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氏三兄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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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39节 动员商人抵日货
1919年初，北京段祺瑞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下一再屈服，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损害中国主权和人民利益的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一股巨大的反日浪潮。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除通过高压手段强迫段祺瑞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倾销商品，挤压中国的民族工业，使中国城乡市场上到处充斥着洋货，甚至连火
柴、钉子和点灯用的煤油，都是日本货。
学生们认为，要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应抵制日货，不让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市场。
为抵制日货，林育南与恽代英发动武汉地区的大、中、小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向商人、市民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动员商人不卖日货，民众不买日货。几天之内，武汉三镇抵制日货的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日本商品成为“臭货”。
下面，是当时武汉报纸关于民众抵制日货的三组报道：
《汉口新闻报》报道：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吴素贞听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演讲后，一气之下，将十余件日本衣服当众焚毁，她还用斧头当众把日本瓷盆砸碎示众。
《大汉报》报道：武汉26校代表在某大学开会，决定每校至少派10人分赴武汉各街商店，拜会各商店管事、经理，劝告各发廊，提倡国货。各校学生赴店号时，与店主合作甚为融洽。
司门口福昌广货号主人盛端桥，弓腰道歉，当即将平顶草帽数顶折毁，相类之货，也毁不少。
《救国日报》报道：女子职业学校甲班的学生，考虑到武汉三镇抵制日货后，市场急需汗衫，按外货的造形方法，拟在该校悉心制造。该班女生为制造汗衫，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并研拟了一章程。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林育南与恽代英在武汉发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效果明显，声势巨大。
但是，汉口花楼街仍有少数商家不顾学生的劝阻，只顾自己做生意赚钱，继续向顾客出售日本货。林育南得知后，感到少数商人如继续坚持卖日货，必影响其他商家，学生应赶快去做宣传、劝说工作。
他决定，亲自带一队学生去汉口花楼街。
他们到花楼街一杂货店时，果然见柜台上摆满了“洋火”、“洋钉”、肥皂等日货。林育南进去问店老板为何还在销售日货，店老板叫苦说：“我的小哥哥，我们前几天进了一大批货，不销出去，损失就太大了，我们一家8口人，全靠这店的生意养活。不卖日货，我家的日子怎么过？我把这批货卖完了，以后再不进日货就是了。”
林育南听了，好言对他说：“要说损失，全市的所有商家都有。我家的布行就有一批日货，我父亲已决定不卖了。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爱自己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市场，打击我们的民族工业，疯狂地将积压商品往中国倾销，你多销一件洋货，就是为日本人帮了一份忙，使自己的同胞少吃一餐或一天的饭。如果你是一个爱国家，有良心的人，就不应再卖日货。”
经林育南这一说，杂货店的老板感到自己做错了。他对林育南说：“我马上将日货搬进去，以后只卖我们中国的货。”
走了几处，林育南还发现，个别商家为减少损失，一见学生模样的人来宣传抵制日货时，就偷偷将日货收捡起来，等学生走了，又拿出来卖。对这样的商家，他们便轮番去做思想工作，直到他们将日货砸毁了才离开。
由于学生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扎实、到位，武汉三镇的商人觉悟大为提高，日本倾销到武汉的商品，再无商家卖了。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40节 启蒙青年办《新声》
通过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林育南深深感到：芦柴成把硬，独木不成林。仅靠他们几个骨干在各校去发动、串连、演讲，还是很难把广大青年学生发动起来。而要动员更多的学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必须对青年进行思想启蒙，让广大青年吸收新思想，提高觉悟，明辨是非，而报刊又是思想启蒙的最好工具。
1919年初，他联络了思想进步的朋友魏以新、汤济川、胡业裕等人，商量办一份杂志。
魏以新、汤济川、胡业裕3人极力赞同。林育南的理论水平高、文笔好，又有经验，在青年中很有威信，大家一致要求林育南领头。
林育南见大家积极性颇高，而且意见完全一致，便领头干了起来。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办一个半月刊，刊名为《新声》，意为时代的声音。
1919年初，《新声》半月刊在武昌正式创刊。
刊物一面世，武汉地区的青年，特别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争相购买，有的学生还将《新声》上的文章剪下来张贴在校门前和大街上的要道口，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刊物。
那一段时间，林育南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天才，几乎每期《新声》上都有他抨击时政的精彩之作。他通过刊物和文章，团结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
《新声》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守旧势力和反动政客对它恨之入骨。有的攻击《新声》的言论是“邪说”，有的谩骂《新声》为“出辞荒谬”、“狂悖绝伦”，还有的公然要求当局予以取缔。
林育南听到这些言论，毫不在乎。他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任何错，不必介意社会上的攻击。
一天，杂志社的一编辑问他：“一些政客又在大肆攻击《新声》，怎么办呢？”
他理直气壮地说：“不要怕，也不用担心，做任何事情，总有说咸说淡的。我们是正义事业，他们是反动政客，我们的事业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会骂，会攻击。要把中国人民往自由民主大道上引，启发青年的思想，必然要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
林育南的一席话，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过了一段时间，社会上攻击《新声》杂志的舆论又甚嚣尘上，杂志社的人员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林育南心想，中国是个封建大国，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好难好难。
一天，他想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创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思想的先锋，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决定写一封信给他们，与他们交换一下思想，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
他的想法，得到杂志社同仁的支持。
于是，一篇由林育南执笔、署名“中华大学新声社”的信寄到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信中说，他们素来生活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才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对于《新青年》的诸位先生，他们有表不尽的感谢。他们虽然有了这个觉悟，却还有许多朋友们在黑暗沉沉的地狱里生活，而且可怜万分。所以，他们“不揣愚陋”，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办了个《新声》。这觉人的一说，他们本不敢当，但这种事总觉得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们既得了《新青年》的觉悟，岂可自私自利不去启发别人？而且还有一层，他们虽然得了这条正路，然而并没有走到这条路上来。他们办《新声》的意思，就是想一方面请人家来引导他们向这条路上走，一方面希望别人也都跟着向这条路上来，这是他们办《新声》的本意。但由于知识低浅，思想闭塞，虽然有这志愿，恐怕是“力与心违”。
《新声》出版之后，社会上“群起而攻之”，所受的打击也不消说了，他们也早料到有这一着。俗话说，“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这两句话很有道理。他们既然想“为人”，一定不能讲“自在”了。
现在将《新声》寄上几份，请各位先生加以公平的评断，如果认为可教青年们努力地前进，或者这样做要不得，均望《新青年》诸位予以指教，使他们用力改正。
几天之后，新声社的信和杂志寄到了《新青年》编辑部。
此时，《新青年》轮到胡适做编辑。他认真地阅读了新声社的来信和杂志后，觉得《新声》的大方向不错，应该予以肯定，当即决定给林育南等人回信，以示支持。然后，将《新声》的来信及他的回信，一并发表在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
那时，胡适的思想比较激进，反封建的意识也较浓，他在回信中说，对于《新声》的出世极表欢迎，并恭恭敬敬地祝贺《新声》的成立，来信所说“既然想做人，一定不能自在了”，是他和《新青年》同仁极赞成的话。胡适在信中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北京有一个中学的学生写了一篇对孔子很不满意的文章，老师看了大怒，写了一个长批语，还有“出辞荒谬，狂悖绝伦”8个大字的断语，这个学生看了心里不平，便把文章和老师的批语一并送给他看，他看了那篇文章和先生的批语，知道那个学生与老师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便给那个学生写了一封回信，劝那个学生不必失望，并说在当前这种世界里应该以“出辞荒谬，狂悖绝伦”8个大字自豪。《新声》只见了第1期，不敢作什么批评，只好引用那位老先生的批语，勿畏“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并希望时时以这8个大字自豪。
胡适代表《新青年》的回信，给林育南等人鼓舞甚大，他们觉得，《新声》的思想启蒙之路走对了，今后应继续走下去，使广大青年都走上反帝反封建之路。
此后，《新声》在林育南的领导下，坚持办了一个时期，并成为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黑暗政治的锐利武器，团结、启发民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重要舆论工具。林育南也因创办了《新声》杂志，而成为武汉地区公认的学生领袖。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41节 五四运动打冲锋
1919年4月底，林育南到了北京。
4月30日，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失败。出席会议的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准备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北京，广大爱国学生无比愤怒。
5月3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代表召开大会，通过了通电巴黎公使、拒不签字等4项决议。第二天，北京地区的3000多名学生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示威，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还痛打了章宗祥。
为平息学潮，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学生，30余人被捕。
5月4日这一天，林育南在北京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运动，而且险些被军警抓住。
当天晚上，林育南想到这场运动马上会蔓延到全国，武汉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应迅速发动起来，决定乘车南下。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武汉，武汉地区大、中学校学生也迅速行动起来。
5月6日晚上，林育南拿着一份报道北京五四运动的《新闻报》找到恽代英说：“恽先生，你看这消息，好气人啦！”
“什么消息？”恽代英吃惊地问。
林育南将北京的五四运动简要地向恽代英作了介绍，并将报纸递给恽代英看。恽代英看完报纸，问林育南：“看了这个新闻，你有何想法？”
林育南说：“我有两个考虑，一是赶快印发一个传单，将北京发生的血案广作宣传，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激发武汉地区的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二是明天开一个‘国耻纪念会’，利用这个纪念会发动武汉地区的学生起来斗争。”
“我很同意你这个意见。”恽代英说。
“我们马上就干！”林育南觉得浑身是劲。
“传单的内容由你起草吧。”
“可以。”
恽代英马上起草了一篇《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文章。文中说：
……有血性的黄帝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做他的奴隶牛马……
第二天，林育南、恽代英又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印成传单，派人张贴在武昌、汉口、汉阳的大街小巷。
第三天，他们又成功地在中华大学操场上举行了“国耻纪念会”，参加会议的学生达数千人。林育南在大会上作了演讲。他在简要叙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经历后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使中国的主权不受损害，青年学生们必须团结起来，向北京卖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国家面临帝国主义的宰割，同学们再不能沉默了，要起来斗争。许多学生听了林育南的演讲，泪如雨下，纷纷要求上街游行示威，呼吁人民起来维护国家主权，打倒北京卖国政府。
会议结束时，学生们久久不愿离去，恨不得马上飞到北京去，与北京学生一道开展爱国斗争。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42节 勇斗校监余家菊
林育南回到宿舍，一同学给他送来一封信。
林育南打开一看，是北京朋友黄晓峰寄来的。黄晓峰是林育南在北京结识的一位进步青年，参加过北京的五四运动。在这封信中，黄晓峰将北京近段学生运动的全过程作了叙述，希望林育南在武汉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林育南看完这封信，心里十分激动。
他认为这封信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便将它贴在中华大学校门口的“揭示栏”上。果然，黄晓峰的信一贴出来，学生纷纷围拢去看。有的学生看了信后，咬着牙痛骂北京卖国政府的无能，还有的学生当场呼起了反帝反封建口号。
没过多久，林育南张贴的这封信被校监余家菊知道了。他感到这是大事，马上跑到校门口查看。
余家菊是湖北黄陂县人，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读过心理学和哲学，是“国家主义派”的首领之一，一贯仇视学生的进步运动。他见许多学生正围在校门口的“揭示栏”前看黄晓峰的信，气愤地跑拢去质问正在看信的学生：“这封信是谁贴的？”
学生中无人理他。
余家菊又提高声音问：“这封有问题的信是谁贴的？”
站在门边的林育南见余家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走到余家菊跟前说：“是我贴的！”
余家菊已与林育南交过几次锋，深知林育南是个厉害角色。不过，他是校监，林育南是学生，他仍要摆出校监的架子，用命令的口气说：“这封信的内容宣传过激思想，煽动学生闹事，不能张贴在这里，赶快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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