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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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假文凭的畅通无阻，正说明真正的“信誉社会”远远还没有建立起来。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像“信任”这样的道德准则其实也是经济准则。我们不能把经济生活从文化生活中剥离出来。在一个时代，当社会资源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时，只有那些拥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稳定、规模巨大的商业组织，以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一个充斥着猜忌和怀疑的社会，一个虚假比真实更理直气壮的社会，可能维持某一特定时刻的利益但最终无法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最后只能走向衰败和崩溃。
福山认为，那些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实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它们已经渗透进日常经济生活当中，而且对经济生活的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举例说，人们能不能不付钱就离开饭店或者出租车呢？不能，因为这样做是违法的，人们一般因害怕被抓住而不敢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知道使收入最大化，而不受非经济因素如社会习俗或道德准则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每次进饭店或乘坐出租车时都会算计是否能不付钱而溜之大吉。如果欺骗的代价（比如尴尬或较轻微的法律纠纷）比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要高，那么这个人选择诚实地付账；如果低，则选择溜走。假如这种欺骗越来越普及，商业机构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可能要专门派一个人守在门口，确保没有付账的顾客无法离开饭店，或者预先要求顾客押一定现金。福山所鄙视的这种现象正在我们这里公然发生着：由于假文凭的泛滥，真文凭也丧失了应有的价值。不久前在媒体上闹得热火朝天的哈佛博士学历的真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如果是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对真假的辨认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然而，媒体和公众却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验证其真实性。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高的效率运转吗？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吗？
当胡长清和吴征的遭遇与李泽楷和鲍尔文一样的时候，就说明中国在建立“信誉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交大招生黑幕与网络时代的阳光
假如没有网络的话，上海交大的“招生黑幕”，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上演完了。然而，对于那些幕后的“黑手”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网络这样一个新冒出来的揭露“黑幕”、主持正义的“侠客”。网络像一道光照亮了幕后的那些肮脏的交易。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一种名叫“代号红色”的病毒感染了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中心的服务器，校园网无法与公网连接，学生们只好在校内局域网上闲逛。教务处的代码就是“jwc”，那份没有设密码的招生“机动指标讨论材料”被学生轻易获得。精通网络技术的“好事者”将这份材料从交大的局域网里“宕”出来，贴在交大“饮水思源BBS站”的快讯版上，二十分钟后被版主删除。但是，“消灭信息”已经不可能了，它立即成为当天十大热门帖子之一。随后，这份资料像野火一样在网上蔓延，扩展成为一种“公共信息”。
这份材料分为“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二零零一年上海生源百分之一百二十内部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录取中必须保证专业情况及处理结果汇总”等六项，每项又包括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学校加分因素、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等栏目。花名册中仅上海生源一项，就有十一人的考分低于交大的投档控制线，另有低于交大理工科投档控制线的十三人报考了工商管理和国际金融与贸易专业。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每个陌生考生背后还有“委托人”与“委托机构”的名单，名单中涉及了六十八名个人和十个机构的真实名字。这些“委托人”当中，既有市里的政要，又有教育部的官员和当地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既有两院院士，也有企业老总等重要人物。考生与“委托人”的关系多为亲属，如子女、侄、甥。
当《南方周末》记者到交大校长办公室采访的时候，交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蒋宏告诉记者，此事“正在调查之中”、“这件事事关重大”，他们正在研究向教育部汇报。同时，他又颇为“委屈”地告诉记者，这种花名册不仅交大一个学校有，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交大的官员虽然承认了名单的真实性，但仅称之为“工作记录”。他们一方面坦承交大的招生工作“有错误”，另一方面却表示今后要管理和使用好网络，至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披露”原则，则“有待解决”。
高考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最具公信力的考试，所谓“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不公正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考试过程中的作弊现象日趋严重，近年来，媒体披露了某些地区考生、老师乃至教育管理机关相互串通、集体作弊的可耻事件；但是，招生过程中的黑幕却一直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也一般忌讳莫深。在小百姓们看来，招生过程封闭而神秘。殊不知，这种封闭和神秘是“相对”的，某些特殊人物能够自由出入由武警把门的招生场所，并将一大叠“条子”直接送到具体负责经办的人员手上。这些情况从来只在人们的口头上传说着，传统媒体都避而不谈——要知道，能够往招生现场送进“条子”去的，显然不是我们老百姓，而是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大人物。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呢？
终于有一天，网络开始挑战黑幕。“交大丑闻”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网络最大的特色就是透明，网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黑暗。我感谢那个最初将消息透露到网络上的人士，他是一个网络上的“罗宾汉”。他虽然孤身一人，却将一个庞大的黑幕揭穿了。让我高兴的是，人情、关系和权力交织起来的一张传统的“网”，却遇到了另一张更大的“网”——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有多少的金钱，你都不可能绝对地控制网络上迅速传播的言论。
然而，我无法理解的是，交大的官员虽然承认材料属实，却没有明确表示校方将如何处理此事。交大校方会不会给广大网友及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们一个明确的交待呢？迄今为止，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仍然没有听说过什么人因此而受到相应的惩罚。相反，那些通过走后门进入交大的“贵族学生”们，依然还在交大的校园里逍遥着。交大的官员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得的惟一的教训就是：一定要管理好网络，网络上只能够流传对我们有利的内容。
最近，名单上的一名受益考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是人们从那批显贵和他们的子弟们那些获得的惟一的回应。然而，我在这封信里没有看到一句真话和实话，也没有看到一句忏悔和歉意，我听到的却是一篇毫无愧色的“宣言”——“当大家都做贼的时候，最好的策略是我也做贼”。这篇宣言的作者，虽然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但他的文字已经老练得如老吏断狱了。如果没有他人代笔的话，我认为他的修辞才华已经不亚于某些中文系的教授。他这样理直气壮地质问大家说：假如你们也像我这样拥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在周围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托关系、走门路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会闲在家中、对孩子未来的命运不闻不问吗？当你的爸爸妈妈开始行动的时候，你会阻止爸爸妈妈采取种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你的关爱吗？
这个少年的问题无比尖锐，似乎能够堵住公众的嘴。当旁人询问“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就回答说：因为天下人都是盗贼——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比我还要厉害的大盗，而偏偏抓住我这个小盗不放呢？他巧妙地把众人对他道德上的指责抛回到众人身上。当人们陷入“存在就是合理”的铁的定律的时候，作弊者就从容地逃逸了。对此，《南风窗》的记者张立勤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评述：“一种冰冷的理念在蔓延，它让人们面对腐败鲜有震惊和愤怒，而代之以漠然和艳羡。可怕的还不是几个该上大学的孩子失去了机会、而没有资格的却混进了大学。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离公平的原则还有多远？为什么面对素来被目为神圣的象牙塔中发生的显而易见的诸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却保持着长久令人不可思议的缄默？”耻辱已经不再是耻辱，而蜕变为光荣。不难想象，还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跟随其后。如果教育腐败是一时无法改变的现实，那么想捍卫自己的利益，除了参与其中之外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腐败比官僚腐败还要可怕。吏治腐败打击了民众对某一地区、某一部门的权力部门的信任，而教育腐败则摧毁了几代人对公正原则的信念。恢复信任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而重建信念则无比艰难。教育腐败加剧了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也恶化了社会各阶层的亲和关系；教育腐败动摇了一个时代基本的道德准则，也将知识异化为权力网络的附庸。
在此次披露的上海交大“机动指标”名单中，背后的“大人物”不乏教育界的精英（院士、博导、教授，可谓星光灿烂）。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拥有与学术荣誉一样光彩的道德声名。向来以指斥腐败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却大规模地参与腐败事件，使人们的叹息更为沉痛。我们不能在张立勤的警示之言面前装聋卖哑：“有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在下降。当我们对新一代人发出责难时，也许更该反省当前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围绕‘机动指标’名单的观念之争，却使我们看到，钻营‘潜规则’正在变成一种振振有辞的常态。这才是我们真正最为痛心也最需要反思之处。”近十余年来，许多为人师表者不仅得不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也逐渐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公信力。青年作家张者的那部以北大法学院为背景的小说《桃李》，就为我们展现了高等学府中触目惊心的种种黑幕。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文化和精神生态基本上是“同构”的。既然教育者也成为腐败的积极参与者，那么谁有资格指责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呢？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我们为什么不会游戏？
英国议会专门通过了一道法令，为儿童们设立一个“游戏节”。该法令说，游戏是人类的本能与特权，给孩子们设立一个“游戏节”，有利于从小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协作能力，有利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有利于他们对人生产生健康乐观的态度——而是否具备这些能力和素质，将决定孩子们未来事业的成败和生活的苦乐。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好莱坞的拍摄动画片，那里面有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有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有插上翅膀的好奇心，也有欢快轻松的游戏心态。比如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原版”的古诗里，主人公花木兰是一个秉持儒家正统观念的、忠孝两全的“爱国主义”典范，少女之美仅仅是在诗歌的最后几句稍稍呈现而已；但是在美国好莱坞所改编的动画片里，花木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无忧无虑、自由奔放的现代女孩，她有着流水一样的纯真年代。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就是东西文化的差异。由此，我也想起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来。那里是孩子的天堂，各种各样的游戏让孩子们眼花缭乱、欢歌笑语。那些卡通人物都是孩子们的良师益友，成为孩子们童年生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经常会感叹说：西方人的想象力为什么会如此丰富，西方人的生活为什么会如此愉悦？经济的发达固然是一个先在的条件，但文化传统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西方人有着悠久的游戏精神，而东方人却相当匮乏游戏的心态。西方的孩子是在快乐的游戏氛围中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却是在背诵枯燥的课本和应付繁重的作业中长大的——他们在生理上还没有长大，在心理上就已经提前进入了成年期。中国的孩子从小听的就是“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的富于“教育意义”的故事，父母和老师要求他们“要早点懂事”。在师长的心目中，孩子仅仅是被教育、被驯化的对象。
在中国，孩子们同时也是严酷冷漠而陈旧不堪的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从小学时候开始，孩子们就被训练成循规蹈矩的“考试机器”。中国学生应付考试的能力确实是世界之最。连那些出托福考试题的美国教授，都对中国如此众多的、风起云涌的“满分学生”而感到不可思议。然而，正是在对考试的揣摩和应付中，中国的孩子丧失了基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对生活的爱心和好奇心。许多刚刚上小学的中国孩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学习压力太大，时刻都得面对来自于老师和父母的压力，根本就没有玩游戏的时间。最近，某知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又设计出一套所谓的“新三字经”来。他开始在各个小学和幼儿园里试验，让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背诵他根据古代经典编写的白话文的“儿歌”。也许这些专家是善意的，他们要“保存国粹”。但是，我发现，孩子们背诵“新三字经”的时候大多是一脸痛苦的表情，就像在吃苦如黄连的药丸一样。
没有游戏的童年是残缺的童年。这样的孩子在智力上可能超前，但在人格上却存在着缺陷。我想起自己那色彩斑斓的童年，那在山野和流水之间奔跑着长大的童年。我玩过各种各样的游戏，上山捉过麻雀、采过蘑菇，下水抓过螃蟹、玩过蝌蚪。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极其贫乏，但孩子的天空却自由而宽广。一个烟盒、一张糖纸、一套邮票、一个玻璃球或者一套连环画，都可能在同伴之间引起轰动效应。父母是中国家庭中少有的“民主派”，从来就不会强迫我学什么“特长”。但是，如果我提出要买书、订杂志，他们也绝对不会拒绝。我享有了对一个孩子来说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钱”，而是“自由”。今天，孩子们可以说应有尽有，从麦当劳到哈利波特，从娃哈哈到蜡笔小新，就是要天上的星星，父母也会奋不顾身地去给他们摘下来。但是，孩子们却失去了自由，他们今天学钢琴、明天学电脑，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分割了他们所有的课余时间。孩子们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父母而活着。孩子们什么都在学习，偏偏丧失了游戏的机会和游戏的能力。生活优越的他们，是否比当年的我更加快乐呢？
有了“赤子之心”，才能纵情地欢笑、嬉戏、游戏和梦想。有赤子之心，才会在游戏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体验到真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