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9-报告,我热！(待出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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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分子梦寐以求的权力入场券，有了它，他们就可以向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一样，纵横捭阖。海选，这个在超级女声节目中被大众以加速度传播的名词，在从多数人中遴选出少数人，看似公平的竞争，限制性条件很少，但仅拿杭州赛区来说，报名人数是3万人，却只能有50人进入正式亮相的机会，所以，这种夸张的比例消解了比赛的不平等，混杂着专业和非专业的比赛，最终却只能是专业人员的竞技场。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海选中的话语权，依然是少数人的话语权。 而超女的虚假繁荣正是这种话语权诉求达到极致的体现，真正渴望话语权的是市民，这个徘徊在乡村和城市上层之间的群体，既没有上层的话语优势，也不至于像乡村的平民那样对话语权产生绝望，他们伺机随时准备打开欲望之门，欢迎话语的涌入，并进一步接掌话语的继承权，从而利用欲望的振荡器，在群体的热潮中促成权力的快感。 市民大多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尤其如此，在一个农业文明根深蒂固并逐渐向城市文明转化的国度，有了这个大的背景，就免不了劣根性，那些从乡村走出去的城市人，那些被这些城市人的聪明才智冲击的原城市居民都带有的心理上的畸形和天生的政治宿命。他们从小做过村长梦，进而向城市化摸进，直到成为市民。所以至此，他们中的大部分放弃了乡村的一切显性印迹，唯独保留了难以割舍的政治诉求，那就是选举权。难怪在超女如火如荼之时，有人说“我们选不了自己的总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女娃”。
抛开这些，再回到超女中来，我们发现，从当初的海选开始，超女的操作者湖南卫视放弃了掌控已久话语霸权，将姿态转入地下状态，潜入到市场的核心，他们用表象均衡了理想主义者的幻想冲动和对个体权力的集会膜拜，并摇着全民娱乐的扇子为翻身的孩子们吹吹风。 孩子是幼稚的，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只是商业的弹丸，她们怀着成为明星的渴望，在海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在同龄人中挤得你死我活。 此次湖南卫视的策划是成功的，这毫无疑问，我们在夸赞他们有年轻气盛的策划人才的同时，不得不认可他们的市场掌控能力，他们让中国的通信和广告实现了狂欢。 而这成功的策划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策略，这个从湖南走出的电视传媒，在新世纪的传媒竞争中，巧妙地利用了湖南的特产毛式策略，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小城市包围大城市，大城市包围话语中心城市。他们的海选只选择在成都、长沙、杭州、郑州、广州等城市，而不是北京或者上海。他们暂时远离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话语中心城市，避开强大而坚固的话语壁垒，开展基层城市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围捕行动，进而在量化的呐喊声中，取得话语游击战的胜利，实现了最终对话语中心城市的围剿，此时，他们也完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尽管以央视为主的娱乐保皇派朱军、李咏、崔永元站出来应战，但他们的声音早已被热炒的娱乐粉色军团淹没在汪洋大海。 由此，湖南卫视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后娱乐时代的“井冈山”，在众声合鸣中开始了新一轮“粉色恐怖”。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超级女声确定的这个口号，看似民主的话语机制，却利用人们的急于寻找释放出口的心理弱势，大肆开展自己的搜刮行动，而“响亮”一词，更是在民众高分贝的声音掩护中，完成他们合伙的窃窃私语。 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分别获得冠亚季军，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由市民们用短信选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选举者实现了自己的话语权，并且在取得了实际的话语制衡，在全民决选的口号中洋溢着被愚弄后的话语幸福感。 凉粉、盒饭、玉米：后娱乐时代的精神食谱 玉米，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现指超女李宇春的歌迷和支持者。凉粉，大众的消暑佳品，现指张靓颖的歌迷们。盒饭，经济型的大众快餐，现指超女何洁的歌迷们。 随着超女7进5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歌迷们在自己的身份归属上找到了支点。玉米、盒饭、凉粉，这些大众的日常便餐成了这个夏天的娱乐主食，而成都，这个天下粮仓在2005年的夏天，烤热了网络时代的文化新名词，人们放弃了鲜活的人的身份，在物主义的主厨下，变成了新食客，与此伴随的是，她们也在成为另一些食客的盘中餐。 纵观凉粉、盒饭和玉米的组成，有大中小学生，有个体户、演艺明星，有餐厅厨师，有社会精英。 而大多数时候，凉粉、盒饭以及玉米们都是血本追星，有媒体报道，短信之外的花费也不少，有观众到长沙为超女打气，车旅费、住宿费都不是小数字，当然还要加上礼物费，据说周笔畅全身上下都是歌迷送的。媒体们也很配合，10多人集体乘机的行为被媒体写成“包机”，追究用词是否正确没有什么意义，但媒体的兴奋是多么地跃然纸上，有时候煽风点火的意义类似于锦上添花，不是媒体炒作，是怎么炒作都还没有现实精彩。
第二部分超级女声（5）（图）
所以有人说：“对于至今未被这场全民高烧所感染的人来说，这实在难以理解，钱都是辛苦挣来的，而娱乐事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样让全民理所应当地砸钱进去的。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这种一掷千金的热情则是可以让自己自豪的，他们不仅热心于为那个惊人的数字添砖加瓦，更热衷于传播这些背后更加惊人的故事。” 对于没有多少娱乐的中国来说，很多时候，娱乐就是报料，结婚的被偷拍，失恋的明星醉酒，谁怀上了谁的孩子，因而，突然一个超级女声出来，人们挣脱压抑的娱乐环境鱼贯而入。不管是钱还是血汗，还是她父母的血汗，都往坑里砸。 有钱的和没钱的，都是被鼓动得发疯了一样，在这个后娱乐时代的酱缸里，谁都有可能发疯，全民娱乐是幌子，但幌子归幌子，正事还是正事。超级女声的这些日子里，凉粉、盒饭、玉米们都是做到了声嘶力竭的投入。甚至在她们拉票的过程中，因为竞争激烈导致大打出手，最后因为劝阻才不至于冲突升级。 对于这场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娱乐，当它愈演愈烈的时候，当它浮显出几个娱乐的主角时，人们就开始在她们身上寻找自己的娱乐归属，而在这些被每个主角领回家的粉丝中间，就是这个娱乐现象的多米诺骨效应，一个倒了，另一个不得不倒。这的确是一个偶像盛行的年代，就像郭敬明的作品超常销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炫酷的长相一样，超级女声的火爆无不与选手们的打扮有关，有人如此说，观众可以允许你唱得不好，但不允许你不酷不炫。 你能怎么办？观众都这样说了，也就是凉粉、盒饭、玉米们在那里等着给你加油、投票、哭泣、拥抱，谁也没有办法，而她们集体塑造的这个夏天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杂乱无章。似乎她们的疯狂要比超级女声本身要来得更猛，更多的时候，她们是自娱自乐。
“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送她去参加超级女声，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送她去参加超级女声”，这些话说的是超级女声成了随时的天堂和地狱。 进了杂粮店，选什么是你自己的事。这些后娱乐时代的始作俑者最终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将乡村名词掠夺殆尽，变成了大众的娱乐食谱。 这些农作物进了城，就成了做秀的道具。 短信投票：亲情、友情、爱情联合捏造的伪希望工程 超级女声的操作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众人投票，商家赚钱。但口号却是全民娱乐，更多的人稀里糊涂地一次又一次投票，去实施自己多年来不能改变现状的权利——选举权。似乎娱乐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就在这一刹那间变得共通。 在这场娱乐奔跑中，投票者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滚雪球运动，他们的队伍由几个人不断壮大，最后集团化。这中间出现了一幕又一幕荒诞的现象。 朋友之间的募捐、领导对职员的硬性要求，夫妻之间的游戏规则都成了超级女声短信投票的助推器。也正是因为亲情、友情、爱情，使得这场本不能火热的游戏变得如狼似虎，难以罢休，为此夫妻离婚，朋友反目的现象也频频发生。 一个网友如此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热情的表达方式，50万元买下万张手机卡的固然是富人，没有那么富裕的白领们，也可以在办公室里把所有同事的手机抢到手，有闲的学生可以组织拉票团上街发传单拉票，省吃俭用下来的零用钱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毫不心疼地抛出去。无论有钱没钱，都是捧了人场还要捧钱场，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短信才是王道。” 钱成了次要的，娱乐是主要的，在那一刻。 另据报道，在8月19日超女5进3的比赛中，全国观众短信票数总量达到了4925033票，投票人数为875420人。也就是说，那天有87万多人为了这场娱乐盛宴抛出去了几百万元人民币。 四百万张票，少说也得三百万元，如果把这三百万元分发给农村失学儿童，一个按一年1000元算，它至少可以让三百多个失学儿童上完初中。那样的结果才是应该庆祝的。但是这些钱就像生产过剩的食品一样，不能消费，只能扔掉。而这成了后娱乐时代到来的消费方式：烧钱。 据某媒体报道，长沙某移动营业厅某天迎来了一男客，他一口气买下了1万张神州行卡，花费50万元，为的就是给李宇春投票。而另外一群20多岁的女孩子，她们则花费了6000元买下了12部小灵通，临走时不忘嘱咐老板“为我们春春”投票。 由此看来，人么选出来的超级女生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喜好标准，因为一人多投现象已经打乱了原本冷静的投票秩序和消费秩序，投票成了赌气和赌注，这成了一场艳舞表演，谁投得最多，谁就有更大的快感。新的消费方式并没有摆脱间接的身体符号效应。 令人惊讶的是，为了拉票，人们建立了严密的工作组织，专门来作相关工作。就拿长沙张靓颖后援团来说，他们按照职权将组织分为两级，第一级为会长，主管统筹和人事，第二级为外宣、策划、接待和后勤四个部门。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层次一再暴露出了娱乐时代的操控功能和暗箱死角，用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来成就一个貌似平民的娱乐行为，更反映了在资本狂欢时代的人们的精神走火。 再回到短信投票中来，这场由民众用各种感情连接捏造的伪希望工程和短期娱乐救济没有送给他们喜欢的孩子们，而是双手递交给了隐藏在背后的主办方。他们在高声喊叫的疯狂里掩饰不住自己的窃笑，他们欢迎这样的失去秩序的评判和参与，对于他们来说，钱和人气永远是最重要的，公平倒是其次。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捅破了他们最初提倡的全民参与的谎言，投票的垄断和中间错综复杂的“代表”角色让决选变成了权利和金钱铸就的闹剧。 这显然成了一场失控的娱乐陷阱，在人们不明就里的空档，也是民众自己窝藏了戏弄他们的投机分子，这些投机分子加速了话语权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冷暴力时代，他们把持着话语平台这个最具有决断性质的关口，摆下迷人眼球的鸿门宴，他们挑起蓄谋已久的娱乐兴致，撒下无关痛痒权利诱饵，然后躲在后台，遥控了一场闹剧的发生。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能在自愿的情况下，去支持自己喜欢的人，去花自己喜欢花的钱，而不是在纵横交错的阴冷的眼色中加入精神搜刮的狂放舞蹈。
第二部分狼图腾：神话背后的时代弊病（1）（图）
文╱李华 有一种时尚叫图腾 2004年。喧嚣、白热化、乌七八糟的中国文坛。一匹千年草原狼复活了，它带着洞穿一切的霸王之气，从一本叫作《狼图腾》的小说中横空出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叛形象，在纷扰的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知名作家王蒙的《青狐》在它强大的攻势面前缩到幽暗一角，先锋旗手格非十年磨出的《人面桃花》依然挡不住它的咄咄锋芒。问世仅5天即出现盗版，半月便创下销售5万首印数的神话，《狼图腾》长期霸占图书榜榜首，在中国图书市场可谓所向披靡。 就像《大宅门》之后出现《大染房》、《正说清朝十二帝》之后刮起“正说”风一样，无论是影视圈还是文化界，都不乏东施效颦的闹剧。《狼图腾》的空前热卖引来了“群狼”的扫荡。狼家族集体出动，在中国图书市场演绎了一场壮观的接力赛。一时间，什么《狼道》、《狼性》、《酷狼》、《狼图腾启示录》、《从狼群争斗中学的经营管理》纷纷粉墨登场，点燃了中国图书市场上的滚滚狼烟。 2005年。告别小说界长达十年的余华在大家的千呼万唤中重出江湖，他的《兄弟》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吹起了一道激动人心的劲风，让2005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久违的沸腾，与同样沉寂十年才出招的阿来所著《空山》形成了2005年的艺术双峰。当然，也让一度气焰嚣张的《狼图腾》黯然失色。已经开始逐渐淡出图书市场的《狼图腾》，心有不甘地再一次发飙，试图重现昨日风光。 长江文艺出版社垂死挣扎般扭住“狼”的尾巴不松口，别出心裁地将《狼图腾》卖了个高价英文版权，紧接着又推出少儿版《小狼小狼》。而一些反映迟钝的出版商也继续推波助澜——他们中毒似地热衷于对《狼图腾》的模仿，什么《狼魂》、《狼嗜》、《人狼变》、《狼相报告》，与狼毫无瓜葛的书籍纷纷挂狼头卖狗肉，据说一个11岁的小孩子也出版了一本《一只孤独狼的遭遇》。 2005年文坛的热闹之处还在于一些文坛宿将也羞羞答答地借起了《狼图腾》的光芒。高光推出了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北方图腾》，杨志军则以一部《藏獒》公开挑战《狼图腾》。同样是拿动物说事的《藏獒》，结束了《狼图腾》独霸“动物小说”的局面。此书的责任编辑周昌义甚至声称要用《藏獒》PK掉《狼图腾》。看过2005年超级女声节目的人们，对于PK这个流行词汇背后那种短兵相接的残酷想来是心有余悸的。这部在艺术上可能优于《狼图腾》的图书新宠，是否能笑到最后却是一个未知数。 出版市场大做狼文章，娱乐界也偏爱狼家族。之前我们喜欢过张学友的《饿狼传说》，痴迷过谭咏麟的《披着羊皮的狼》，这两首谈情说爱的歌，与另一首尽诉现代人精神孤独以及这种孤独中的挣扎与寻找的《北方的狼》，都不约而同地把狼作为了一个表达情绪的符号。如今，一首叫作《北京一夜》的流行歌也想方设法地与狼傍上了关系：人说北方的狼族，曾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腐锈的铁衣，呼唤城市开，眼中含着泪…… 血性、勇猛和不屈不挠的所谓狼性，同样为不甘落后的企业界所津津乐道，并将这些狼性精神锻造为市场竞争中的惟一生存法则。企业界狼灾泛滥，教育界亦未能幸免。开放的深圳主动投怀送抱引“狼”入校，大兴“狼性教育”，前卫的某中学甚至在校园里树起了狼的塑像，以此教育孩子从小树立狼的精神…… 这些来自北方的狼，这些无处不在的狼，正雄心勃勃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至少有5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狼图腾》所构成的“狼阵”中左冲右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