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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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美国人为作为甘冒风险的民族而自豪。我们的移民祖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涉新大陆，白手起家，兜里往往只有几个硬币和对更好生活的梦想。当欧洲人和其他民族被问到他们最欣赏美国人的哪一点时，我们甘冒风险、敢作敢为的态度常常位居榜首。我们经常愿意为了一个冲动、希望或内心深处的情感而赌上一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创造力、革新性和上进心。其他人看到的是困难和障碍的地方，美国人却看到了机遇。美国人最不喜欢的人身上的品质之一就是失败主义的态度，即因为害怕失败或始料未及的恶果，而认为某件事无法完成或不值一试。“你得试试才能知道”，这句话在美国历史上时时响起。倘若其他地区的人民真想知道什么最让美国人恼怒，就是这个了。我们受不了悲观主义，这种常常在我们欧洲朋友身上见到的品质。我们是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尽管我认识的许多欧洲人说我们只不过是头脑简单。
我们的乐观主义常常和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信念纠缠在一起。据说美国人是个“修补匠”的民族。我成长的时候，工程师和牛仔一样备受尊崇。他被看做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粗犷的个人意志，永远追求创造更好的机器。崇拜工程师的原因是他努力改善社会的命运，为文明的进步和福祉做出了贡献。我还记得深夜邻居家车库里的灯光，那是父子俩一起在自制的工作台上试验各种各样的机器和引擎，梦想着实现可能改变世界的突破性发明。
放弃这一切是困难的。它根深蒂固。它回答了我们是谁。但大洋彼岸的观点则迥然不同。并不是说欧洲人没有创造力。人们甚至可以说，历史上多数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和不少主要发明都诞生于欧洲——尽管无疑中国人有权拥有其中一些荣誉。但欧洲人更多地注意到了科技的黑暗面。他们与科技的积极和消极后果都打过更长时间的交道，因此较少幻想。此外，直到后二战时代以前，欧洲的科学和技术都主要掌握在受教育的精英阶层手中，与对社会的控制和巩固阶级对立有关，而在美国，科学和技术的分布总是更加民主化。我本人母校——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创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还有托马斯·佩恩、托马斯·杰斐逊和其他国父，他们不仅自认为是革命家，并且也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并耗费大量时间用于科学探索和创造新发明。他们把美国设想为发明家的国度。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首创了现代专利法，以奖励美国发明家们的杰出才华。他希望专利法能够鼓励发明精神的民主化。它们的确做到了。
美国人继承了物质进步、追求自我利益和个人自主的欧洲启蒙梦想，并以其最纯粹的形式与它携手同行，但与此同时，欧洲人与启蒙主义科技观念的关系却更带有试探性。就我们追求启蒙主义科技的毫不动摇的信仰而言，英国人同美国人观点最为接近。但是，由于来自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或勒德分子（Luddites）一类人的浪漫主义或好古守旧，即便是他们的热情时而也会受到节制。我们也有自己的梭罗（Thoreau）和反技术的民粹主义传统，但是这些反潮流的影响在美国不如在欧洲那么深入。
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科技观的分歧正在扩大，并成为一系列公共政策辩论的前沿，它带来分裂的危险，其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对如何开展外交政策和实现本土安全的不同观点的差异。
《欧洲梦》 第二部分证明的责任（1）
证明的责任
近年来，令美国惊愕的是，欧盟已经逆转了向市场引介新技术和产品的标准运作程序。这种逆转开始于有关转基因食品和向大自然引进转基因作物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给转基因食品的大规模引进亮起绿灯，并且在这10年之末，美国一半以上的农业用地都让位给了转基因作物。没有实施新的法律来管理对环境和健康潜在的有害影响。相反，援引的都是现行法律。也没有要求对这些产品进行特殊处理或贴标签。
在欧洲，反应截然不同。整个大陆爆发出对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抗议。农场主、环境主义者和消费者组织纷纷发表抗议，政党和各国政府也表明关切甚至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的销售事实上被叫停。同时，主要的食品加工商、分销商和零售商都发誓决不销售任何带有转基因特性的产品。
欧盟着手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调查过程，评估引进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最后，欧盟制定了强硬的新保护措施，用来减少转基因作物和产品可能的危害。这些措施包括：隔离和追踪转基因谷物和食品从田地到零售店的过程，以防污染；在食品加工的每一环节都标明“转基因”（GMO），以保证透明性；生产转基因种子和其他转基因作物的公司必须进行独立测试，并实行更加严格的测试要求。
美国政府指责欧盟是不公平竞争，并认为欧盟在利用转基因作物作为一种伎俩，试图在两大国争执不休的其他贸易相关问题上赢得美国的让步。美国贸易代表甚至威胁要在世贸组织里反对欧盟的转基因政策，认为它的限制政策有违现行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不理解的是，欧洲对引进转基因作物的反对不仅是为了赢得贸易事务中同美国讨价还价的优势而实行的政治策略，而是某种更加重大的事件。对欧洲人来说，转基因作物的引进有着深刻的意义，它将挑战作为新生的欧洲梦之基础的许多基本假设。欧洲公众担忧，向生物圈内大规模引进转基因作物将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环境影响。他们也担忧这可能给人类健康造成的后果。欧洲街道上的普通百姓和政府精英们反复提到的意见是，尽管大把的美元花在了使这种新产品做好进入市场的准备上，但对于评估这种崭新农业技术的引进可能带来的生态和健康风险，投入的谨慎、关注和资金却要少得多。欧洲人认为，由于转基因作物有生命、可繁殖、变异、扩散，也可能具有感染性并带来不可逆转的特殊环境，它们带来的潜在威胁将是全球规模的，因此需要特殊级别的监控。
欧洲人同样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他们文化身份带来的影响表示关注。在欧洲，和美国不同的是，食物在保卫文化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许多人会认为，在维系欧洲不少文化的凝聚力方面，食物所扮演的角色和语言一样，甚至更加重要。美国人难以理解欧洲人与乡村生活、务农、食品的种植、加工和消费等事务之间紧密的文化关系，因为我们早就已经放弃了这一切，变成了快餐的、商业的文化。对欧洲人来说，转基因食品潜在地威胁到他们深层的信念，如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欧洲梦的核心原则。据公众舆论调查，89％的法国公众、81％的德国公众和74％的意大利公众反对引进转基因食品。平均说来，三分之二的欧洲人反对转基因食品，而在美国，几乎一半（48％）的消费者支持转基因食品＇9＇。
转基因问题并非特例。欧盟正在稳步推进一条广阔的调控前沿，改变着决定新科技研究和产品如何被引入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条件和要素。在监督科技探索的程序和协议方面，它大胆的提案使欧盟远远领先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它近来产生的进行调节的热情背后，一个问题若隐若现，即怎样才能最好地以全球风险为模型，创造一种可持续、透明的经济发展方式。
2003年5月，欧盟委员会提议对化学制品实行一揽子新调控计划，以减轻对环境以及人和动物健康的毒害。这项新的法律提案将要求公司登记并检测三万余种化学制品的安全性，这预计将花费制造商们近80亿欧元＇10＇。在现行规定下，欧洲销售的化学制品总量中有99％没有经过任何环境和健康检测及审核程序＇11＇。欧盟环境专员玛戈·沃尔斯托姆（MargotWallstrom）说，“每年欧盟有4亿吨化学制品的销售是未经任何控制的。”＇12＇过去，甚至无从知道某门工业里使用了哪类化学药品，这使得几乎不可能追踪潜在的健康风险。新规定将改变这一切。REACH＇13＇系统——代表化学制品的登记、评估和授权——要求公司进行安全和环境监测，以证明它们生产的产品是安全的。倘若不能做到，则产品将被禁止销售。
新的程序代表着与美国彻底相反的控制化学工业的方式。在美国，新发明的化学制品通常被评估为安全的，并主要由消费者和普通公众或者政府来负责证明它们会带来危害。欧盟把证明的责任倒转了过来。玛戈·沃尔斯托姆声称，“无须再由公众权威人士来证明它们［产品］是危险的了。如今由产业负责”证明产品是安全的＇14＇。
欧盟的新政策代表了处理风险的方式的大逆转。在美国，规章的制定主要是为了解决业已发生的环境问题。1976年通过的《毒性物质管理法》（TOSCA）是美国政府管理有毒化学制品的首要工具，但它通常被视为“对产业过于软弱顺从”＇15＇。绝大多数非杀虫剂类的化学制品在推向市场之前都根本没有经过筛选或检测。尽管《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要求在某些科学实验和技术应用之前就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陈述，它在联邦法庭上只适用于狭窄的范围，运用也受到了限制。即便当它得以运用时，满足《国家环境政策法》的最低限度标准如此软弱，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无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盟的调控方法被设计为在危害发生之前就阻止它。
要求公司在出售化学产品之前，证明它们的产品是安全的，这是项革命性的转变。不可能设想美国也同样思考欧洲出台的这类预防风险的管理制度。在一个企业说客花费（毫不夸张地）数百万美元来影响国会立法的国家里，制定类似于欧洲所实施的这种管理制度的几率几乎为零。
《欧洲梦》 第二部分证明的责任（2）
这种预防风险的新制度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欧盟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制品生产者，占据世界化学制品总产量的28％＇16＇。这是欧洲制造部门的第三大产业，年销售额为5，190亿欧元，雇用了170万人，此外还带来相关产业的300万个工作机会＇17＇。即便如此，欧盟委员会还是推动了调控程序的出台。
美国政府和化学工业——以及欧洲化工企业和协会——反对这项新规章。美国说，美国每年向欧洲出口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化学制品，由于欧盟的化学制品管理办法而受到威胁＇18＇。但是，欧盟委员会还是不屈不挠地在2003年10月批准了规章提案。据估计，REACH的实施将在未来的11年内花费化学工业大概23亿欧元＇19＇。相似的时间段内，下游客户（在产品里使用化学物质的制造商）的花费预计将达到约28至36亿欧元＇20＇。尽管某些环保组织依然抱怨最后出台的规章搀了水、需要加强，但是在全世界的政治单元里，欧盟第一个把风险转移给企业，让它们负责证明自己产品的安全性，这个事实本身就代表了处理如下问题的崭新起点，即怎样才能最好解决新的科学和技术探索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新的提案还有待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照章行事。
转基因和化学产品仅代表了成形于布鲁塞尔的新“预防风险”方案的一部分。2003年初，欧盟采纳了一项新规定，禁止电子制造商在欧盟销售含有汞、铅或其他重金属的产品＇21＇。另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消费型电器和家庭用具的制造商为它们产品的废物利用买单。美国公司抱怨，遵从这些新规定将每年花去它们上亿美元＇22＇。
许多美国人若是了解到所有这些预防风险的新管理规定都会倍感震惊，因为他们长期以来相信，在管理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风险方面，美国拥有全世界最警觉的调控监督制度。尽管30年前这话不假，但今天已不再如此了。
欧洲近来对预防风险的关注反映出，对于可持续发展和对地球资源及环境的全球托管者（stewardship）身份，它产生了一种新的敏感。某些观察家指出，加强调控监督的动力中，至少部分是最近欧洲的一系列调控程序失败的结果，即处理英国和其他国家畜群中疯牛病的爆发，法国血液供应遭到HIV病毒污染，欧洲的Perrier矿泉水苯恐慌事件＇23＇，还有其他环境及健康灾难等。尽管这些事故帮助提高了对加强调控监督的关注，但在这些近期事件之前，就有许多活跃的巨大力量帮助建立了遍欧洲的预防风险的新角度。
德国黑森林酸雨的长期后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守灵夜，致命的放射性云层泄漏并笼罩了欧洲大部分的天空；对猛烈的气象模式变化增高的恐惧，包括中欧和东欧的洪水，其中许多都可以归为全球变暖的效应；还有生化武器的泛滥：这些都让欧洲人敏锐地感觉到伴随着新时代而来的全球环境及健康风险的增加。欧洲对全球风险新产生的敏感性导致它支持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及其他目的在于减少全球环境和健康风险的条约和协议。正如第十四章提到的，美国政府至今依然拒绝批准以上任何一种协议。
有史以来的统治机构中，欧盟率先强调，人类对地球环境的责任是其政治理想的中心。民族国家的使命迥然不同。他们的目标向来是扩展地域范围、剥削地球的厚赐、提高物质财富。在民族国家时代，地球主要被看做是一种资源。相应地，科学和技术也就是用来探索自然的秘密、支配其潜在财富的工具。目标是——并且依然是——经济增长和财产积累。
旧的民族国家使命强调开采自然资源的权利；尽管欧盟各成员国依然与之有着深深的纠葛，欧洲人民却发现自己同时被无情地拉向新的地球引力中心，即：保存自然完整性的义务有着平等的优先地位。这种新型的交叉忠诚一方面赋予了物质私利，另一方面赋予了全球环境义务，它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思维框架的诞生。这并不是说其他人、其他地方没有感到类似的思想斗争。但是，例如在美国，我的直觉是：对全球环境的关注在一般公众间获得的反响较少——尽管这难以计量——对政治精英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吸引力也小得多。
在欧洲，知识分子们越来越多地争论从尝试风险的时代到预防风险的时代的大转变问题。这种争论在美国知识分子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新欧洲知识分子认为，脆弱性是风险的薄弱部分。只要个人和社会整体认为，冒险带来的机遇大于消极后果，他们就是“冒险者”。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美国人是一个冒险的民族。相反，欧洲人对风险敏感得多。他们的许多态度都受到一段风雨飘摇的过去历史的影响，其中，冒险对社会和子孙后代带来显著的消极后果。然而，对风险的敏感也有它的积极面。脆弱感能够促使人们在共同的事业中团结一致。欧洲联盟就证明了这种诞生于风险观和共享的脆弱感的集体政治行动。脆弱感能带来对他人更深刻的同情，尽管它也能产生对外人的恐惧和报复，尤其是当后者被看做是多少应该为人们遭到损害的环境而负责的时候。
工业时代，个人被从集体中割裂开来，这创造了容易遭受风险和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