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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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开始了他的“突围”的悲壮历程。
而且他还必须面对新的时代的挑战。这大概是出乎这些80年代的中国的大学生们的意外的：当他们怀着种种英雄梦走出校门，还没有来得及大展宏图，就被铺天盖地的商业大潮淹没了。“时代”翻了一个脸：理想主义、启蒙主义被送上了审判台，金钱与权力突然受宠，钱权交易成为时髦；追求精神被视为神经有病，快乐、纵欲成为唯一原则；文学从神圣的殿堂上跌落下来，成为嘲笑的对象……
于是这些无论如何要弄出点出息的中国农民的子孙，又面临着选择的分野。——或许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本书写到的发生在90年代的蔡氏兄弟的论争。
大哥本是这个家族痴爱文学的传统的始作俑者，但也正是他首先提出疑问：“精神，纯洁到纤弱的精神，又怎能逃脱力大无穷、美丽无比的物质巨人的强奸呢”？（《长兄致二兄书》）他发现文学梦将把他自己，连同深受他影响的弟弟、妹妹，以及整个家族引进一个死胡同。于是，开始用嘲讽的语气来重述自己当年被退稿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他的每一次叙述都是以感伤的唏嘘作为结束的。他以对待文学那样的疯狂的热情投身于政界，并且很快就获得了成功，以县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一举而实现了光宗耀祖的世代农民的梦。而做弟弟的却仍痴迷、忠实于文学，在他看来，哥哥是在“以《红与黑》中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于连为榜样，摇唇鼓舌来为当官的歌功颂德，圣洁的高贵的文学女神的贞操被一次次地出卖给了浑身酒臭的县处级官僚，独立的文学的人格变成了御用的工具”。兄弟因此不再通话，直到那一个春节，哥哥大醉之后，重又叙述那个古老的退稿的故事，却拿出一箱纸色发黄但却保存完好的文学手稿，边说边哭，动情处竟至顿足捶胸，弟弟这才明白“文学梦”依然深藏在哥哥心灵深处（《大哥的文学梦》）。更料不到的是，不久，哥哥因劳累过度，脑溢血突发而猝亡。
这故事发生在90年代是有一种典型意义的，或许那令人感伤的结局才多少有些偶然性。本书的作者在哥哥的身上看到于连的影子，这更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底层生活的经历与体验，那因被压抑而变得加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也是能够孕育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与赌徒的。在这个意义上，哥哥是一个不彻底的于连，他还没有把自己完全出卖给金钱与权势的魔鬼，他的天良未泯，因此才有那失声痛哭，他仍然是一个牺牲品，最后的结局或许有一种必然性也说不定。而在90年代的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成功的于连是大有人在的。他们在爬上了政治或商业的高位以后，以百倍的疯狂攫取原先不可能染指、因而显得格外耀眼的“黄色”（金钱）与“红色”（权力），或许自以为是在复仇，其实疯狂吮吸的正是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的骨肉。这是一个远为深刻的悲剧，但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之内，这里也只是顺便提及。
回到本书作者的选择上来：如果说80年代对文学的迷恋完全是一个美丽的梦，90年代在文学已经失去光彩以后，仍然痴心不改，就多少具有某种挣扎的意味。作者说他是在“坚守着这最后一道防线”（《哥哥的文学梦》）。他要坚守的不仅是他的矮子家族的振兴梦，更是那早已渗入血液的家族哲学：要以自身精神的强大对抗外在的磨难。这里是内含着一种中国农民的执拗、自尊与诚实的：一切仰赖自己而不做任何非分之举。作者内在的农民气质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他不怕吃苦，准备独自承受一切物质与精神的苦难，只要能突围出来！他同时坚守的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与精神至上：多少个孤独的夜晚，他伏案疾书，也是在喃喃自语：“精神与物质的重建是同步的。更何况在世界民族之林里，所有的民族的最后都是以精神作为其归宿点”（《坚守精神——致思潮书》）；“人们啊，永远不要忘了，人类在摆脱了物质上的流离失所之后，便必然要走向精神的家园，那是上帝指引给我们的最后的处所”（《沐泉》）；“我热爱生命，我热爱文学，文学便是我的第二生命，不，文学便是我的第一生命，为此我押下了生命和青春的赌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永远不让我的头脑给人跑马，直到它被砍掉，或者被埋进泥土”；“世界上最大的刑罚是剥夺人的思想，剥夺人的精神生活，让一个嗜好读书的人没有书读，一个酷爱写作的人根本无作可写”（《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是真正的“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是关于民族的、人类的归宿的大思考、大忧虑。这是绝望的抵抗：抵抗物欲横流对精神的侵蚀，抵抗权势对精神自由、独立的剥夺，抵抗世俗对精神对文学的轻蔑与亵渎，同时也抵抗着自身的软弱与可能的动摇，他一再地激励、警戒着自己：“可千万不能舍弃和退却呵，在这最后的关头”（《拒绝平庸——日记五则》）。在一篇文章里，他说自己的住房“颇像一个封建的遗老”（《坚守精神——致思潮书》），他正是80年代时代精神的最后一个守望者，尽管守得如此艰辛，如此力不从心。
即使是回到现实的层面，他也是别无选择。中国的底层知识者要想依靠自己的本事突围而出，唯有科举考试一路。这是传统，也是现实——至少在本书作者的眼里是如此。他只有仰赖拼命地写作，以图发表而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拼命地读书，以图考上研究生，跻身于学术界，满足对精神的迷恋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于是，就有了本书所深情描述的“不醒文学梦”。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失败者的不归路（3）
这条路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是有典型性的。当我们考察当今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的构成时，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农家弟子，或者是有底层生活经历与体验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矮子家族的后裔，并且都是通过文学或读书的通道突围而出的。这样的背景与他们今天的文学与学术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因人而异的，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但这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与研究课题：作为生命基础的原始的底层体验与利益关系，怎样深刻而又曲折地影响着这些文人学者今天的思考与言说，他们因此拥有了什么资源，又可能承受着怎样的负担……
但这都不在本书的描述与议论范围之内。——和这些生存竞争中的不同程度的成功者与幸存者不同，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失败者与被淘汰者。
命运在他面前充分展现了全部残酷与狰狞：上百万的生命结晶无一得到发表面世的机会。无数次的投考全以失败告终。连“乘桴浮于海”逃到异土也被押送回国（《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所有的文学门都对他关上了。所有的学校门都对他关上了。所有的可能突围的出路都被堵住了。
他还有一条路：回到生他、养他的农村故土去。
他太想回去了。多少次，他对自己说：“你缩在这黑屋的一角，离了阳光，没有明月，空气都好像一个死，……视野早就窄了啊！……你生命的源，是在山里水里，花里草里，风里雨里雷里电里。……你忘了？你最初的根，是扎在黑色的泥土里，……在对面山上的竹子里！……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心灵里有农夫的创伤，毛孔中有泥土的气息……我应当回到山里去。……呼啦啦地，山风在外面唤我呢。我的头发蓬乱，大胡子长长，我但且归去，山不弃我。”（《归去，归去——写给自己》）这真是“梦里多少还乡路”啊！在本书中，写得最有灵气的文章都收在“伤心自然”这一辑里：《山之梦》、《山径》、《山中日记》、《山里的故事》、《夜读山》、《读夕阳》、《读雪》……那是写不尽的真山真水，永不枯竭的文学想象的源泉啊！
但他回不去，不能回去。
作者说：“不是我走在道路上，而是道路走在我的身上。由石块，水泥，风雨，年华，岁月，历史所组成的几百年几千年的经历和途路全部走在儿子的身上，儿子的骨头被压得铮铮作响。”（《爱的负荷——致弟书》）矮子家族送你出来的，是一条“不归路”啊！天意不可违，奶奶的临终嘱咐山一般不能动摇啊：“孙子都矮，不考学堂就要投人家降……我晓得孙子将来都有出息，可惜我看不到喔……就到我坟前放一千炮……”（《矮子家族史》）。没得出息的子孙怎归家啊，那是向命投降啊！……
不，我不投降，拼死也要拒绝投降！作者在《游子不归书》中对父母说：“儿之读书矢志，垂十有八年，未尝一刻懈怠，亦未尝一刻窥园也。其志在必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遥想过年之家中，严父慈母拭目以待之，请看三男之将来。”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前无出路，后无退路：玉镶佬啊，你把自己逼到绝境上了。
面对这不认输、不回头的失败者，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这样的数量多得多的失败者。但有几个成功者会想到他们呢？
而且正是这些失败者为成功者垫了底，或者如鲁迅所说，没有泥土，是不会有天才的花的（《未有天才之前》）。但历史从来是成功者的历史，在历史的叙述里是不会有失败者的位置的。
但我仍要说：请记住这些不屈的失败者吧，请倾听他们的充满血和泪的心声吧。而且我坚信，他（他们）的事业纵然失败，但在拼死搏斗中所显示的某些精神，却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后来者的精神资源的。
但在这位身心交瘁的作者面前，我又能说什么呢？
一切安慰与鼓励的话，都是无力的。我只想和他讨论更为严峻，甚至是残酷的话题：在充分肯定了该肯定的精神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再对自身做出某些反省呢？或者说，能不能对某些作为前提的东西——底层的期望，80年代的时代精神，提出某种质疑呢？我提到了大哥的信中的一段分析：“在你的身上，充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相对丰富的文学书本知识与极端贫乏的生活知识；极端的精神和物质欲望与相形见绌的实际运作能力；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和一成不变的人生追求，等等，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从根本上制约了你在事业、婚姻等方面的发展，叫你很难如愿以偿”（《尔非真英雄——大哥回信》）。这里，有没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呢？
不久，我收到了作者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矮子家族在文学上的悲剧意义是发人深省和惊心动魄的。它至少给人以两点启示：一是一个人如果奉行‘文学至上主义’，或者说是‘文学唯一主义’、‘文学清高主义’，那么他在底层社会与环境的冲突并被环境所淹没，就几乎是必然的；二是一个人如果奉行‘个人奋斗’，或者说是在行为上奉行经过美化了的‘个人孤独主义’，而不知和整个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必然为时代所抛弃，形成身体孤岛与精神孤岛”。来信还讨论了“个人野心与个人才质的矛盾，人的无限的精神苦斗与社会家庭环境的有限性的矛盾”等等。
这自我反省的勇气同样给我以震撼。尽管我直观地感觉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简明。但一时我又确实做不出作者期待我的“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彻底的批判”，坦白地说，我没有也无法想清楚这一切。但我仍从这讨论里感到了作者的清醒与成熟，并且产生一种信心：他会继续寻找（或许能够找到？）自己的路。作者说：“我只能做鲁迅笔下状貌困顿的过客，一个劲地朝前走，好像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叫我。”（《坚守精神——致思潮书》）——这也是我和他共同的宿命。
让我们“相濡以沫”吧。
1999年11月22日—25日写于病中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读文有感这是《北京观察》杂志记者对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采访记录，发表在《北京观察》1999年第一期上。杜老强调了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放弃”；二是提出了“农民应变成个‘自由人’”的改革方向。虽然只有两句话，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性。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垄断的政治权力向经济暴利的转换，以及二者的结合，引起了一切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忧虑。“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这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从年轻时代就建立起来的理想；我们这些人就是由此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面对新的剥削现象的大量出现，人们重又肯定了年轻时代的理想，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这本身即有着重大的意义。杜老的讲话更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所提出的“自由人”的问题。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去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重新关注，其中就包括了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自由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理想。杜老重提这一点（同时强调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并且是作为今后中国农村改革（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提出来的，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而他结合中国改革的现实与中国的社会现状，对“自由人”的阐释与实施目标的设想，更是引起了关注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的极大兴趣。杜老解释说，他所说的“使农民成为‘自由人’”，其实质就是“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在他看来，所谓“完整权利”应该包括“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与“发展文化，受教育的权利”。他由此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可操作性的主张。例如，要“使农民进一步走出封建社会与自然经济残余的阴影”；“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就目前而言，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迁移就业的自由，家庭的自主权是残缺的，……希望尽早走出过渡阶段”；“要使每个农民都能受教育”；“农民应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提高他们的竞争地位，在起跑线上就会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些意见应该说都是抓住了要害的。而杜老关于农民应有的政治民主权利的主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特别是他在强调要“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乡镇干部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同时，又提出了以下主张——
农民还应该有自己的团体，地方政府如果乱搞收费，或者有其它侵犯农民行为，农民应具有谈判地位和自我保护的权利，有自己的代表或代理人。比如减轻农民负担，现在中央高度关心，新闻界也替农民说话，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代表和政府直接对话。
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可以澄清许多混乱的思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政府就是人民（当然包括农民）的代表，即使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甚至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侵犯），人民只能反映（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