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2-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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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斜。马车驶抵我们居住的街道之前，先要经过一段绵绵长墙。夕阳照得长墙一片通红。马车的投影清晰地呈现在火墙上，犹如一辆柩车行驶在庞培①的红土上，我们终于到家了。进入门厅后，我把外祖母安顿在楼梯旁的一张长沙发上，上楼禀报母亲。我对母亲说，外祖母回来了，她在路上晕了一次，感到不大舒服。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脸上就露出了极度的绝望。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绝望。我忽然明白，绝望已在她心里隐藏多年，就等着最终一天喷发。她什么也没问。正如居心不良的人喜欢夸大别人的痛苦，我母亲出于对外祖母的深情，不愿承认她的母亲得了重病，更不愿承认她的病可能危及智力。妈妈浑身哆嗦，脸在无泪地哭泣。她忙去找人喊医生。弗朗索瓦丝问她谁病了，她声音哽在喉咙口出不来。她和我一起奔下楼，抹去了脸上悲痛的皱纹。外祖母在楼下门厅内的长沙发上等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她站起来，高兴地向我妈妈挥挥手。我在上楼前，用一条饰有花边的纱巾包住了外祖母的头，只让半边脸露在外面，对她说怕她坐在楼梯口会着凉。其实，我是不想让母亲过多地看到外祖母扭曲的脸和歪斜的嘴。我的谨慎是多余的。母亲走到外祖母身边，象吻上帝那样吻了吻她的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楼梯，生怕会弄痛外祖母。小心之中还夹杂着谦卑，仿佛外祖母是她见到的最珍贵的物品，连碰一碰的资格都没有。但她没抬一次头，也没有看一眼病人的脸。也许，她怕病人想到自己的样子可能使女儿不安而心里难过；或是怕自己看了会感到痛苦；或是出于尊敬，因为她认为，看见尊敬的人脸上出现呆傻现象是大逆不道；或是想在日后把她母亲真实的、智慧和善良的脸完美无缺地留在记忆中。就这样，我们肩并肩地上了楼，外祖母的脸一半遮着纱巾，母亲始终把头别向一边。
①庞培是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8月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所湮没。
在这期间，有一个人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外祖母那变了模样的、她女儿不敢正视的脸，目光流露出惊讶和不祥，使人感到很不谨慎。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倒不是她不真心爱外祖母（她看见妈妈表情冷漠，甚至很失望，有点忿忿不平，认为妈妈应该哭着扑向母亲怀里），而是生来就爱作最坏的预想。她从童年起就具有两个特点，二者貌似互相排斥，然而一旦汇合起来，就会威力无比：一是下层人的缺乏教养，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受难，本应装作没有看见，但却毫不掩饰地让自己的印象，甚至让痛苦和恐惧显现在脸上；二是乡下人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没有机会拧鸡脖子，也要扯蜻蜓的翅膀过过瘾，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居然会感兴趣，也不觉得难为情。
弗朗索瓦丝小心翼翼地服侍我外祖母上床。外祖母躺下后，感觉说话方便多了，可能尿毒症只导致了一根血管的轻度撕裂或阻塞。她想履行诺言，帮助妈妈度过她所面临的最残酷的时刻。
“嘿！我的女儿，”她对妈妈说，一只手握住妈妈的手，另一只手仍然捂在嘴上，因为有些字她在发音时仍感到有点费劲，用手捂着嘴可以掩饰过去。“瞧你多么怜爱你母亲，你当消化不良就那么舒服！”
我母亲这才第一次——因为她不愿意看其他部分——把深情的目光移到外祖母的眼睛上，开始背诵不能兑现的誓言：
“妈妈，你很快就会好的，是你的女儿在向你作保证。”
她走过去，谦卑而虔诚地在亲人额头上吻了吻，她把满腔的爱和盼母病愈的愿望全都寄托在这个吻上，用她的思想和整颗心把这个吻一直护送到她的唇边。
外祖母抱怨压在左腿上的被子太重，好象压着一层泥沙石土一样。她想把被子掀开，却无论如何也掀不动。她不知道这是她本身的原因，因此，她每天都不公正地埋怨弗朗索瓦丝没把床“收拾”好。她一阵痉挛，把那些细羊毛毯那浪花四溅的波涛全部抛到左腿那一边。毛毯在那里堆积成山，就象沙子在海湾上堆成沙丘，如果没有筑堤坝，海湾很快就会被潮水挟带来的砂砾变成海滩。
我和母亲甚至不愿意说我外祖母病得很重（我们的谎言事先就被洞察入微，又不善掩饰的弗朗索瓦丝戳穿了），好象这样说，会使仇者痛快（何况她没有仇人），而不这样说，就意味着对她有更深厚的感情。总之，我们此时此刻完全受一种本能的情感支配，正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我认为，安德烈对阿尔贝蒂娜爱得不是很深，因为她对她表示出过分的同情。这一类现象屡见不鲜，俯拾皆是，不仅个人会有，大家都会有，甚至大的战争也会有。在战争中，不爱国的人不见得说祖国的坏话，但认为它完了，可怜它，看什么都漆黑一团。
弗朗索瓦丝帮了我们大忙。她有熬夜的本领，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有时候，她一连好几夜未合眼，可是她刚上床，才睡了一刻钟，我们不得不又把她喊起来，但她却为能干累活而感到高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活儿似的，她脸上不仅没有一点不悦，反而露出满意和谦卑。不过，只要做弥撒，也就是吃早饭的时刻一到，弗朗索瓦丝就会悄悄溜走，哪怕我外祖母就要咽气，她也要准时赶去做她的“弥撒”。她不可能，也不愿意让她年轻的听差代替她。她从贡布雷带来了一个极其高尚的观念，仆人要对我们各尽其职，她不能容忍我们的仆人有任何“失职”的行为。她不愧为一个非常高尚、非常专横、非常有效的女教师，在她的调理下，到我们家来做事的仆人不管多么堕落，也会很快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变得纯洁高尚起来，甚至不再拿“五厘回扣”①，看见我手里提着东西，即使份量很轻，也会立即跑来把东西接过去——尽管他们从前极不乐意帮助人——生怕把我累坏。不过，弗朗索瓦丝在贡布雷养成了另一个习惯，做事从不让别人帮忙，她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巴黎。她觉得接受别人帮助，好比是接受一种侮辱。有时候有的仆人一连几个星期早晨起来向她问候，总得不到她的回礼，仆人去度假时，她甚至连一声再见都不说，仆人猜不出是什么原委，其实，就因为弗朗索瓦丝有一天身体不爽，他们想帮她干活而把她得罪了。现在我外祖母身患重病，弗朗索瓦丝更把她的工作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她是我外祖母的专职佣人，在这庄严的日子里，她不愿意看到别人越俎代庖，篡夺她的角色。因此，她那位年轻的听差被她撇在一旁，无事可做，他对仿效维克多在我书房里拿我的信纸已感到不满足，开始从我的书橱里取走诗集。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读诗。无疑，他这样做是出于对诗人的赞赏，但也是为了在业余时间给同村好友写信时，能引用诗人的诗句。当然，他想用这一招使他的朋友们目眩神迷。可是他想问题缺乏连贯性，他认为这些诗是在我的书橱里找到的，一定是家喻户晓，人人都会引用，因此，当他给他的乡亲写信时，他想让他们大吃一惊，他在谈自己的想法时，夹几句拉马丁的诗，就象在说“走着瞧吧”，或“您好”一样。
①商人付给代主人采购物品的仆人们的佣金。
外祖母感到疼痛难忍，医生准许她用吗啡。使用吗啡后疼痛虽然减轻了，但不幸的是，尿中蛋白含量相应增加。我们想打击在外祖母身上定居的疾病，但却总是打错地方；挨打的总是外祖母，以及居于中间的她那可怜的身体，可她只是轻轻呻吟。我们给她造成了痛苦，却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好处。我们本想根除凶恶的疾病，却不料只是轻轻触了触它的皮毛，这样反而更把它激怒，说不定它会提前把它的女俘吞掉。前几天，尿中蛋白含量剧增，戈达尔大夫沉吟片刻，决定不用吗啡。这个普通而平凡的人，每当他沉思的时候，在他权衡两个处方各有哪些害处，直到最后作出决定的短暂时刻中，总表现出一种大将风度，就象一个一生碌碌无为的将军，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当他沉吟片刻，作出从军事上看极为明智的“与东方对峙”的决定时，闪烁着一种动人心魄的精神。从医学上讲，哪怕没有希望治好尿毒症，也不应该加重肾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当外祖母不用吗啡时，她的疼痛却变得无法忍受。她又开始不停地动，每动一下都要发出呻吟：在很大程度上，痛苦是肌体的一种需要，肌体需要了解一种它所担心的新状态，使感觉与之相适应。人们可以从不舒服中辨到痛苦的来源。不舒服的感觉并非人人皆有。在一个充满浓烈烟味的房间里，两个感觉迟钝的人走进来，只管忙他们的事；第三个人感觉灵敏，就会不停地受到烟味的侵扰。他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不断用鼻子嗅这烟味。他似乎应该想办法不闻到味道，可每次都想使他受到侵扰的嗅觉闻得更准确。因此我们可以说，一种牵肠挂肚的忧虑可以使人忍受住剧烈的牙痛。当外祖母象这样疼痛时，她那淡紫色的额头上大汗淋漓，粘住了一绺绺白发；当她以为我们不在她房里时，她就会大声呻吟：“啊！这太可怕了！”可是，只要一看见我母亲，她就立即竭尽全力使痛苦从她脸上消失，或者干脆重复同样的呻吟，还要作一番解释，这补加的解释赋予我母亲可能听到的呻吟以新的含义：
“啊！我的女儿，这太可怕了，天气那么好，我多想出去走走，可我却不得不躺在床上，我对您的禁令很生气，眼泪都给气出来了。”
但是，她却不能阻止她的眼神发出呻吟，额头冒出汗水，四肢痉挛惊跳，虽然痉挛立即控制住了。
“我不疼，我哼哼是因为我躺着不舒服，我感到头发乱七八糟的，我有点恶心，我碰到墙上了。”
我母亲守在床头，凝视着外祖母的痛苦，仿佛象这样用目光穿透这痛苦的额头和这隐藏着疾病的身躯，就可以击中并消除外祖母的痛苦。我母亲说：
“不，亲爱的妈妈，我们决不让你象这样痛苦，我们要想个办法，你耐心等一等。我可以亲你一下吗？你不用动的。”
她俯下身子，双腿弯曲，半蹲着，仿佛这种谦卑姿势更能使她炽烈的献身愿望得到满足，她把包容着她全部生命的脸凑近外祖母，就象在递给她一个圣体盒。这张脸刻着酒窝和皱纹，犹如刻在圣体盒上的浮雕，多么深情，多么悲痛，多么温柔，说不清楚这是用亲吻，还是用啜泣或微笑的刻刀刻成的。外祖母也尽量把脸递给妈妈。她的脸变化极大，如果她有力气出门，毫无疑问，人们只能根据她帽子的羽毛认出是她。她的面部轮廓似乎正在塑造中，她努力避开其他模子，按照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模子塑造自己。雕塑家的工作已接近尾声，脸变小了，同样也变硬了。脸上的经脉看上去不象是大理石的，却象是一块凹凸不平的石头上的纹理。因为呼吸困难，她的头总是向前倾，但同时又因为太累，背总是往后缩。这张凹凸不平的、变小了的、极富表情的脸孔，使人想起一尊史前雕像，活象野蛮的女看墓人的脸孔，粗糙，淡紫色，红棕色，充满着绝望。但是整个雕像尚未完竣。接着必须把它敲碎，然后把它葬入这个用痛苦的挛缩费力地保留下来的坟墓中。
我外祖母不停地咳嗽和打喷嚏。在这样一个俗话说走投无路的时刻，我们接受了一个亲戚的建议，请来了某专家。这个亲戚断言，请某专家看病，三天保好。上流社会人士谈到他们的医生时，总说这句话，而人们相信他们的话，就象弗朗索瓦丝相信报上的广告一样。某专家来了，带来了那只装满感冒病毒的药箱，就象厄俄尔①带着他的牛皮口袋一样。外祖母坚决不让医生检查。医生白来了一趟，我们很过意不去。因此，当他提出要给我们每个人检查鼻子时，我们没有拒绝，尽管我们的鼻子一点毛病也没有。可他说我们有病，说偏头痛或肠绞痛，心脏病或糖尿病，无一不是一种尚未被认识的鼻子病。他对我们每个人都重复同一句话：“这是一个小鼻甲，每次看见它，我都很高兴。还留着它干什么？我用点状烧灼术给您把它去掉。”当然，我们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我们心里嘀咕：“去掉什么呢？”总之，我们的鼻子都有毛病；但是他搞错了，当时我们的鼻子并没有毛病。因为第二天，他的检查和临时包敷生了效，我们都得了他的重伤风。当他在街上遇见我父亲时，见他不停地咳嗽，就笑了，心想一个无知无识的人也许会以为是他给看病看出来的哩，其实他给我们检查时，我们就已经病了。
①希腊神话中的风神。住在一个岛上。据说他有六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代表十二个风，都装在一只牛皮口袋里。
外祖母病危使各种人有了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机会，不管是过分的，还是不足的，都使我们感到吃惊，况且，这两种人使我们意外地发现了未曾发现的过去情况，甚至友谊方面的联系。那些不断前来询问外祖母病情的人表示出极大的关心，这使我们意识到外祖母病情的严重性，而我们在外祖母身边只感到她万分痛苦，却没有想到她的病情怎样严重。我们打电话通知了她的几个姐妹，但她们没有离开贡布雷。她们发现了一个男演员，他给她们演奏悦耳动听的室内乐，她们认为，看男演员演出，比守在病榻旁更能静心，更能表示悲哀。真不失为别出心裁。萨士拉夫人也给妈妈来了信，不过，完全象是一个突然取消了婚约（德雷福斯案件是决裂的原由）、同我们一刀两断的人写来的信。可是，贝龙特却天天都来，和我一起呆上几个小时。
他有一个习惯，在一段时间里，每天都到一个他可以不拘礼节的人家去。但从前是为了让别人听他一人滔滔不绝的讲话，现在他却长时间地默不作声，别人也不要求他说话。因为他病得很厉害：有人说他和我外祖母一样，患了蛋白尿症；另一些人说他长了瘤子。他变得弱不胜农，上我们家楼梯时很吃力，下楼更困难。他扶着栏杆还常常绊倒。我相信，要不是他害怕完全失掉出门的习惯和可能，他就一定闭门不出了，这个“蓄出羊胡的人”，我和他相识已久，可那时，他还那样敏捷，现在却步履维艰，连讲话都很困难了。
可就在这时候，他的著作在读者中传播日益广泛。在斯万夫人帮助他畏畏缩缩地散布这些著作的时代，它们只得到文人的承认，而现在，没有人不认为它们是伟大而了不起的杰作。当然，也有死后扬名的作家。但是，他们是在活着的时候，缓慢地朝着死亡前进，在尚未走到尽头的过程中，看见自己的作品一步一步赢得声誉的。至少，死后扬名的作家不用劳累。他们名字的光辉只停留在他们的墓碑上。他们长眠于地下，什么也听不见，不会被荣誉扰得心烦意乱。可是，对贝戈特来说，生死荣辱对比还没有完全结束。他还活着，必须忍受荣誉的骚扰。他还能走动，尽管走得很吃力，可他的作品却活蹦活跳，生气盎然，犹如那些可爱的少女，每天把新的仰慕者吸引到她的床边，但她们汹涌的青春活力和狂热的寻欢作乐会把人搞得精疲力竭。
现在他每天都到我们家来，但我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