难以驾驭的海水和海风会使这一切无法实现。机械学中有一条原理：来源于并且终止于机器内部的力，是不能使机器前进的。　　　　
　　　　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北运河上，有一个拐弯的河道。游客可以在那儿看到岸边半个破败的庙宇，它的另一半已经被大水冲走了。剩下的半边庙宇靠水的一边是一道精心修筑的栅栏，由一捆捆拴在桩上的芦苇组成。神像暴露在外面，任凭风吹日晒，河床中积满了淤泥，周围的田野没有任何阻拦洪水的设施，一幅荒凉破败的景象。中国有句古语，说：“朽木不可雕。”因此，老树要想发新芽，就必须把腐朽的枝节全部砍掉。中国的改革也是一样道理，是不可能从内部改革成功的。


《中国人的气质》中国的现实与时务（3）

　　　　前不久，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可以让中国通过加入“联盟”而获得新生。事实上，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这种希望有机会成功。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北京派驻代表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了，他们的存在到底给苦难的中国带来多少有益的影响呢？更令人悲哀的是，大国间的关系，严格说来对中国并不是很有利。中国人的观察力是很敏锐的，西方人又如何才能使中国人相信，它们帮助中国发展的动机，比中国人自己改革的动机更高尚呢？现在，中国本身就正在成为一股“力量”，它正忙于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好从中牟利。而并没有想到，其他国家不是在进行道德教化，而是在谋划如何“掠夺”它。因此，通过外交途径是无法使中国改革成功的。　　　　
　　　　也有人认为，不仅需要加入国际大家庭，中国还需要有自由交流、自由贸易，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需要人们彼此关爱，情同手足。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就是提倡商业主义。更多的进出口，更低的关税，取消通行税等商业措施的实施，可以满足中国改革的需要。这些呼声也许没有我们二三十年前听到的高，那时，中国人虽然还没有学会“自由交流”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但他们的商业贸易已经渗透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中国商品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从西方进口的货物，不是早就听说中国的茶和草缏质量不合格吗？　　　　
　　　　作为文明的辅助手段，商业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商业本身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亚当·斯密将人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随便哪两条狗都不知道交换骨头。但是，假设它们懂得交换，并且狗群在一个大城市里建立了一个骨头交易市场，这又会对狗的特性产生什么样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那些伟大的商业国家，并不是最好的国家，相反，往往是最差的。它们的现代继承者的情形，与当初完全不同。当然，这有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贸易。有句话说得很贴切：商业如同基督教，目标广大无边，但商业又像雨后彩虹，总弯向金色的一边。　　　　
　　　　看看非洲大陆，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当地猖獗的酒类走私和奴隶贸易，哪一种不是由基督教国家带去的？这些无法形容的灾难，难道不能说明，商业并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革新吗？　　　　
　　　　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发展开出的“药方”要比上面的内容丰富得多。在他们看来，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需要西方的科学，需要梅杜斯先生所说的“物质文明”。中国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当它进入文明社会数百年之后了，我们的祖先还在丛林中寻找食物，中国人试着烹好过地球上所有可以吃的东西，这样的文明又怎样进行改革呢？文化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它是自私的。就像在中国，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化，就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对这一现象不加以控制的话，谁能保证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呢？　　　　
　　　　毫无疑问，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中国需要各种科学来开发它们潜在的资源。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点认识会更加清楚。但是中国的道德状况，就一定能够通过掌握科学就得到改善吗？怎么才能实现这一过程呢？与现代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学科是化学，但是，在中国广泛传播化学知识就能使中国人获得新生吗？难道就不会有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吗？按照中国人的现有性格，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化学药品也没能加以控制，人们能指望过上安全的日子吗？　　　　
　　　　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是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有人认为，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它的全部需要。他们觉得，美好的新中国的明显标志，就是连接各个城市的铁路、内陆河上的汽船航运、完备的邮电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讯中枢的电话与电报。　　　　
　　　　或许这就是张之洞在呈递修铁路的奏折时，脑子里还未成型的想法。在奏折里，他断言铁路将会消除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比如水手的偷盗行为”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到底能否消除道德上的邪恶呢？雇员、老板的诚实就可以通过铁路来得到保证吗？难道我们没有读过《伊利城之章》吗？书中整段的国际铁路被盗走，股东们束手无策，找不到“该负责的人”。物质文明究竟是自己发展起来的，还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经过长期协调，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呢？将投票箱引入中国，就能使中国建立共和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吗？如果中国没有创造出西方那样的条件，它就不能获得同样的结果，即不可能发展更多的物质文明。这些条件是关于道德的，而不是物质的。　　　　
　　　　中国人为什么不在内地城市设立“租界”，学习香港、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经验呢？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变革发生，他们不能忍受“租界”的设立。在过去的近三分之一世纪里，中国人亲眼看到了中国海关实行正规管理的成效，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肯在其他地方实行同样的管理方法呢？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道德上，他们对抽税这样的纳税方法难以接受。英国目前的水平也是他们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人格与良心的斗争才实现的。不可能像克虏伯大炮架起来就可以发射一样，中国人是无法立即接受这些，并实行这一切的。　　　　
　　　　就像裘力斯·凯撒在不列颠登陆或威廉大帝入侵的历史一样，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培养人格和良心的动力诞生于基督教，这一事实确凿无疑。并且，它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基督教在人们心中扎下根，它们也会变得日益枝叶繁茂。　　　　
　　　　让我们听一下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歇尔·阿诺德的话吧：“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如同以色列是正义的旗手一样，希腊是艺术与科学的旗手。现在，世界上不能没有艺术与科学。伟大的希腊人是那样热衷于艺术与科学，致使品行反倒成了普通的家常事。因不注重品行，辉煌的希腊在地球上消失了，毕竟人类还是需要品行、沉静、人格……同时，它也成功地向世人启示，即使在知识受到高度尊重，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的今天，支配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希腊人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犹太人非凡的正义。”　　　　
　　　　想要使中国革新，就必须从根源上寻找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原因。要使其人格净化，就必须在实践中推崇做人的良心，而不能像日本天皇家族那样，整日被囚禁在宫里。正如现代哲学的一位领导者所说的：“铅的本能炼不出金的品行。”公正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东西，中国人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灵魂、全新的家庭、全新的社会。


《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1）

　　　　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和气度，这就是一种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体现。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都是由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构成的，看似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与其他的国家或民族比起来，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个国家或民族，有许多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所独有的特征。　　　　
　　　　当然，中国人也不例外，也有其自己的民族性，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文弱和保守。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的文弱保守性，早已广为人知，现在加以系统地提出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说。　　　　
　　　　纵观历史，以事实为基础，中国人的这一民族特征，展现得更加清楚明了。　　　　
　　　　热爱和平（上）　　　　
　　　　中国人爱好和平，反对武力，这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恰是中国人文弱的表现。这种品格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下面几点找到答案。　　　　
　　　　一、中国人在本质上就有文弱性。　　　　
　　　　二、各朝各代的封建统治思想里，大都是主张和平和睦的。　　　　
　　　　首先从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和其弟子子贡的一段谈话来分析。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列出了三个条件，即：足食、足兵、民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财政、军备和人们的信用。子贡又问：如果在这三者当中非得去掉一个时，能去除什么？孔子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军备。子贡追问：若只能留下一个，那财政和信用应当怎样取舍呢？孔子略加思索回答说：去财政。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用第一，财政其次，军备后之，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讲信用，没有信用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但是孔子并不是轻视军备，他自己曾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他并非强调文弱，只是相比之下得出信用第一的结论。　　　　
　　　　但是孟子等人的思想就向文弱靠近了，不仅主张“仁者无敌”，还讲“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加注释），在他们的观点里，认为“武器无用”，曾处处流露着若施仁义，军备就不值一提的信念。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家大多有轻视军备的倾向，这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如此，相对在孔子前后出现的老子、墨子等人极端的和平思想，儒家学说在轻视军备这点上弊端还是较少的。老子“不争”和墨子“兼爱”的主张，都认为军备无用、战争停止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学派的追随者众多，受到这种学说影响的中国人不在少数，盛行厌恶战争的情绪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中国人长于利害算计，很早就明白：小到纠纷，大到战争，这些事不但伴随着风险，而且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由此也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尽量避免纠纷和战争。　　　　
　　　　事实也不尽如此，中国塞外的少数民族就曾打破过这种习惯，且不论其得失，功难补劳却是一种遗憾。对于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而言，以利禄怀柔北狄，消弭侵犯北方边境的势力，不与之开战的政策才是利益所在。　　　　
　　　　可是在这之前的中国人却未必有这样怯懦，尤其是在汉代，竟有“胡兵五而当汉兵一”的说法，兵力的强弱可见一斑。在《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也记载着许多豪杰式的人物：荆轲、聂政、傅介子、段会宗、陈汤、班超等。可是由于算计主义、妥协主义在后世历代的积聚，渐渐消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骨气，最终造就了今天怯懦的中国人。　　　　
　　　　提起中国人的文弱，简要来说，就是作为一个个体，很少以暴力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团体，也不喜欢诉诸战争。中国人所谓的争斗，多是指口头上的争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或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爱争斗的民族之一。在中国的学校、政府机关等群集的场所，一定有“禁止喧哗”的警告牌。其实，中国人做的只是口头上的争斗喧哗，决不会使用武力。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尤其是在北方的时候，从未见过中国人在一处扭打的场面。即使是非常激烈的争吵，也决不动手。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