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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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织好的布匹之前购买材料，因此只能从商人雇主手里借贷。这通常意味着把他最值钱的财产——织布机——当做抵押，以预支一笔购买所需原材料的钱。倘若他无法清偿债务，他就只能让商人雇主没收他的织布机，把生产手段直接交到资本家的手里——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和手工业者对立的处境＇5＇。　　　　
　　　　通过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控制城乡之间供给和成品的运输，新的商人得以对劳动力成本施加更有力的控制。这些穷困潦倒、没有出路、没有任何其他谋生手段的农民工，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有接受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雇用条件。而在行会这方面来看，他们在速度、生产规模和成品价格方面都无法与之竞争。　　　　
　　　　欧洲工厂的建立进一步蚕食了手工业主和他们的行会的权力。16世纪后半期，英格兰出现了工厂制造业。造纸厂、钢铁厂、炮厂和后来的纺织厂带来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在一个屋檐底下集中所有生产任务，并使用一种共同的能源——开始是水力和风力磨坊，后来是煤炭和蒸汽机。工厂制造业要求大笔资金投入——常常是上千镑，甚至更多——远远超出了哪怕是最富有的手工业主的能力。只有新的商人资本家才能负担得起这种新制造业模式的投入＇6＇。史学家莫里斯·陶蒲（MauriceDobb）指出，“生产从属于资本，资本家和生产者之间阶级关系出现，这应当被视为新旧生产模式之间关键的分水岭。”＇7＇　　　　
　　　　手工业主们发现，要阻遏资本主义的大潮是极其困难的。许多干脆放弃了，变成新资本主义工厂里的雇佣劳动者。其他则奋力反击，建起尽可能多的防火墙，以求阻止新的商人、资本家们打破“疆界”进入更大的贸易市场。例如，已故的经济学及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Heilbroner）注意到，“在一百英里的旅行里，一个行脚商就可能路过一打不同的主权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则、条例、法律、重量单位、长度单位和货币种类。”＇8＇　　　　
　　　　过路税收费站给地区和国家间的贸易增添了另一道令人生畏的障碍。每条边界和管辖区域上都有收费站。海尔布隆纳报告说，在14世纪“威悉河畔据说有30个以上的收费站，易北河至少有35个；一个世纪后，沿着莱茵河有60多个这样的收费站……”＇9＇15世纪末，法国塞纳河沿岸的收费站多如牛毛，“以至于要把谷子运到下游两百英里外，就得被征收掉总售价的一半。”＇10＇海尔布隆纳有力地指出，中世纪晚期只有英格兰享受着统一的内部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上升成为欧洲第一个经济强国＇11＇。　　　　
　　　　尽管行会和地方市镇能够通过排他性的、保护性的策略，在他们的城墙之内和邻近地区对商业条件进行更有效的控制，但它还是被证明难以控制外部贸易。市镇和行会携手阻遏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在乡村地区的萌芽。新生的商人资本家则利用他们能够采取的一切手段奋起反击，以打破壁垒，创造全国市场。　　　　
　　　　欧洲正处在一场伟大斗争的阵痛当中，双方分别是新的商业秩序和旧的经济体制。新技术极大改变了空间和时间的现实。旧社会经济建立在控制生产、规定价格和排除外来竞争的基础上，如今它已过于狭隘，无法容纳新技术的领域，这些新技术令更大范围内、更多的人们之间可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商品和服务交换。新技术催生了资产阶级，他们一心一意要开发这些技术最大的潜能。他们在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里找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如今欠缺的是一个崭新的、规模更大、更加灵敏的政治体系，它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数千个地方市政当局，强制取消地方的过路税、关税和不计其数的其他法律和规章，正是这些东西维系着日益衰老的中世纪经济。此外，还需要建立共同语言、统一的教育系统、单一的警察力量以及其他集权机制，这样才能建立全国性的内部商业贸易市场。卡尔·博兰尼说，正是这种需要“把地域性的国家推向了前台，成为市场‘全国化’的工具和全国性商业的缔造者”＇12＇。


《欧洲梦》　第一部分民族国家的上升（1）

　　　　民族国家的上升　　　　
　　　　在人类社会的统治形态里，民族国家乃是相对晚近的制度。有些学者将它起源的日期确定为不早于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也有人认为它的根源可以上溯到12、13世纪的英格兰。流行的民族国家概念是：一个有机的创造物，扎根于共同的文化、语言和习俗，它们在进入现代国家形成期之前一直随着时间演变。尽管这个观念里不无真理，但事实上民族国家更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和经济精英建构起来的人工物，目的在于培养更广阔的全国性贸易市场、保证海外殖民地的安全。这条规则并不是说毫无例外。比如，后共产主义时代东欧和中欧某些民族主义种族所进行的斗争，无疑和扩展市场关系不大，而是为了保存种族身份。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和全国性市场却都同时出现，彼此在共生关系里相互“喂养”。全国性市场提高了人们之间财产交换的步伐、速度、流动和密度。而地域性的民族国家则创造并维持了一套规章条例，它们是保障财产在统一、广阔的地理平面上高效流动所必需的。　　　　
　　　　自主、自由的行动者人数日增，他们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上创造出一个私有财产关系的世界；给他们提供新的集体认同感，这种能力就是民族国家的天才所在。其做法是把自己设立为一幅惟妙惟肖的镜像，映射出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里把个人最大化了的利己主义的市场。就像每一个宣称对自己的个人财产领域拥有主权的自主个人一样，民族国家也对一块更大的地域提出了类似的主权要求，所有个体的自由行动者都是这块地域的一部分。并且，也正如它的公民一样，民族国家要求在各国间作为一个平等国家而自治，捍卫自己保护管辖范围内的财产的权利，并且为了争议地区而同其他民族国家相角逐——通过贸易或战争。　　　　
　　　　萌芽中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在于如何消灭内部所有这些负隅顽抗的小地区——它们抵制在全国性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同时又能博得它的臣民（后来的公民）的情感支持，完成社会的集体任务——包括收税和募集捍卫国家利益的军队。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很多方面，启蒙主义理想的冷漠超然、自我本位、独立自主的行动者——只受他心目中的自我物质利益驱动，决心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财产——似乎和这种锻造共同目的和身份认同的集体感的努力格格不入。民族国家怎样才能说服无数新解放的个人，为了国家而放弃他们的某些自主权和自由呢？　　　　
　　　　答案是：要创造一个讲述共同过去的有说服力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令人信服到足以俘获人们的想像力，让他们相信彼此有着共享的身份和共同的命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筑师”们知道自己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使命。据说，意大利在1861年实现统一后，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13＇的前首相马西莫·德·阿泽利奥（Massimod’Azeglio）曾评论道：“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如今我们得创造意大利人了。”＇14＇　　　　
　　　　现代的每个民族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起源神话，其中有一整套男女英雄、过去经历的考验和磨难的时刻，这些都常常用繁缛的仪式进行纪念。在日益祛魅（disenchant）的世俗化世界里，民族国家必须建立一幅强有力的新图景，其中，一个民族共享着高贵的过去，并注定将走向伟大的将来。同时，民族国家也必须创造一幅足以令人信服的乌托邦前景，以求赢得它的臣民——后来的公民——的忠诚。倘若通向不朽的道路不再有赖于接受基督作为救主，那么至少它可以通过财产积累和交换的形式，在对无限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里找到。为了回报人们奉献给国家的忠诚——其决定性检验标准在于公民是否愿意为国捐躯——国家将遵守自己的约定，保护每个人在自由市场上拥有和交换私有财产的权利。　　　　
　　　　创造共享的身份对不受阻碍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同样关键。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之前存在着的，是1000种不同的故事和传统，它们存活在遍布大陆的山谷里和山麓上小小的村落。每个故事的流传都是用不同的语言，或者至少，一种特殊的方言。　　　　
　　　　对于开展商业活动来说，若要在广阔的地域里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这无数种的方言、习俗和规则将使得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为了创造高效率、无缝隙的全国性市场，压制甚至消灭这些文化多样的小地区就成为关键的第一步。要创造单一的、同质化的民族神话，就需要——常常是无情地——毁灭或征服欧洲历史多少世纪以来存在着的地方故事和传统。


《欧洲梦》　第一部分民族国家的上升（2）

　　　　民族国家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理性程序的采用，它能够整编枝节蔓生的活动。首先，每个国家都必须确立单一的主导语言，以便人们彼此交流、理解共同的意思。人们常常认为，共享一种普通语言对于把人们带向民族国家的庇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通常情况却并非如此。以法国为例。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只有不到50％的人说法语，而且只有12％～13％的人能说正确的法语。在法国南部和北部，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够说法语的人。在意大利1861年统一的时候，只有2。5％的人口使用意大利语进行日常交流。在18世纪的德国，不到50万人能够用后来成为标准德语的俗语读书、说话，并且他们其中很多人还是在舞台上扮演新作品的演员，或者为少数知识精英写作的学者＇15＇。　　　　
　　　　创造民族语言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并非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相关，而是关涉到早期印刷业面临的人口统计学。15、16世纪的出版商焦虑地想要扩展书籍大量印刷的市场。问题是，尽管拉丁语是教会的官方语言，并且为欧洲学者和宫廷里的政府官员所使用，但它对于新的媒体革命来说只代表了太狭小的阅读市场。另一方面，整个欧洲使用的语言和方言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中的每一种本身对商业可行性而言都会是太狭小的市场。多数国家的答案都是选择通常是在某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单一俗语，把它确立为印刷用的语言——首先用于《圣经》，然后是其他文学和科学著作。　　　　
　　　　即便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变成标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语言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发明的。它们通常是某个地区多种方言的因素相结合、并把语法标准化的结果＇16＇。然而，某种普通语言一旦被接受，它就创造出自己永恒性的神秘感。人们开始把它看做是自己祖先的语言以及把他们束缚在一起的文化纽带。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读、能说这种新的俗语，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系统。因而单一的教育体系便对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制定了稳定可靠的标准。标准化的国民教育乃是现代的崭新现象，协助形成了一种国民意识。随着每一代学生都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语言学习同样的科目，不久人们就开始相信他们的确分享着某种共同的经验和命运。一位法国教育部长仔细考虑了法国公共教育的成功后说：“他能在一天里任何时间看看表，然后说法国某个年龄的所有孩子是否正在做长除法，读高乃依，或者做……动词变位。”＇17＇　　　　
　　　　国民教育除了创造共享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身份感外，还有常常显得更加微妙的效果。国家管理的公立教育给孩子们灌输现代的新时空意识。学校的设计以工厂为蓝本，学生们也就习惯了一整天待在一个巨大的、集中化的设施里，有不同的房间分配给专门的学习任务，正像他们完成教育、毕业后将要进入的劳动分工和工作环境一样。学生被教导的还有这样一些美德，如守时和效率、制定和遵守日程表、勤勉、有纪律、相互竞争。他们被教导相信，学习是一种攫取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占有知识，它能够用于提高一个人的自我利益。课程表的设计乃是让学生们做好准备，接受在上升的市场经济里等待着他们的经济任务。制造“生产性的公民”成为每个现代国家里国民教育的首要职责。　　　　
　　　　随着普通语言和普遍教育系统的建立，民族国家才开始干涉公民的事务。现代国家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彻底理性化的环境，它能够尽可能完善市场经济里财产交换的自由运转。因此有必要对每个公民进行记录。出生证、学校注册表、结婚证、死亡证书还有护照，所有这些都要被颁发。税是要缴的，政府的收入也是要被分配的。职业军队需要得到训练、装备、编制然后送去战斗。标准必须建立起来，以控制从食品和药品质量到环境质量的一切。甚至文化本身的再生产也不再是凭着机缘凑巧或者当地社区的突发奇想了。博物馆必须建立，纪念馆必须拨给资金，历史纪念日必须被认可、庆祝，公园则留给休闲和娱乐。这张表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中世纪的政治机构可要懒散得多，很少卷入到它们臣民的日常事务里去。创造一个“生产性的”社会要求对人类生活进行全面的动员，这在从前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是不可想像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启蒙哲学家们偏好的世界里乃是充满着自主的行动者，他们只寻求自我利益在市场上达到最优化。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族国家就不得不创造巨型官僚体制来监督“游戏”，并保证所谓“自我利益”不会崩溃成霍布斯梦魇般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结果，确保个人在市场上的自由的代价，就是政府更多地干涉、卷入到人类个人生活里最隐秘的方面。在20世纪一十年代末，超过70万奥地利人被他们的本国政府雇用，法国有50万以上的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德国是150万人，意大利是70万人＇18＇。


《欧洲梦》　第一部分巩固权力（1）

　　　　巩固权力　　　　
　　　　早在现代之前就存在着民族和国家。民族是一群分享着特殊的生存经验的人类共同体；国家则是一个政治机构，为了开发的目的而控制或占有一块地域，并且通过操纵暴力手段来维持对它统治的服从，从而达到以上目的。现代的特殊性则在于民族和国家的合二为一。　　　　
　　　　在中世纪欧洲，确切说来有数千个小型、孤立的分享生存经验的共同体，它们都是地区性的，很少伸展到最邻近的山脉或河谷之外。这些共同体只是松散地受到更高的制度性权威的约束，包括王国、王朝和罗马的教皇权。然而，中世纪欧洲的统治更多是施展在民族而非地域上的。事实上，地域是模糊、流动，而非精确、固定的。甚至地方上的统治也相当任意而缺乏连续性。中世纪欧洲的政府是个人化、甚至便携式的。这就是说，皇室常常在某个地区定居并访问不同的庄园，把他们整个的政府随行人员带在身边。他们的代表将被派遣去向这个地区的村民们收取租金和捐税，从而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创造更加个人化的关系。到了14世纪，这种权宜式的安排开始缓慢让渡给一种从远距离操纵的更加理性化的统治形式＇19＇。然而，史学家戴维·郝尔德（David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