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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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并抚慰、养育了他们；“咬紧泥层根不死”（《〈路边杂吟〉增订本读后》），这一代人的根是扎在乡土中国的。诚然，与底层人民的同命运，是在那曲扭的时代，以一种曲扭的形式实现的，因而也必然带有负面的沉重阴影。比如，这一代人就曾经陷入人民崇拜的迷误，并由此出发，走上了自称人民利益代表的人民领袖崇拜的迷途，前文所说的唱了大半辈子的颂歌，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半是违心、半是真诚地，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唱出来的：这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可忘却，这样的悲剧也是万万不能重演的。但我们也不能在泼去脏水时，将孩子也都倒掉：那与人民，特别是底层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不能割断的。在清洗了人民与人民领袖崇拜的精神愚昧的历史尘埃，恢复了自身的思想与人格独立以后，知识分子应该更坚定地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关注于生长于斯的普通人民的真实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继续从中吸取精神的与文学的养料。——这正是我读了乐群的这本诗词集以后受到的启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落叶归根吧，老而有归：这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精神境界，作为老同学、老朋友，我更是为乐群感到高兴。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咬紧泥层根不死”（2）
而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乐群并不孤立。几乎在读到这本《刺梨蓬草》的同时，我还收到一位云南的老革命、老知识分子力从文先生寄来的“内部交流”的诗集：《凡恋》。同样是到老年“回顾自己的一生”：“终于看到／它是那样地令人失望／在一场疲劳而漫长的梦里／留给我的／只是一条痛苦和悲伤的痕印”；同样是痴心不变，矢志不移：“但我还是愿意／把仅剩的鬼魂作为投枪／对准黑暗／猛掷过去。”（《正果》）而那首《招魂》，更是如雷般地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永远消失了吗？／那坦荡的心灵∥你永远逝去了吗？那无垢的天真∥你永远不再回来了吗？／那纯洁的信仰∥不我想回来／但我再也回不来了／不信，数数你脸上的鸿沟吧／那是冷酷、无情、谎言、欺骗／甚至是血腥斗争所设下的／一道又一道路障。”确实，很多的人都“回不来了”，这样的历史的代价让人难以喘息；但仍然有人，有乐群，有力从文先生，还有不少的朋友，却没有被苦难的历史压倒，在晚年“招”回了自己的“魂”。这同代人的“凤凰涅槃”，使我从绝望中看到微茫的希望。
文章写到这里，又收到了刚寄来的1999年最后一期《上海文学》，编者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管21世纪会给这个世界，会给中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文学的立场仍然应该是人民的立场。文学突现的，不仅是它的艺术良心，还应该有它的社会良心。文学和人民在一起，和正义与批判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的目光不妨再往下一些，关注一下人民的真实生活。
与我们正在进行的这番思考，正是不谋而合。——这里所说的，自然不只是文学，而是一种知识分子基本立场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发生在世纪之交，无疑是意义重大的。我们自然无意将其绝对化：它只能是众多的选择中的一种。但毕竟有了同道者，这还是令人欣慰的。——乐群，你说呢？
三
乐群这本诗集在文学上的价值与启示，我还想说几句。
当乐群决心“回头是岸，赞歌且作悲歌”时，选择了古体诗词作为自己的武器，并且获得了成功；这不仅显示了乐群古体诗词的修养与驾驭的功力（这正是我深为感佩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意义：它至少说明古体诗词这种形式在经过一定的改造以后，在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方面仍然具有生命力，可以而且应当与新诗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影响与制约，构成更为健全的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格局。
而且古体诗词写作的崛起，也成为八九十年代重要的诗歌现象，很值得注意。当然，在崛起中也还有一些令人忧虑之处，在我这外行看来，吟风咏月、颂德歌功，似已成痼疾，旧功底若无新思想是不会有活力的。一些愤懑、怨天之作，也限于一己的悲欢，缺乏更为深广的关怀而显得气度狭小。乐群在他的《某些获奖诗作读后》里发出感慨：“诗词何日到民间”，大概不是无的放矢。而我总要想起鲁迅的话：“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论睁了眼看》）。中国古体诗词写作的新的生命力也正有赖于此。我们或许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去看乐群所作的“眼盯当代，心贴民间，敢为真声”的试验的意义：他至少提供了一条古体诗词写作的路子，尽管绝不是唯一的。这当然不是通向鲜花的坦途：走出瞒和骗的大泽，发心声说真话本身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乐群在“自序”中早已有言：“孤僧命蹇，不合潮流”，做了这样的选择，就逃不脱这样的宿命。我在这年末写这篇“读后”，就算是一种声援吧。乐群在风雨如磐的70年代曾有诗赠我：“最堪愁：微雨上征程，冬寒夜”（《满江红：赠钱君理群老同学》）。那么现在，我们又一起走向新的征程了。前景如何，且走着看吧。
1999年12月16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失败者的不归路（1）
——蔡玉镶《突围——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序
一
尽管我一再地表示想要摆脱身外与身内的沉重，但依然如山般的压来——这又是一部让我无法平静地对待的书稿。
书写得并不漂亮，但却十分的真实——正是这真实令人战栗。
单是这篇《矮子家族史》里的这一声长嚎：“矮子，苦哇。”就足以催人泪下。有谁会想到，身材的矮小与其貌不扬，竟给人带来了如许的屈辱；仅仅是要与别人平起平坐，活得有头有脸，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又有谁会关注，这“矮小”的身躯承受着多少精神的与肉体的苦难，蕴藏着怎样一个巨大而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那异乎寻常的自卑与自傲，与身体的矮小形成巨大反差的内在的志气、英雄气、风云气、大丈夫气，那越是受压受挫而越加强烈的内心的不平、焦灼、愤激、狂躁……水里浸泡过千百次、烈火里熔炼过千百次、污血里爬滚过千百次，仍然不屈不挠的钢筋铁骨般的顽强的生命力，那拼将青春抛掷，不惜血肉溅飞，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舍命挣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代人倒下，下一代接着冲上去前仆后继的奋斗……这都构成了一部历史：作者个人的血泪史，蔡氏家族的血泪史。而且我要说，这一切，包括“矮子”的意象，都具有一种象征性：难道你不会由此而联想起我们的国家、民族？作者说，他发现本世纪曾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孙中山、鲁迅以及邓小平，都是矮子；这事实或许有某种偶然性，但把它视为一种象征，也是可以的。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以后，在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中国人突然发现了自身的“矮小”（落后），由此而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史、挣扎史、奋斗史。于是，本书作者和他的矮子家族所显示的前述精神特征，固然带有明显的个人性与家族性，但却具有更普遍的典型性，这是一个本世纪的典型精神现象，它是能够让人们联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百年奋斗中丰富而复杂的心理内容的。
但我最想强调的却是本书的另一种典型性：“矮子”是可以视为受屈辱、被损害者的代名词的。作者把他的这部血泪之作称为“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是大有深意的。作者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祖辈、父辈都是农民；即使他已经脱离了土地，成为一个知识者，但依然没有忘却、也不可能摆脱自己与生俱来的底层性。于是，他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正是农民及底层人民养育了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他们为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付出最多，牺牲最大，但却因为贫穷，因为没有文化，而长期被人矮视，受尽屈辱，而且前述民族的屈辱主要是由中国的底层人民承担的，可以说，他们是将民族的、阶级的屈辱集于一身的。这正是构成了本书作者这样的“底层知识者”最根本的生存体验，他（他们）对“矮子”的处境的特殊敏感，格外深切的痛苦，其实是包蕴着这更为深广的历史内涵的。
因此，尽管如鲁迅所说，这还不是沉默的国民自己发出的声音，但这些底层知识者的挣扎与呻吟，是应该倾听与关注的。而这恰恰是当今中国被压抑了的声音。我在刚写完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在这世纪之末，听见的是一片狂欢之声，早已将弱者的哀哭掩埋。知识精英依然高谈阔论，但中国的“矮子”们，这些备受歧视，备受凌辱的人们的真实的痛苦，却不在论题、视野之内，君子远离庖厨，大家相安无事，大概就要在太平声中迎来新的世纪吧。
那么，这执拗如怨鬼的一声声“矮子，苦哇”，实在是有点扫兴。不知道愿意倾听的人，还有没有？
生命的沉湖二
本书最动情的篇章都是献给奶奶、母亲、父亲、哥哥与妹妹，献给自己家族的。这是作者和中国的底层知识者的生命之根。
于是，我们听见了：“一字一顿，几乎是从喉咙管里扯出来的，奶奶咳着，喘着，用整个生命唱出的”歌谣——
天——公——公——喂
地娘——娘——喂
保护——我家小——毛
升——学——堂——喔
作者告诉我们：“当天夜里，奶奶便离我而去了。……这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一支摇篮曲，我流着泪，默默地唱着哭着重复着，于是它变成了一首古老缠绵悲凉凄惨和深刻沉重的安魂之曲，在我的耳边永远回荡……”（《摇篮曲》）
大概每一个来自底层的知识者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他们的耳边永远响彻着这古老的生命的呼唤。
这古老的声音是来自中国农民的心灵深处的：他们几乎一字不识，深信自己的一切不幸都与此有关；于是，知识、文化、学堂，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一种神圣性，他们是如此虔诚地祈祷着上苍，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念书识字，有着另一种命运，这是整个家族希望之所在。让孩子上学，有个“出息”，光宗耀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村吃苦耐劳的父母的生命存在的全部价值。对于作者这样的“矮子家族”，读书就更具特殊的意义。这是奶奶临终前的嘱咐：“孙子都矮，不考学堂就要投人家降”；这是父亲的信念：“人矮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矮又没有本事”；于是形成了儿子的理论：“矮子的强大靠的是精神，矮子必须从智慧方面发展。”这可以说是物质贫困、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以至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从自身的经验中提升出来的生存哲学，这是绝境中的希望之光：读书，追求精神的丰富，成了“矮子家族”的唯一生机。因此，当读者看到作者的父亲怎样逼孩子念书，扯耳、碰壁、踢腿、罚跪……是不能不受到震动的：在这几乎是不近人情的残酷背后，隐藏着的是怎样巨大的期待与爱！中国的农民的孩子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不会埋怨自己的父辈，只会把这一切深埋起来，成为刻骨铭心的原始记忆，化作最基本的生命欲求：无论如何艰难，也要读好书，报答父母，为“矮子家族”争口气！作者说，奶奶歌谣里的期待是他生命的“安魂曲”，这是实在的：不读得个“出息”，这些农民矮子的子孙的灵魂是永远也不得安宁的！
这样，中国农民、大地母亲哺育了自己的儿女，又把他（她）们送出了土地，并且期待再也不要回来。
三
本书的作者和他的同辈，于是在父辈的嘱望中，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
这历史的选择发生在80年代的中国。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失败者的不归路（2）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充满理想的年头，是一个做梦的时代。在作者的笔下，成了永远怀想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散了多少步啊，那个时候说了多少话啊，那个时候写了多少信啊，那个时候吹了多少牛啊……”“那些放言肆胆谬谈阔论的日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啊！（《今夕何夕——致洪波书》）于是作者做起了“文学梦”，一个玫瑰色的梦。作者在90年代回忆说：“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中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文学梦”；“那时候的风气是不爱做官爱文学，不像现在文学很臭，每一个人摸到自己的肚脐眼都是钱”（《大哥的文学梦》）。他说的完全是事实，尽管在今天的青年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现代神话。正是文学把这个矮子家族里的后代内在的英雄气、丈夫气全部诱发出来，使他坚信：通过文学的天梯定能使自己由躯体的“矮子”变成精神的“巨人”。整个家族也这样期待着他：“我家的玉镶佬将来在文学上大有前途！”在那个“文学是崇高的事业，每一个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文学青年都被捧为天上的星座”的时代，这无异于宣布，他将从根本上振兴蔡氏矮子家族！——这志气，这责任，这预言，这自信，以后就成为一个挣不脱的梦魇，永远追踪着他，压迫着他的灵魂。
本书的作者就这样在80年代的梦幻中，从一个农民的儿子蜕变成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知识者。
他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里安身下来。——终于脱离了土地，却又开始了新的生命的苦难历程。
无论如何，总算成了“公家人”，这应该是有了“出息”，家族的梦想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了。
但他不能，他仍不得安宁。
他陷入了中国小城镇的灰色生活的尘埃之中。这就是本书“生存之累”中所描述的那些“有聊”的与“无聊”的日子；“教书，回家，吃饭，屙屎，困……”（《无忌的诗》）；“生活的轮子艰难地朝前滚动着，碾碎了我的青春。头发，白了；胡子，硬了；眼角，有了皱纹。生活的轮子继续无情地朝前蠕动着。无声无息。无香无臭。没有留下任何一丝痕迹。”（《过年》）
这无血的杀戮，在契诃夫的小说，叶圣陶、芦焚……的小说中都曾出现过，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苦恼，因而通常也是依靠时间的流逝造成的麻木来自行消解的，至少对大多数的小城镇的居民，包括其中的知识者，都是如此的。
但本书的作者，这位念念不忘振兴矮子家族的大业的农民英雄的后代，这位80年代的乌托邦的梦幻者，却长久地沉浸于真正的恐惧之中。他害怕自己陷于“危城”里不能自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冲出去！（《冲出危城——致唐师》）
于是，开始了他的“突围”的悲壮历程。
而且他还必须面对新的时代的挑战。这大概是出乎这些80年代的中国的大学生们的意外的：当他们怀着种种英雄梦走出校门，还没有来得及大展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