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女生-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辑 课内课外我的同性恋朋友理查德（10）
十九
那年的五月份，我终于从耶鲁毕业了。理查德给我的毕业礼物是一张J。 Crew服装店的礼券，贺卡上用他一贯的方方正正的笔迹写着：“给格蕾塔，我美丽时髦的‘水果蝇’。你是最棒的！”“水果蝇”（fruitfly）是男同性恋者们用来称呼他们亲密女伴的一句俚语。
我给他买了一副银色的相框，里面镶着一副在两年前的夏天，我们两人一起在格兰特基金会工作时的合影。
“那时我们真是形影不离，我们的学生都以为我们是一对。”我看着照片，非常感慨。
“他们一直到最后都不知道我是同性恋。”理查德说。
“你还记得一开始，我们刚认识时，你不喜欢我吗？”
“当然记得！我当时觉得你特别高傲，谁都不理。”
“还记得我们一起在办公室粉刷房屋？”
“记得。还有那个夏天我们在星巴克喝的几千杯咖啡。”
“还有那次倒霉的露营。”
“还有你给我推荐的粉底。”
“还有我们两人所有的节食计划。”
静了一会儿，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友谊比‘威尔和格蕾丝’的还要默契。”
“确实如此。”
“但愿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保持联系。”
“天啊！你不在了，我的秘密向谁倾诉呢？”
“不要紧，还有你的心理医生呢。”我赶紧安慰他。
我们都笑起来。
“真害怕我一辈子都将找不到理想的伴侣，一辈子都得和我的心理医生做伴。”理查德哀叹。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顾虑。人说女性受教育越高越难找到对象。我刚刚拿到耶鲁的学位，可能已经把我潜在的对象人选减少了百分之五十。而我可是准备拿博士的！”
“这样吧，”理查德想了想说：”让我们约定，如果我们40岁还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伴侣的话，就和对方结婚。”
“怎么，那时你就准备放弃做同性恋了？”
“啊不，我们还是可以有各自的私生活，各自的男朋友，但我们至少可以互相做个伴，不那么孤独，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有事互相商量，一起去健身房，美容室，我们还可以度假。甚至可以一起领养几个孩子。”
这真是典型的理查德式的建议！可是这样的理想也不是没有它的吸引力的。
我想了想，笑起来：”好，一言为定！”
我们伸出小指，郑重其事地拉钩。
后记
我最后一次见理查德是在我毕业后半年左右。我获得了德国波茨坦大学一份为期一年的教职，德国放寒假，我回母校来看望我还在这里读博士的男友。回来当天晚上，我就给理查德打电话，约他去“印度支那”餐馆吃饭。
理查德即将毕业，刚刚拿到他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还在等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消息。“我估计哈佛大学不太可能，但是哥大嘛，还有希望。不管怎么样，我想我明年肯定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也在纽约曼哈顿。
理查德今年一个人住，有一间很大很舒适的宿舍。他新养了一只小花猫，是从附近的动物收养所抱回来的，只有几个月大，好玩得不得了。白天它在理查德的屋里四处游走，晚上就在理查德的壁橱里睡觉。
“因为你不在了，我的心理医生建议我养一只宠物来解闷。”理查德说。
“你的猫居然也‘躲在壁橱里’！”我忍不住开玩笑。
理查德还没有给小猫取名字。他问我有没有好主意，我略一想，建议叫小猫“线手套”。这个词在英语中与“小猫”压韵，而且听起来十分可爱，理查德很喜欢，以后，“线手套”就正式成为小猫的名字。
理查德还是偶尔在网上转，但因为最后一年压力很大，他不再那么经常去聊天室，不过经常还是有谁谁是秘密的同性恋者的消息告诉我。最近的一次跌破眼镜，是他在网上发现我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位已婚的生物学教授，原来是同性恋者。连理查德自己都承认，他没有想到身边的这么多人原来都有与他一样的问题。
“原来我一直以为我是唯一一个有这种烦恼的人，因此特别苦闷，因为感到不可能有人理解我，现在我感觉不那么孤独了。”他写电子邮件时告诉我。他还告诉我，他准备和一个耶鲁的朋友一起去泰国旅游。这位朋友自己不是同性恋，也知道理查德是同性恋者，但是并不在意。
“你可小心一点，别爱上他。”我写信去警告他。
“我希望不会，”他回信说。
关上电脑，我隔着大洋默默祝福理查德。我知道，对于他的种种烦恼和问题，没有神速的解决方法。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在努力摸索自己的道路，找到自己的平静。
第一辑 课内课外美国保守派精英如何锻炼成长
大学毕业一年多之后的一天，一阵心血来潮，我在网上搜索了几个原来在大学里认识的同学的名字，想看看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真得感谢万维网的发明，使我满足这种带点“偷窥”成分的好奇心轻而易举。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发现我以前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个女孩，现在竟然已经当上了美国著名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副编辑，每月在杂志上发两篇时事评论，有时还来一两篇影评、乐评，写得还真头头是道。吃惊之余，不禁有些惭愧，又有些感慨——看来耶鲁的保守党真不一般。
我这么想是有原因的。最近，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以前属于耶鲁保守党的学生们现在去向的消息。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在政府任职，职务都并非无足轻重的小办事员，而是在那种参与上层决策的机构中积累经验，比如在小布什成立的“总统生物伦理顾问小组”中任助理，或是在共和党的重要的学术机构或智囊团里担任研究员，等等。这些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在履历表上已经有如此拿得出手的经历，相当不错了。
还有一个保守党的男生毕业之后跑到欧洲去，先后为欧洲共同体的好几个组织作研究和调查，最后进了柏林的“政治科学基金会”——欧洲最大的智囊团。与他谈起来，他说他最喜欢在欧洲的最后这项工作——每天专门关注白宫的动态，阅读布什的种种讲话，然后向他的德国上司作总结和解说。
美国在政治方面比西欧要保守得多，美国自由派的主张，拿到欧洲去只能算是温和派，所以像我这位同学一些极为保守的主张和观点，他那个智囊团里的同事们简直闻所未闻――当然并不是真的“未闻”，而是“未”亲耳“闻”，只在报纸上读过。他的这些同事一直以为只有智力低下、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或是“如小布什那样愚蠢”的美国人才会有这种在欧洲人看来很“落后”“不开化”的保守观点，比如支持死刑啊，或是反对堕胎权啊，或是赞成用武力制服巴勒斯坦啊，等等。在这些欧洲人的印象里，持这种观点的美国人都一个个肥头大耳、说着有南方或是中西部口音的难听英语、不会任何外语、对外国的概念好像也都十分模糊、一口一个上帝、发表政治观点一定要以“上帝保佑美国”作为结束语——好像只有这种人才会拥护共和党。
结果现在突然一个教育良好、风度翩翩、从名牌大学毕业、说着流利德语、能说会道的无神论保守派走到他们身边，与他们对保守派们一向的印象大相径庭，这使他们很惊讶，也很感兴趣。那位男生告诉我，作为那个基金会唯一的一个保守派美国人，他在他的办公机构中简直成了一个“活宝”。几乎每天都有人跑到他的办公室里找他聊天、辩论，要不就是语重心长地开导他，大有劝他改邪归正的架势。而这位朋友呢，正巧也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所以对于这种辩论他来者不拒，甚至还挺乐在其中。用他的话说，这是宣传美国政策和自己理念的一个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这位朋友已经结束了他在德国的工作，回到美国来上法学院，并准备拿一个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他的理想是从政，我相信，他在美国政坛是前途光明的。
我在这里反复说的“保守党”，其实就是耶鲁的一个学生组织，里面的成员都是那些政治信念比较保守的大学生们。耶鲁有一个庞大的学生组织叫做“耶鲁政治协会”（Yale Political Union），旗下有许多党派，保守党就是其中之一。“耶鲁政协”每周活动一次，有时是邀请名人来校讲话，有时是自己的各党派就某个问题辩论。在协会的顶峰时期，据说会员有几千名学生，是耶鲁最大的学生组织。现在好像没有巅峰时期那样受欢迎，不过也有成员好几百名。
保守党除了参加“政协”的活动之外，自己党内也每周组织一次活动，一般是在哪个住宿学院的活动室，把成员都召集起来就某个相对抽象的政治或哲学问题辩论一番，比如“死刑是否违反宪法”，比如“是否应该严惩阿富汗”之类的问题。
美国的大学一向有“自由开放”和“亲左”的名声，在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美国的大学被称为是“极左主义的堡垒”，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耶鲁也不例外。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小布什在耶鲁所在的几个选区的得票，别说比不过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了，竟然比独立党的纳德尔（Ralph Nader）都少，在自己的母校如此不受人欢迎，这对他来说一定也是挺难堪的。后来我与父母的《三双眼看耶鲁毕业典礼》（《世界周刊》2001年发表）也写到他来领取耶鲁荣誉博士时遭到的盛大抗议。
可是，耶鲁保守派的学生虽然在人数上寡不敌众，但是他们在表现上比自由派的学生们要活跃得多、能量大得多。每到校报上争论什么问题，或是校方对于政策问题邀请学生们提意见，或是耶鲁邀请某个著名人物前来演讲时学生们提问的时候，保守派总是能出点小风头，他们的声音总是一点不比自由派的小。这是不是因为自由派学生们觉得自己反正占大多数，所以养成了一种消极的态度，反而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而保守派学生们，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在校园里是少数，是不被周围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所以在制造舆论方面比自由派们要努力得多？
我本人不是保守派，却有好几个在保守党中十分活跃的朋友们，因此对他们的组织也挺熟悉。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一个个都像我在德国的那位男同学一样，伶牙俐齿、能言善辩。他们在校报上或是自己办的学生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的写得真是十分精彩，观点新颖，文笔流畅、逻辑严密，让我不得不佩服。
这大概也是“少数党”的好处：那些典型自由派的观点，比如“应该救济穷人”之类，正因为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反而成了“陈词滥调”，引不起任何关注。这时候，如果有人突然写一篇“真的应该救济穷人吗？”的文章，反而显得标新立异，让人眼前一亮。所谓“有挑战才有进步”这一说，在这里得到了验证。保守派的学生们在耶鲁这种“逆境”中锻炼，不断完善自己的理念，巩固自己信仰的理论基础，一旦走出校园，他们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引”那些希望不断吸收和培养新的保守派精英组织的头头脑脑们“注目”，欣喜后继有人。
上面说到的那个当上了《国家评论》副编辑的女生，在校园里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一头红发，永远穿着端庄文雅的毛衣和过膝长裙（耶鲁的保守派们在衣着打扮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十分成年化：男生一律西服革履，女生一律毛衣长裙。小背心短裤这种典型年轻人的打扮在他们中间是很难看到的。这大概是他们的又一种标新立异吧？）除了在各种小报小刊上写文章，宣传她的保守派理念之外，她还是个小提琴手，在大学二年级时成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四重奏小组，非常出风头。所以，现在她的职位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
想到这一切，我突然意识到，人们常说“长春藤大学培养美国的精英”，大概就是像她这类的人物吧？真的，这些耶鲁保守党的同学们以后在共和党中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中间就是出个美国总统我也不会惊讶。
第一辑 课内课外发愁真能愁死人
耶鲁大学医院是一栋看上去十分刻板的巨大建筑，整整齐齐的长方体，阴郁的茶色玻璃窗户，与那条街上其他小屋古朴清秀的风格很不相称。
每天从那里走过，都不由得想起我还是本科生时，在这所医院里的种种经历。我对这所医院算是熟悉的，除了一年一度体检外，平时有个什么伤风感冒牙疼喉痛，都会跑到这里来向护士要药。另外每年秋天也会到这里来排队打预防针，希望冬天不会再得流感——可是年年还是照得不误，真不知道这些预防针到底有什么用？然而到了下一年还是不敢不打。
不过，我到这所医院里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来看心理医生。从大三到大四，我来这里拜访心理医生，至少也有几十次。这所医院的心理科叫“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让我听起来怪不舒服：每次听到这个名字，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拿着一块纱布在拼命地“擦洗”我的思想和灵魂。跟朋友说起这个印象，他们都笑着说也有同感。据说，现在耶鲁医院已经把名字改了。
“心理卫生”科在医院二楼，永远静悄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走路不会发出任何声音，长廊两边摆了一排椅子，候诊的学生们一般都会低着头翻看杂志，大家尽量不坐在一起，也很少有人交谈。医生不时从里屋走出来，把病人迎进去。在这里，我时不时地遇见我平时依稀认识的人，同上大课的某个同学，或是助教。我们一般不会打招呼，装作没认出对方，擦身而过。只是我会略微惊讶，脑海中闪过好奇的念头：“他为什么来……？”
在德国教书时，我对我的学生们偶然提起我曾看过心理医生，他们都大惊失色，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我：“可是，我看你好像很健康正常啊？怎么会心理上有问题？”在德国，人们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除非是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我向我的学生们解释，去看心理医生，在耶鲁学生中间是相当普遍的，并不一定是有什么严重的精神病，有时候或许只是有些疑难或者问题需要找个人倾诉一番，或是让某个局外人来帮你分析一下。学校反正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何乐而不为呢？耶鲁《每日新闻报》上披露，在耶鲁约有三分之一学生至少去医院看过一次心理医生，而去看医生的原因五花八门——学习的压力、考试不理想、跟男女朋友吵架或者分手了、家庭的问题、朋友间的不合、对自己未来的焦虑……尤其是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的前夕，来“心理卫生”科寻求咨询的人数都会骤增。
“为什么有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