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总理夫人"-默克尔-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渌担诮烫美镒銎淼坏娜嗣翘盗苏庀⒑螅终鹁簧偃朔派罂蕖�
建墙后，默克尔一家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约定：只要墙一拆，就去西柏林的凯宾斯基饭店吃鲜蚝。可这个愿望随着岁月流逝，变得越来越渺茫。
随着柏林墙的竖起，东德加强了对来自西方的一切东西的防范，也加强了对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默克尔由于有西德和牧师家庭出身的背景，所以也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某种压力。这使她忍不住要反抗，同时又变得非常谨慎。如果有人问到她的家庭出身时，她很可能会像朋友建议她的那样，含糊不清地回答，使“牧师”听起来像是发音相似的“司机”。
由于有西德的出身背景，在东德长大的默克尔总显得与周围的东德小伙伴们有所不同。默克尔回忆说，她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东德生产的衣服。这是因为远在西德汉堡的姥姥和姨妈们经常带东西来东德看望她们。在柏林墙建起后，也还会大包小包地不时给她们寄来食品和衣物。因此她们家的生活比其他东德牧师家庭要好得多。十几岁的她穿的是来自西德的滑雪衫和牛仔裤，这让她的女伴们十分嫉妒。一位当年的邻居回忆说，那时牧师的大女儿总是戴着一顶宽檐的帽子，看着像个“小太阳”。默克尔的文具盒里有一支鹈鹕牌的自来水笔，那是西边的亲戚寄给她的圣诞礼物，这也让同学们羡慕不已。默克尔的同龄人中很多人喜欢听滚石乐队的音乐，而默克尔则喜欢披头士乐队。13岁时，默克尔拥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这对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年轻女孩子真是太好了。她在小房间墙上挂上了一幅印象派画家塞尚的印刷画——这是她汉堡姥姥那里得到的。小房间从此成了她和朋友们聚会的好地方。
中学时代的默克尔有时也会表现出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特有的“叛逆”。八年级时，有一次她和同学们在森林里抽烟，被工厂的工人抓获，差点受到警告处分。当时学校不让学生穿牛仔裤，可默克尔还是穿，为此没少遇到麻烦……不过，默克尔的这些“叛逆”行为都不太过分越轨。她说，在一些很普通的小事上，她表现出反抗。她说，“进行些轻微的挑衅我觉得很有趣，可以释放心中的不满，避免患上胃溃疡”。但尽管如此，她说，“我不是一个反抗者”。
有一件事很可以说明默克尔从小就养成的这种谨慎性格。据哥尔特朗古特所著《默克尔传》一书，1968年，14岁的默克尔随父母到捷克度假，这一年，正是“布拉格之春”发生的一年。当她看到她所住的捷克人家的男孩把印有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瓦特涅头像的邮票撕得粉碎时，她跑过去问是怎么回事。那男孩告诉她，现在杜布切克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印着诺瓦特列头像的邮票应该扔到厕所里去。8月20日，华约国军队开进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第二天，默克尔在厨房吃早饭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从捷克回到学校，老师让孩子们讲讲假期里的经历。默克尔举手，要讲讲在捷克的“伤心经历”。但当她从老师的眼神里看出这事危险时，于是改变了原来要讲的内容。
1973年4月，默克尔就要高中毕业了。按学校要求，她和班上的同学们共同举行了一次文艺演出。节目有诗歌朗诵，合唱《国际歌》等。他们朗诵的是莫根施特恩的诗《哈巴狗的日子》：“……人啊，好好守护住你自己吧，否则，你也成了墙头的哈巴狗。哈巴狗，坐墙头，朝外看，不下来……”
这次会演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莫根施特恩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而“墙”在当时是个敏感的词。学校开始调查这次事件有没有政治背景。他们怀疑牧师的女儿默克尔是事件的策划者。但同学们都很仗义，全班同学一起承认是大家的行为，并说明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事情最后以一封警告信结束：学校教育委员会严厉批评了所有参加这次演出的学生，给予他们警告处分。但是信中也有一句话：“学校的处分不记入操行评语。”这句话使得“演出事件”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没有一个学生因此被开除，他们都毕了业。默克尔也一样。
默克尔在回答《默克尔传》的作者的提问时说：“在生活中我不是一名积极的反抗分子，也从未给人这样的印象。我采取了较为聪明的行动，决定不过分越轨，这包括我在某些他人看来完全可以反抗或必须反抗的场合保持了沉默。”
默克尔把她的这种“聪明的反抗”同样带入了她的大学时代。
调制鸡尾酒的女大学生
１９７３年，默克尔中学毕业，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她选择的是物理系。
在东德，牧师的孩子通常都会选择学神学，将来当牧师。但默克尔没有这样做。她说自己很尊敬父亲的职业，但自己一直想从事一种“世俗”的职业。她曾经非常想像母亲一样当个教师，但她从母亲的遭遇知道，作为牧师的女儿，这在东德是永远也不可能的，因此她连试也没有试。她也想过学心理学，但担心得不到推荐。很长时间里她也考虑过学医，但最终还是决定学物理。她说：“我对理论物理很感兴趣，很想弄明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想知道制造出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及其同事们都想些什么，还有很多。选择专业时还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是我被推荐了学物理。”
默克尔没有选择在柏林上大学，而是选择了远离父母的莱比锡，据她讲，这主要是想离开滕普林这个小地方，而在柏林上学还是离滕普林太近了。19岁的默克尔渴望着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
莱比锡大学是德国颇负盛名的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也是东德当时最大的大学。195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35周年时，莱比锡大学改名为“卡尔马克思大学”，1991年恢复原名。德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莱辛曾在这里任教，莱比锡大学的毕业生中不乏大诗人歌德、哲学家莱普尼茨、音乐家舒曼和瓦格纳这样的名人。默克尔与这些名人为校友，是足以引以自豪的。
当时东德的大学生都有奖学金，所以她的大学生活没有衣食之虞。在大学里，默克尔继续保持着她勤奋学习的习惯。不过，在实验物理方面她的成绩不怎么突出。她说：“做实验不是我的强项，焊接我有困难。我的线路板也总是有问题。”这可能与她从小身体协调性差有关系。在中学时，她就怎么也做不好绘画和手工这些功课。体育课依然是她最发怵的。她的百米跑是补考才通过的。她自己解嘲说，估计是老师按错了秒表她才过关的。
默克尔在大学里也参加了共青团组织的义务劳动。这就是修整紧靠大学的古老城堡——莫里茨古堡，使它变为大学生俱乐部。默克尔回忆说，从1973年到1977年，她一直参加挖土。她说：“参加这样的挖掘也有着有趣的地方，但最终让人觉得这是卖苦力。我们小组不算是特别卖力的，别的组积极得多。”如今莫里兹古堡成为大学生周末聚会的好去处，但他们恐怕并不知道，其中也有着默克尔当年洒下的汗水。
在大学里，默克尔当上了青年团的文艺委员。她说：“我的工作是负责订戏票。”
在莱比锡大学的生活，如默克尔自己所说，是“以学习为主，基本无忧无虑的时光”。物理系每星期举行两次迪斯科舞会，男同学们安装了音响和放大器，而默克尔是负责吧台的。她回忆说，她常站在吧台后面调制“樱桃威士忌”，能挣不少钱。“每杯酒收取20至30芬尼小费。这样每星期我可以攒下20至30马克，足够付房租了。”她说调制鸡尾酒所需的配料是她白天乘电车找遍全城买来的。
默克尔上大学期间，发生了几件政治事件，一个是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赖纳昆策被开除出了民主德国作家协会，后来离开了东德。昆策是默克尔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默克尔上大学时，经常参加基督教大学生联合会的活动，有一个周末，在曼斯费尔德皇宫的讨论会上，她曾与昆策见面。在她的印象中，昆策“说话声音很小，显然是心情沉重，但他仍然充满信心”。另外，就是歌手沃尔夫比尔曼因为“阶级背叛”和“有伤风化”以及到西德巡演，被开除了他的东德国籍。这件事在知识界引起了抗议。这件事也让大学生默克尔感到震惊。但是，默克尔遵循她一贯的谨慎风格，没有参加任何公开的抗议活动，而只是把自己的看法限制在真正信任的朋友圈子里。据《默克尔传》说，默克尔有一个朋友伍尔夫特，他是东德制度的批评者，曾被逮捕，后来去了西德。伍尔夫特从西柏林给默克尔写信，那时默克尔已经参加工作，收这样的信会招来很大麻烦。因此默克尔通过间接途径告诉伍尔夫特，以后不要再寄信来。伍尔夫特接受了意见。柏林墙开放后，默克尔马上去西柏林看望了这位老朋友。伍尔夫特对默克尔的评价是：“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安格拉都非常开放。我们是一路人，都对民主德国的制度持怀疑、批评的态度。”只不过，默克尔并不公开显露她的怀疑和批评，她采取的是“聪明的反抗”。例如，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大课上，她因为做物理作业而被赶出了课堂。她后来说，她这样做就是要让人看出她对此缺少兴趣。默克尔的作为，正如她的老师戴尔所说：“我们必须在制度中生存，但保持人的本色。”
在大学里，默克尔遭遇了她的第一次爱情，恋爱对象是在平行班学物理的乌尔里希默克尔。乌尔里希来自弗戈兰，是一个厂长的儿子，比默克尔大一岁。默克尔是在上大学的第二年与乌尔里希认识的，二人常常一起出去旅行。1977年，23岁的默克尔与乌尔里希结婚。婚礼在滕普林教堂举行，新娘子穿的是她最喜欢的蓝颜色衣服。“我们想告诉亲友们，我们在1977年9月3日结婚了。”新婚夫妇用这样一张简单的卡片通知了大家。结婚头一天晚上举行了“闹婚仪式”，大约来了二十多人。按照习俗，大家要摔碎一些盘子碟子，认为清脆的响声会带来吉祥。但当大家把盘子摔在森林的湿地上时，却没有多大响声。婚后他们住在分到的一间简陋住宅里，卫生间与另外三家合用。他们的房租是20东马克，生活靠的是每人每月190东马克的奖学金。
大学第五年，默克尔开始做毕业论文。她的指导教授是哈贝兰德和戴尔。论文题目是《密介质中的双分子基本反应对反应速率的空间联合反应》。默克尔在科学院顶楼上布满管道的小屋里蹲了好几个月，完成了她的论文。哈贝兰德给论文的评分是“优秀”。论文由两位指导教授与默克尔共同署名，于1980年发表在美国的一份专业杂志《化学物理》上。哈兰贝德对默克尔的印象是：“从没有主动说过什么，只有问她才说。”而戴尔则称赞默克尔很正直，自信，导师要求太高时也会提意见，有主见，不喜欢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她会计划安排生活，对事情的内在关系比人们想象的要清楚得多，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什么。
1９78年，默克尔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她本想在高校求职，但“政审”未通过。在她的档案里，记着她收听西方广播、穿牛仔裤等“政治问题”。这都是大学的一些同学报告上去的。默克尔非常生气，可也无可奈何。最后她在民主德国科学院的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在那里一干就是12年。
年轻的科学家
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坐落在柏林鲁多大道两边的建筑中。研究所是早上7：15上班，因此，每天一大早，默克尔就从家坐轻轨电车到阿德勒斯霍夫站，然后沿着鲁多大道步行到她工作的214号办公楼。这使她养成了早早开始上班的习惯。
在12年的职业生涯中，默克尔始终是个小小的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后很久工资才长到1012马克，而高级鞋店里一双鞋就要320马克，一件大衣400马克。
关于在研究所的工作，默克尔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在理论组工作过，工作开始时就是通读一本书，之后我要与一个作实验的女同事相互交流，并用数学公式对实验结果加以论证。”她说，那时她还不能参加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而是要设计新的研究项目。“这也是我攻读博士时间相对长的原因。我必须自己掌握很多很多东西。”
默克尔在研究所最主要的学术收获，就是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在1986年1月完成了博士论文《简单碳水化合物中元素反应速度常数的计算》。她在前言中指出，碳水化合物在无氧高温下的转变目前和今后都具有重要的国民经济意义。
按照规定，取得博士学位还要交一份学习马列主义的论文。默克尔论文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据她自己说，这篇文章遭到很多批评，说她把农民写得太多，工人阶级写得太少。
论文交上去后还有口头答辩。答辩结束后大家喝点酒、咖啡庆祝一下。有几个朋友专程从莱比锡前来祝贺，其中有一个是约阿希姆绍尔博士，他曾阅读并修改了默克尔的博士论文。他后来成为默克尔的第二任丈夫。
也是在科学院工作期间，默克尔结束了她的第一次婚姻。
大学毕业后，默克尔与丈夫乌尔里希搬到了市中心玛丽恩大街的一套小住房里，这里离柏林墙不远。默克尔在物理所，乌尔里希则在光学研究所，两个人上班的地方相隔不远，但两个人越来越疏远和陌生。
结婚四年后的一天，默克尔突然提出分手。乌尔里希回忆说：“有一天她突然收拾起她的东西搬出去了。她自己跟自己商量好了似的就作出了决定。”两个人没有多少家产，在分东西时，默克尔坚持要洗衣机，毫不妥协。让乌尔里希困惑的是，她不仅留下了洗衣机，还留下了他的姓——默克尔，从此没有改变过。
乌尔里希已再婚并有一个儿子。对于他和默克尔结婚的日子，他至今保留着美好的记忆：“我们常去旅行，常和朋友聚会，我们两人都喜欢大自然，常去远足。我们也常去看电影和话剧。我们都很重视和家庭的联系，常去看望双方的父母。”
但默克尔则对这段婚姻的评价不冷不热。她对记者说：“我的前夫和我，我们当然是相爱了，我们也设想了共同的前程。但在民主德国就是这样，只有结了婚才有共同的住房和工作。这就缩短了成家决定中的考虑时间。说起自己的第一次婚姻，我好像无动于衷，原因也许在于当时我们不应该那么快结婚，而应该再等一等。”默克尔甚至这样说：“我们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当时大家都结婚了。这在今天听起来很蠢，但当时我确实没有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婚姻。我对婚姻的真正意义并没有了解……”
对默克尔的这些话，乌尔里希说：“这话很伤人，我对结婚是认真考虑过的。”他揶揄道：“假如我们今天还在一起，我最多也就是她的保镖。”
不管怎么说，在离婚这件事上，默克尔显示了她一贯的行事风格：她会长久地、周密地考虑某事，一旦考虑成熟，就会果决地采取行动。如同她在跳水时，会在跳板上一直考虑45分钟，而一当铃响，她就会跳下去。就像默克尔自己说的：“我想，在决定性的时刻我还是勇敢的，但我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总是尽可能事先考虑周全。即兴的勇敢我没有。”
默克尔与乌尔里希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