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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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那就是洹北花园庄商城的发现，是中国近百年来商代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从区域研究的角度看，洹北商城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殷墟作为商代最后一处都邑出现于洹河岸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洹河流域古代聚落的发展演变规律。同时还为完善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框架提供了关键性资料。在过去的考古工作中，虽然有学者意识到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可能还存在时间缺环，但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予以证明。洹北商城的发现，不仅以确凿证据证实了该缺环的存在，而且提供了能够对该缺环阶段进行考古分期的实物资料和地层依据。这个发现对于确立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商年框架无疑产生重大影响。　
　　除洹北商城外，另一个被“工程”列入14C测年的东先贤遗址，位于邢台市西南郊约3公里的东先贤村附近。据考古调查，遗址被东先贤村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村北部分已知面积近1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商文化可分为五期，以考古学划分的H15和H34为代表的东先贤一期的年代晚于小双桥遗址，而与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的年代大体相当。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7）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出土的系列样品进行AMS测年后，其拟合结果如下：　
　　据《竹书纪年》、《尚书·序》、《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盘庚迁殷前的商代前期，有成汤居亳、中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以及南庚迁奄等都城变迁。由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故“工程”专家认为郑州与偃师两座商城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两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其他如小双桥、洹北花园庄和邢台曹演庄、东先贤等大规模商前期遗址的发现，无疑也为推定中丁迁隞等都城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工程”通过对上述遗址的分期和14C测年研究，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其排序为：　
　　第一期　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如96YSJlT28⑧、⑨、⑩）为代表；　
　　第二期　以郑州商城ClHl7、偃师商城8611D5H25为代表；　
　　第三期　以郑州商城C1H1、C1H2乙、偃师商城85YS5T1H3为代表；　
　　第四期　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　
　　第五期　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和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　
　　以上五期文化序列的建立，为推定商前期的年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工程”课题的设置，建立商前期年代学框架三个主要依据的研究已基本完成，那么从商朝建立到盘庚迁殷这段历史的年代跨度是多少？它始于何年又止于何年呢？要推算出结果，首先要对文献记载的商代积年加以比较研究。根据此前罗琨等学者对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的成果，先秦及汉代文献关于商代积年的记载主要有：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易纬稽览图》：“殷四百九十六年。”　
　　《汉书·律历志》引《世经》：“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年。”　
　　“工程”专家组认为，《世经》记载的629年，不见于先秦文献，是汉代刘歆据三统历推算出来的，不足凭信。　
　　古本《竹书纪年》等书记载的496年说，因《竹书纪年》明确记载是29位王的积年，不足《史记·殷本纪》商代30王的数目（如计入未立而卒之太丁为31王）。中国现代著名史家、考古学家陈梦家通过对古文献研究后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纪年》原文可能如《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汤数至文丁（文王受命）是29王，没有帝乙、帝辛。据“工程”专题人员常玉芝等学者对晚商祀谱的排比，帝辛在位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帝乙在位26年，二王共在位56年，故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含1046），若将伐桀之年计入，则为553年。也有学者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辛即位，29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太丁和帝辛。如是，则商积年为496＋30（帝辛在位年数）=526年。《鬻子》记载的576年与553年接近，《左传》所说的“载祀六百”可理解为约数。　
　　专家们认为，可以用于“工程”的商代积年有三说较可信，一为《鬻子》的576年说，二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陈梦家解释的552年说，三为另一种解释的526年说。由于“工程”已从“武王克商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中，选定周武王灭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那么以这个数字为定点，分别上推三说的商代积年，可得到公元前1622年、公元前1598年和公元前1572年三个数字。根据此前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的14C测年研究，已得结果为公元前1600—前1560年之间，这个时间段与以上三说基本吻合。有鉴于此，工程首席科学家研究决定，商的始年就在这个框架中取舍，并首选公元前1598年。为取整数，定为公元前1600年。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8）　　　
　　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商分界之年，在回答了前面已经叙述为什么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1600年加夏代积年471年，取整数为2070年）。同时，也有一个关键的数字需要交待，这就是建立商代始年基点的历史上著名的武王克商之年——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在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如果武王克商，也就是说商朝灭亡、周朝建立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得不到建立和确定，夏商的年代学体系就不可能较准确地建立起来。当然，在武王克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有关商代后期的历史脉络和各王年代还是要先行说明的。这就面临着要解开又一个历史年代学之谜，即历史上著名的盘庚迁殷事件到底发生于何年？　　　
　　第六章　商代后期诸王的年代（1）　　　
　　帝国的荣光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划分方法，商代后期是自盘庚迁殷开始至商朝灭亡这一历史阶段，而作为分界的遗址性标志就是著名的安阳殷墟。　
　　纵观殷商的兴亡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都邑频繁迁徙，汉代张衡曾概括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这里说的“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之八迁，“后五”则为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关于成汤之前八迁的具体去处，已无明确的文献记载，现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对此作过考证，指出了“八迁”的具体方位，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和考古学上的证实，自然难成定论。成汤之后的“五迁”，虽有文献记载，但又不尽相同，如可信度较高的三种文献《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殷本纪》，其记载就有差异，参见下表：　
　　由于文献说法不同，汉代之后的研究者也就众说纷纭，难有一致的结论。不过这个争论主要针对各王迁徙的具体方位而言，对总体上的“后五”并无非议。　
　　盘庚迁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关于《盘庚》三篇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章，司马迁没有转载，却在《尚书》中保存了下来，由此成为研究殷人特别是盘庚迁都的惟一的重要依据。　
　　无论盘庚迁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举动本身却成为整个殷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人屡迁”的动荡生活的终结，同时也使长期处于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现了“殷道复兴”的局面。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局面的出现，才有了后来包括盘庚在内的8世12王270余年商代历史的延续。　
　　其8世12王的世系如下：　
　　随着商周更替，世道轮回，至迟在秦代，盘庚所迁的殷都已成废墟，具体地望和位置渐渐不被人所知，直到甲骨文被重新发现和释读，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备时，首先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于西北岗王陵区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属祭祀坑。1958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安阳考古工作队，1959年又设立了工作站，开始对殷墟进行长期的连续性发掘和研究。　
　　从1958年至1966年，安阳考古队在保护区内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发掘了部分铸铜遗址、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圆形祭祀坑、车马坑等遗址。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殷墟的发掘被迫停止，直到1969年才恢复工作。在之后的30年中，考古人员对殷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及遗物，尽管“文革”风潮特别是后期批林批孔等政治风浪，对殷墟发掘造成巨大冲击，但工作还是艰难地维持了下来。“文革”结束后，殷墟发掘总算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妇好墓的发现，使殷墟再度震惊寰宇。　
　　1976年，著名女考古学家郑振香率领考古人员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约100米处，发现了妇好墓。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葬未设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筑基址的痕迹，据发掘人员推测，可能是一座用于祭祀的墓上建筑。由于此墓埋压在殷代文化层之下，受到自然条件的保护，因而虽历经几千年沧桑而未遭盗掘。墓中除发现16个殉人和6只殉狗外，还出土了铜器、玉器、骨器等极其珍贵的文物1928件，其中铜器的总重量达到了1625公斤。在21O件青铜礼器中，不少器类都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而大多数礼器上都铸有铭文，为考证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研究随葬品的组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第六章　商代后期诸王的年代（2）　　　
　　妇好墓是惟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并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有专家认为妇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庙号“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所称的“妣辛”。　
　　自1928年殷墟首次发掘，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历史时期，有数十座宫殿遗址、10余座陵墓和10多万片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并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殷玮璋具体负责。同时根据“工程”提出的“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的目标，特设了“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参与、主持殷墟发掘多年的杨锡璋负责。　
　　杨锡璋和徐广德等考古学家积殷墟几代学者70年发掘、研究之经验，在前贤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将殷墟文化分期进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分期划定之后，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刘忠伏等专题组人员，着手从历年发掘所积累的资料中选出部分样品，并于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坟南地和东南地作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余个含碳样品。但是，当这些样品送往北京后，仍然不能满足14C测年的需求，特别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样品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于是，“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研究，决定继续提取样品，并派出课题组负责人殷玮璋和14C测年专家仇士华赴安阳，和专题组的杨锡璋等考古学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取样方式，并抵达洹北三家庄等地考察选点。　
　　专题组人员在安阳考古工作队队长唐际根的安排下，于1997年秋—1999年秋，在殷墟的三家庄东地、花园庄西地、董王度西南地及其他几个地点作了不同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一批含碳样品。经过3年的努力，专题组从殷墟12个地点共采集含碳样品111个，基本满足了14C测年的需要。鉴于发现材料的增多，专题组将原来所划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称“三家庄阶段”，并从第一期中划分出来。原第一期晚段改称第一期，并据此推定为武丁前期遗存。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就在专题组人员为寻找样品在洹水北岸几个地点勘查与发掘过程中，偶然发现了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垣。这是整个20世纪发现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殷墟发掘70余年来，无数学者曾苦心积虑、疲精劳神、孜孜探寻而不得的殷墟城垣，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而在洹水北岸发现，这一重大成果，无疑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多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后，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从14C测年数据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一期文化与四期文化之间的总跨度为334年。尽管上述每期的年代范围是否就是它们的实际年代，此时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证实，上述年代序列与分期序列完全一致，没有出现祖孙颠倒的现象。至于这些年代能否同其他的年代衔接和匹配，并不发生矛盾，当然还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来验证。　
　　殷墟甲骨的测年　　　
　　第六章　商代后期诸王的年代（3）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长达一个世纪里，甲骨文出土约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而自殷墟科学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连坑”内出土了“大版四龟”。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