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女生-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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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做出何种决定，我们的心情都应该是沉重的。因为这些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妥协，而许多人，包括许多无辜的人，将会由此付出代价。
第四辑 东方西方美国人为什么讨厌法国？
2003年初春的几个星期，在全美朝野沸沸扬扬地讨论进攻伊拉克问题的同时，美国的媒体对两个反对攻击伊拉克的国家——德国和法国——抨击得非常厉害。《纽约邮报》那段日子有一天的封面上，登了一幅联合国成员国开会的照片，其中法德两国代表的头颅被换成黄鼠狼的头，猛一看还真有些吓人。各大报刊上也纷纷登出各种关于法德反战的卡通漫画，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
反战的国家并不只法德两国，俄国和中国都已经表明了反对向伊拉克动武的立场，为什么美国媒体（其后当然是反映了部分民意）的矛头单单指向这两个国家呢？我想还是因为法国与德国的关系一直与美国非同一般——两国在北约中都是重头国家，在冷战时期是“自由欧洲”最重要的两座堡垒，被美国一向视为“亲密战友”和天然同盟，美国对他们此次“背叛”自然更感到刻骨铭心，而俄国与中国在美国民众心目中反正并不是美国的同盟，所以对他们的反对也就并不感到意外——以前曾读到关于中国政治斗争的文章指出，权力者对观点不同的“战友”的怒火远远胜过对敌人的仇恨，致使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超过党外斗争，原因之一是权力者有一种受到背叛的心理因素在作祟。现在看来，未必只是权力者、也未必只是中国人有这种心理。
在浏览这些漫画的同时，我又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在反战立场上，德国比法国要激烈得多，美国媒体的怒火，却还是重点烧向法国的。在许多挖苦反战的漫画中，德国人一般被画成个笨笨的、大腹便便拿着啤酒杯傻笑的秃头老汉，尽管傻了点，但是并不惹人讨厌。而法国人，则被漫画家们丑化成一个尖嘴猴腮、獐头鼠目、鬼鬼祟祟的小人。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在政治上完全不合理：法国的立场比德国要温和得多啊，它至少还为自己留了些余地，没有完全排除改变主意的可能性，声称只有在联合国支持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通过之后，法国才会考虑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德国呢，现在朝野都异口同声地坚持：不管联合国有没有通过决议，德国都绝对不会支持打仗——口气斩钉截铁，不留一点余地。
可是，尽管法国的立场比德国要温和，法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也比德国要大得多，在美国报纸和电视上，以及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中间，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在法国上，而德国反而成了陪衬品，成了大家在声讨“老欧洲”时顺便提起来的一个小零头。
为什么美国媒体对于法国格外愤怒？上星期和朋友聚会时，我问了我身边好几个声讨法国嗓门最大的人。
“德国的立场至少还是为了理念，而法国的立场完全是自私的！”一个正在读政治学的研究生说，“德国是在真诚地反战，因为他们的民族深受战争的痛苦和恐怖，他们的立场虽然太理想化、太天真，但是至少他们勇于捍卫自己理念的纯洁这一点，还是挺令人敬佩的。”
“我同意！”另一个政治系的学生说：“法国则是纯粹地在用一些小伎俩来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看起来更重要一些。我敢保证，等到它觉得自己风头出够了，还是会找个台阶下的。”
旁边有不少人附和。
“他们的国家现在在国际上明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给他们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纯粹是为了照顾他们的感情，可是他们还总是以为自己在十八世纪，总是想借着什么事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整个就是一个跳梁小丑。”一个女孩子下结论说。旁边的人都笑起来。
我看她说得那么咬牙切齿，觉得很好笑，又不禁感到，这次美国对法国这么强烈的反应，其实并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原因。美国人对法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感是由来已久的。这两个国家就像一对其实早就貌合神离的夫妻，现在终于就着一个由头大吵一架，这才发现两人对对方已经到了多么忍无可忍的地步。
还在高中上法语课的时候，我就经常听我们的法语老师笑谈法国人的各种怪癖。11年级的时候，法语班组织春游，由两个法语老师带队，领一部分同学去了法国一个半星期。我没有去，听他们回来以后，除了赞叹巴黎的古迹美景之外，就是滔滔不绝地抱怨巴黎人对游客的冷淡、傲慢、古怪。“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些人都是靠着游客来吃饭的，却动不动就摆出一幅难看的脸色来，要不就是连声抱怨游客多么糟蹋他们的城市。我倒想看看没有游客的巴黎会是什么样子？”我的好友特丽莎，一个华裔女孩，对我说了一遍又一遍。
“法国人真是莫名其妙。”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渐渐地，我发现，任何美国人只要一抱怨欧洲人的腐朽、落后、懒惰、浮夸、傲慢，都会马上拎起法国人来敲打一番。对于美国人来说，法国似乎代表了所有欧洲他们不喜欢的部分。法国人没有德国人的勤劳严谨，没有意大利和西班牙人的热情奔放，没有俄国的气势，也没有东欧那些国家因为吃过苦而赢来的人格尊严。就连法国人一向引以为傲的“文化”——美食、美酒、香水、时装——也越来越不被美国人放在眼里。
“法国大餐做起来特别复杂，看上去能让人饱眼福，但是吃在嘴里也就那么回事，太甜太油太腻。还是意大利食品更合我的口味，”我的一个朋友从法国回来以后如此说，“怪不得他们会要砸麦当劳店，还是对自己的文化能不能生存下去没有自信心吧？”
上个月刚刚参加一个葡萄酒品酒会，会上讲课的老师在话里话外对法国著名的葡萄酒露出不屑的口气，“现在葡萄酒中的‘新贵’是加利福尼亚出产的葡萄酒。法国酒并不见得好，却奇贵无比，比较过时了。”
那么香水呢？我的一个朋友断言：“那是因为法国人不洗澡，必须得要香水来掩盖体臭。”
我当时一笑置之，觉得她言过其实。没想到，三个月后，我坐法国航班从巴黎转机到柏林，座位旁边坐了好几个法国人。整个飞行过程中，我都必须把脸侧到另一边去，才不致闻到从他们那边飘来的一阵又一阵“特殊气味”。老天，这时才真正地意识到了香水何等重要！事后给我的朋友打电话，她在电话那边乐不可支，一副“我告诉过你的吧！”的得意神气。
但也许最令美国人反感法国人的一点，是美国人认为法国人没有对美国足够地感恩。在世界大战中，美国把法国从德国的占领下解救出来．在战后，美国出巨资重建西欧，法国自然得到不少好处。在冷战中，美国也处处是西欧的“保护神”。给了这么多好处，法国却还要与美国“对着干”，这令美国人不能忍受。
在许多美国人眼里，法国人像一个被美国宠坏了的孩子，其实胆子很小，但在没事时却总要装得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还不是赶快乖乖地夹着尾巴躲在美国的后面？
“如果没有我们，法国现在恐怕会是德国的一个省吧？”这是我在耶鲁一个非常要好的保守党朋友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不知道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这场国际争论，历史最后会不会证明法国是对的。但是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法国与美国关系的裂痕，在这次事件中已经暴露无遗。
第四辑 东方西方反战笑话引出的非笑话
2003年那个“多事之春”，上班时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组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笑话，其中一个给我的印象最深，现抄录如下：
布什和鲍威尔就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发问：“请问总统先生，您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布什回答：“我们的目的是杀死四千万伊拉克人与一个计程车司机。”
记者大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杀死一个计程车司机？”
只见布什得意洋洋地转过身去，对鲍威尔说：“我给你说他们不会在乎那四千万伊拉克人的吧？”
看完这则幽默，我的笑声响彻了我们整栋办公楼，隔壁的同事听见我如此狂笑，以为我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精神崩溃，连忙跑过来看个究竟。我把笑话念给他们听，他们也一个个大笑不止，强烈要求我把这封电子邮件转给他们。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全公司笑声连绵起伏，看来那封电子邮件已经在所有的办公室转了一个圈。
战争才开始几天？讽刺这场事件的笑话就已经大量出炉，而且质量（我是单就幽默本身的艺术水平而言）还多属中上。虽然有些笑话以前早已广泛流传，现在只是旧瓶装新酒，把人名和地名改了而已，但有些一看就知道是为就这次战争专门创作的，不能不让我佩服作者才思之敏捷。
我不由得想，民间流传着这么多精彩与脍炙人口的笑话，搞笑的矛头指向上至王侯下至乞丐各色人等的各种言论行径，它们出自谁的手笔？这些人究竟是专业幽默作家，还是业余的笑话创作爱好者？创作这些笑话是职责所系、饭碗所托，还是一时福至心灵、心血来潮？
与朋友谈起这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在网上流传的大部分笑话都是出自专业高手——在美国，有这样一批人，在幕后夜以继日地为那些脱口秀、幽默秀、和肥皂剧按需定产。这令我难以想象：怎么会有人承受得了那种巨大的压力，日复一日、定时定量地制造幽默？幽默的要义，难道不是来自于它的随意与轻松？如果得把它作为一种认真的职业，怎么可能不弄得精疲力尽、文思枯竭？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种叫“即兴喜剧”（improvisational comedy，一般简称为improvcomedy）的幽默，一般由几人组成的小组演出，完全没有事先排练也没有腹稿，有时甚至让在场的观众随口出几个题目，演员们就即兴演出，表演中的搞笑噱头自然全都是临时创作的。“即兴喜剧”的成功不但需要急中生智，更需要几个演员之间的亲密默契，难度比那些有腹稿的喜剧演出要大得多，让我每次看都为那些演员捏一把汗，希望他们不要当众露怯。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特别宽容那些不是十分好笑的幽默家，这种职业实在不是如我这种缺少喜剧细胞的常人所力所能及的，他的勇气值得佩服。
耶鲁有各种各样的幽默团体。在校报上，隔三岔五地有学生自告奋勇当幽默专栏作家，头一两篇通常都不错，能让人当场开怀大笑、过后回味无穷；然后几篇，大概肚子里存货出清，只能临时赶做，逊色了不少，不过还能让人“噗嗤”一笑；再往后，每况愈下，江郎才尽，在同样几个话题中打转，手法也完全没了新意。可是“专栏作家”任期是一个学期，骑上了虎背就不能中途跳下。想象那位可怜的作者如何在考试、作业与其他各种课外活动的压力中苦思冥想，一心要从头脑中榨挤出最后一滴幽默残汁，而读者要么看到他的名字就赶快跳过去，要么拿他本人当冷嘲热讽的主角，我就十分于心不忍。
耶鲁也有好几个“即兴喜剧”团体，定期在校内演出。我去看过几次，“即兴喜剧”就是“即席胳肢”观众，逼迫他们发笑，让人难受。可怜那些演员不自量力，没有金刚钻却硬要揽这瓷器活，让自己和观众都受罪。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以为“即兴喜剧”就是如此，便再也不敢看这类演出，深怕那种尴尬与难受的感觉挥之不去。后来在朋友大力推荐下，看了一个纽约“即兴喜剧”剧组的演出，才知道高水平的“即兴喜剧”原来可以做到轻松自然而一气呵成。
回到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幽默这个话题上来。我注意到，我的同事中，绝大部分其实是支持对伊拉克动武的，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被这些反战笑话逗得哈哈大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或者受到什么冒犯。这是为什么呢？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具备那种超越自己个人信仰与好恶，从另一个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能力吧？也许，这表明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支持，是“临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也并非他们根深蒂固信仰中的核心部分？
比如——我设想——如果讥讽对象不是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总统，而换了黑人与他们的贫穷、高犯罪率呢？我相信我这些同事们是不会如此开怀大笑的。因为一个关于黑人的幽默，由一个非黑人讲出来，就有“种族歧视”之嫌。这在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是绝对不可以在一般白人社交场合当作笑料来谈的。
我由此领悟到，一个社会允许哪种话题上的幽默，就表明这个话题在这个社会中并不是一个“禁忌”——既不是政治禁忌，也不是文化、宗教、种族、性别等等禁忌；这也证明这个社会容许公众们就这个话题进行许多不同方面与角度的反思。在美国，政治肯定不是一个禁忌，对于政治家的挖苦讽刺比比皆是；族裔问题也不完全是禁忌，我知道很多取笑犹太人、亚洲人与西班牙裔的笑话，都是可以在公开场合拿得出手的，只有黑人问题是一个禁忌，因此不能随便用来开玩笑。
像德国社会，对于犹太人问题仍然十分敏感。我在德国教书时，有一次在课堂上顺口讲了我的犹太裔朋友告诉我的犹太笑话：
上帝在地上行走，见到一个阿拉伯人，就问他：你是否愿意遵守我的诫条，成为我的选民，永远荣耀？阿拉伯人问：什么诫条？上帝就随口说了第一条：不许杀人。阿拉伯人说：那不行！
上帝在地上行走，见到一个法国人，就问他：你是否愿意遵守我的诫条，成为我的选民，永远荣耀？法国人问：什么诫条？上帝想：第一条或许太难，找个容易点的吧：不许对邻人的妻子动邪念。法国人说：那不行！
上帝在地上行走，见到一个犹太人，就问他：你是否愿意遵守我的诫条，成为我的选民，永远荣耀？犹太人问：诫条要多少钱？上帝说：不要钱。犹太人说：免费？那，来十条吧！
结果班上这些德国学生一个人也没笑，以十分严肃的目光看得我心里发毛，一副“怎么这么低级趣味的幽默你也觉得好笑？”的神色。
而在美国，直到现在，“九一一”恐怖事件仍是一个敏感的禁忌话题，没有任何人敢拿这个事件开玩笑。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所有的“幽默秀”的主持人都一改平时玩世不恭的常态，变得严肃认真，平时那么口无遮拦随口插科打诨的主持人大卫·雷特曼，甚至在节目上落泪。对于美国人，这次事件，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开不得玩笑的。
不知道那些政教合一、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国家，存在着什么样幽默？我有个台湾出生的同学去过一些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