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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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个人被从集体中割裂开来，这创造了容易遭受风险和脆弱的新感觉。私人和公共保险是汇聚风险、互相提供保证的方法。保险成为减少脆弱性的手段，舍此，则出现原子化、自治的世界。美国人享有私人保险，政府也用社会保障基金的方式提供保险，但保险的观念——尤其是公共性质的——在欧洲则要发达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欧洲人从来没有彻底接受启蒙主义的个人观念，即完全为自身命运负责的自主的个人。欧洲人继续维持着个人自治和集体分担风险的责任之间的平衡——尽管有时候不太舒适。这是天主教教义、封建制度和雉堞环卫的城市的遗产。即便是对“个人”近乎执著的新教改革也不能完全割断欧洲人这种更加古老、深刻的集体忠诚。
自从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以来，过去半个世纪里产生了质变的就是一切种类的风险如今都是全球规模的，持续的时间没有确定尽头，后果难以计算，并且不可补偿。它们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逃脱它们潜在的影响。风险如今真正成了民主化的，让每个人都变得脆弱。当每个人都是脆弱的，一切都可能失去的时候，计算、汇聚风险的传统观念几乎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欧洲学者们所说的“风险社会”。
美国人还没走到这一步。尽管某些学者对全球风险和脆弱性发表了言论，美国人里也有可观的少数派表达了他们对全球风险——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的关切，这种对绝对脆弱性的感受终究不如大西洋彼岸那般强烈。欧洲人说我们带上了眼罩。事实上，情况比这更加微妙。多数美国人还坚定信仰着美国梦的基柱——每个人归根结底都是他或她自身命运的主人。就叫它是种幻觉好了，但个人被授予权力的感觉在美国思维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潜在的压倒性的全球危机时，多数美国人都对这类观点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太悲观、太失败主义了。人可移山。多数美国人相信这一点。欧洲人很少如此。
人们是否能在共享的全球风险和脆弱感的基础上，有效地建立起一个梦想呢？欧洲精英认为可以。欧洲公众不这么肯定，尽管种种证据暗示，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有可能尝试一番。然而在美国，2。93亿人在永恒的乐观主义中被抚养成人，每个人都适应了社会，相信他或她能够对抗所有外在的偶然而一往直前；这里，对待科学和技术探索的集体预防风险的态度在听众中获得反响的可能性是相当令人怀疑的。
欧盟确已把一项决定性的测验制度化了，它直接深入到这样一些差异性的核心，区分了共享风险和脆弱性的欧洲新梦与无限个人机遇及勇气的美国旧思维。这就是所谓的“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它已成为欧盟在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管理政策的中心。它得到了多数欧洲政治精英和大众的拥护。但在美国政界和公众间，支持者就要少得多了。
《欧洲梦》 第二部分预警原则（1）
预警原则
2002年11月，欧盟委员会采纳了一项提议，内容是应用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对科技革新和把新产品投入市场、社会及环境进行调控监督。根据这项新使命，提议中的实验、技术应用或产品的投放必须受到检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中止，即“科学证据不足、不能决定或不确定，并且事先的科学评估显示，有充分理由担心它对环境、人类、动物或植物健康将带来潜在的有害影响，无法符合欧盟现行的高保护水准”＇24＇。这份指示的关键词是“不确定”。当有充分证据表明可能产生有毒影响，但是没有充分证据确定无疑的时候，预警原则就插手进来，允许权威调控机构为了安全而犯错误，或者中止全部活动、修改它、采取替换性措施、对活动进行监控来评估结果造成的影响，或者制定试验性草案以求更好地理解其效果。指令草案的设计者敏锐地指出，援引预警原则必须是以合理、公正的方式，以保证它不被用作为达到其他目的而借用的政治或经济利器。指令宣称：
在必须采取行动之处，手段应当与选取的保护级别相称，实施过程一视同仁，并与此前曾采取的类似手段相一致。它们同样应当以对采取或不采取行动分别可能带来的益处和代价进行的检验为基础，并根据新的科学数据接受复查；因此，只要科学数据依然不够完善、不够精确或缺乏决定性，只要社会所承受的风险还被认为太高，它们就应当维持不变。＇25＇
预警原则生效的第一个已知案例是在1854年9月，发生于伦敦中心的圣詹姆斯区。一位伦敦医生约翰·斯诺（JohnSnow）正在考察10天之内夺走500条生命的霍乱爆发来源。此前，斯诺曾经发表过一篇比较两个供水公司的文章——一个的水是清洁的，另一个的水被污水所污染。他推断，不清洁的水和霍乱有关。当霍乱爆发时，他的研究已经开始获得某些支持这一论断的数据了。一次迅速的调查表明，8月31日至9月5日之间死于金色广场（GoldenSquare）地区的全部83人，都曾经从受污染的宽街公司（BroadStreet）水泵饮水，而非从较清洁的供水公司的水泵饮水。他建议官方拆除所有宽街供水公司的水泵手柄。这一行动避免了霍乱的扩散。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的多数科学家都不赞成斯诺的观点。他们相信，霍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污染源带来的。污水和霍乱之间的科学联系直到30年后才被发现＇26＇。
根据斯诺的建议做出的决策是预警原则有效性的经典案例——就是说，如果有理由相信在一种活动和有害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行动，哪怕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这一要求。
第一次在公共政策里实施预警原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德国科学家和公务员对德国“森林死亡”表示日益不安。他们怀疑，空气污染造成的酸雨是原因所在，但还没有确凿无疑的科学证据。但德国政府还是决定在1974年通过《德国清洁空气法》，减少发电站的排放量，它所援引的就是Vorsorge，或称“提前关注”（forecaring）原则＇27＇。“预警原则”很快就变成了德国环境法的准绳。预警原则应当“在如下情况被使用，即：如果健康或环境将可能受到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危害，这就需要有所行动，以求在获得造成危害的有力证据之前，减少可能的危险；应当考虑到采取或不采取行动两种情况下可能的代价和好处”＇28＇。
预警原则的设计目的是允许政府权力机构作出先发制人的反应（灾害酿成之后也一样），其科学确定性的门槛要低于过去通常约定俗成的准则。“科学确定性”被“合理的关注基础”所调和。预警原则给了权力机构在事件展开前或正在展开的时候，第一时间对事件做出反应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这样就能够预先阻止或减少潜在不利影响，分析和评估导致这种危害嫌疑的成因。
预警原则的支持者们认为，倘若过去曾援引这一原则，新科技发明的许多负面影响就能够被事先阻止或至少缓和，他们举出的例子有：卤烃的投入使用和地球高层大气的臭氧层撕裂，畜群中疯牛病的爆发，对农场动物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细菌的反抗生素能力日益强大，还有石棉、苯和PCB（聚氯联二苯）导致的广泛死亡＇29＇。
在这些和其他的事例里，常常在它们刚刚亮相的时候就有警告性的征兆，表明它们潜在的有害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警告性的征兆被漠视了，其中包括因为负责监督可能危险的研究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在美国，美国农业部的动植物卫生检查处（APHIS）负责监督全国农场动植物的健康问题。但是，美国农业部同样还负责促进美国农产品的销售。在无数案例里，在追查现行农业措施可能带来的环境和健康危害方面，农业部的态度都不够强硬——如果这些措施将以某种方式威胁到他们同样所服务的农业利益集团的福利。
在英国疯牛病爆发的案例里，其后的政府听证会和公开曝光中都曾经指出，政府调控机构对扩散的危机反应迟缓的原因，就是它的职责是维护它所监控的行业而非消费者。可能的关联性常常没有得到探究，因为这些联系要求并非现成的跨学科方法。例如，检查畜群疯牛病的兽医没能够把这种病和克雅氏病（CJD）联系在一起——克雅氏病是一种人类脑部退化疾病，如今我们知道它是由食用受疯牛病感染的牛肉引起的。倘若医学研究人员得以尽早与兽医合作，探索牛和人类的脑部退化疾病之间可能的疾病，那么，或许就能尽早采取措施抑制疯牛病向人类传播，拯救更多的生命＇30＇。
在卤烃、PCB和MTBE（甲基第三丁基醚）的案例里，这些人工化学制品的新奇性本身就应该让某些人扬起眉毛。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化学品将持久存留在环境里，容易散播，并可能变得无所不在。所以如果产生问题，那么要清除它们就更加困难了＇31＇。
可能产生危害的非专业证据常常会比临床证据提前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却会被有关“专家”和势力集团所忽视。在调控者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问题以前，工人们早就意识到了石棉和PCB的有害影响。无数情况下，地方共同体注意到不良卫生状况和当地工业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要远远早于公共官员。不难想起的是美国LoveCanal事件＇32＇。
预警原则已经进入了国际协议和契约。它最早被承认是在1982年，联合国大会把它写入了《世界自然宪章》＇33＇。预警原则随后被采纳进了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的《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2000年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还有200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34＇。
《欧洲梦》 第二部分预警原则（2）
欧盟希望，通过把预警原则吸纳进国际条约和多边协议，它将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对科学和技术加以监督和管理的不可动摇的标准。但是，尽管美国已经把预警原则的某些方面采纳进了它的一些环境规章中，美国观点和标准的主要内容都还是比欧盟要松懈得多，尽管可以说比其他许多国家的要好些。
近年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一唱一和，利用每一场合质疑欧盟所采取的预警原则的强硬立场。美国把欧洲越来越紧的调控制度看做是给美国出口贸易套上的“绞索”，并决意挫败它要把这条原则变成全世界的金科玉律的企图。在2003年5月面世的一份报告里，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最好地表达出美国政府和企业的担忧。这个委员会警告，欧盟启动预警原则“事实上禁止了美国和其他非欧盟国家被认为有害的产品出口，窒息了科学和工业革新及其进步”＇35＇。
直言不讳的欧盟环境专员玛戈·沃尔斯托姆明确宣称，当涉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环境监管问题时，她相信欧洲和美国正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分道扬镳。她注意到，尽管对环境的关注位居美国选民所关心的9个议题之末，它们却出现在欧洲选民认为最紧迫的五大议题之中＇36＇。沃尔斯托姆还观察到，“环境问题基本上还是美国的国内问题……但在欧洲……广泛的公众日益了解到，环境挑战的范围是跨国化、全球化的。”＇37＇沃尔斯托姆得出结论说，关键在于，在美国环境只是次要的议题，但是，“环境政策已经成了欧盟本身的基石之一。”＇38＇在沃尔斯托姆和其他人看来，预警原则是他们的调控“兵工厂”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推进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前线”。
但是，预警原则的意义还要更加深远。它所涉及的是社会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它对科学探索和技术革新的态度上深刻的变化。欧洲启蒙主义传统鼓励压倒自然的权力，对此，美国业已成为其最热情的支持者。大体而言，美国人把自然看做是装满有用资源的宝库，有待于为了生产目的而被支配。尽管欧洲人采用和美国人同样的功利主义视角，他们的另一种敏感性在美国这里就不太突出了——即，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热爱。人们可以从欧洲人对乡村的尊重和对维护自然景观的决心中看到这一点，哪怕这意味着以特别津贴或放弃商业发展的方式提供政府援助。在欧洲人对生活质量的梦想里，自然占着重要地位。和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在周末和假期拜访乡村的时间要多得多。对他们来说，这是可贵的休闲。
城乡时间的平衡对多数美国人都算不上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他们中许多人很可能会把自己的周末花在逛商场上，而他们的欧洲同伴却在乡村小径上远足。当然，有许多美国人乐意在宏伟的户外消磨余暇，正如也有许多欧洲人偏好在舒适的城镇消遣。然而，任何在欧洲和美国都度过了相当长时间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乡村桃源对欧洲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我在欧洲专业和商业阶层里的几乎所有相识都在某个乡下有另一个小家——一栋乡村别邸，数代以来都属于这个家庭。工作阶层或许没这么富有，但是在任何一个周末，您都会看见他们大群逃离城市，开车到最近的田园或乡村，暂时缓解城市的压力。
乡村生活和自然的价值观根深蒂固，这是欧洲绿党（greenparty）之所以能够在整个大陆获得支持的原因之一，它们在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里都有相当的代表权。相比之下，美国的联邦立法委员里没有一个是绿党成员。
欧洲人决意在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视角之间维持大致的平衡，这使他们更严肃地承担起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环境托管人的责任。预警原则被部分看做——倘若你乐意的话——在商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之间维持平衡的方式。
然而，我们曾在前面的章节里多次提到过，欧洲精神里还有另一种维度，它使得欧洲人和我们美国人相比更加支持预警原则——这就是他们万物“关联性”的观点。预警原则植根于这一观念之中，即：每次科学试验、技术应用或产品推介都会以无数种方式影响到环境，它们复杂、困难到无法评估。衡量风险的旧式办法本质上是简化的、机械的、线性的，因此无法处理自然界种种难以量化、无法预测的微妙关系。
因为我们美国人如此重视自主，我们相比之下难以看到事物的深层关联性。我们倾向于把世界看做是一个个容器，每个都和整体孤绝开，并能够独自存在。对我们来说，关联性唤起了共享的彼此依靠和脆弱性的观念，这可都是些我们不太欣赏的品质。我们的自我和世界观是我们成为启蒙主义思维框架的理想信徒，它强调的是支配、隔离零敲碎打的自然，目的是把它们转化成具有生产力的财产。我们喜欢身边的一切都整整洁洁地包裹好、自主、独立，这正是我们看待自己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方式。在启蒙主义的自然模式里，万物都可以分离、转化。没有关系，只有事物，或动或静，或者撞击他物、或者保持惰性。启蒙主义的自然以可被开发而著称。每种“事物”都能够被攫取、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