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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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方式的选择和思想观点的锤炼。当年，在走进高考的考场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快速审题”、“快速构思”、“快速行文”、“快速修改”之类的训练，我依然轻轻松松地完成了考场的作文。而且，我的考场作文是当年四川省数十万份考卷中仅有的几篇满分作文之一。那些接受过郑北京的“爆破作文”训练的学生，作文真的就能够写得比我还好吗？我很是怀疑。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那些讲述“速成”的“作文作法”和“文坛登龙术”的书籍，都是一文不值的垃圾。读着郑北京先生打出的“暑期作文班”的广告，我在一笑之余，又感到十分愤怒：用一堆垃圾来骗取孩子（其实是家长）的钱，这样的行为比起当街明火执仗的抢劫来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其行为之恶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郑北京所“总结”的一大堆口诀，不仅不会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反而会让孩子们陷入更大的混乱和迷惑之中。郑北京戴着“发明家”的大帽子，干的却是极其卑劣无耻的勾当。我不相信经过他的“爆破训练”，孩子的写作水准就能够直线上升。真能如此，郑先生还可以继续开办一家专门生产“作家”的加工厂，更能让财源滚滚来。然而，郑北京先生真有教别人写作文的资格吗？我愿意跟郑北京先生来一场“作文擂台赛”。我有充分的把握相信，在有限的时间内，他本人也未必能够写出一篇文从字顺的作文来，更不必说这篇文章要有思想、有真情了。
郑北京先生的小把戏，趁早可以休矣。郑北京固然可恶，刊登广告的《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这难道不是公然刊登虚假广告吗？虽然按照广告法的规定来判断，刊登这类广告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属于“打擦边球”。从另一方面看，能够在《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发行量巨大、广告费用昂贵的媒体上发布广告，足以说明郑先生已经捞到了大笔的不义之财，他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他需要在媒体的吹捧之下进行新一轮的“腾飞”了。对此，我不禁要追问：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媒体是否应当出卖起码的良知和基本的真实呢？在我看来，《北京青年报》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助纣为虐。
除了郑北京的“爆破训练”之外，最近市场上还推出了所谓的“快速作文软件”，该软件的发明者比起郑北京来又更上了一层楼。据说只要输入几个关键的字眼，比如“描写老师”，在几秒钟之内，一篇中规中距的描写老师的作文就像流水一样流淌出来了。
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最恶劣的事情，只有更恶劣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低估骗子们的丑陋。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锦州市某小学生在饭店里设生日宴，专门宴请班上“中层”以上的班干部；长沙市一个小学生当上了管七个人的“小组长”，被“手下”请吃肯德基；北京市某小学的老师，因为要求任命自己的孩子当干部的家长太多，干脆任命两套班子，每隔一周轮换一次。当我看到这一则则的消息时，不禁感叹：“官”的威力，已经由“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成人世界，蔓延到一颗颗幼小的心灵之中。
长沙市那位学生的父母特意跟到肯德基店去，悄悄观察女儿如何接受宴请。只见几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正在给女儿敬饮料，一个个“组长、组长”甜甜地叫个不停。女儿端坐在一边慢慢享用，矜持地接受同伴们的碰杯，完全就是一副了不起的“领导人”的气派。小女孩那种陶醉的快乐，不亚于在大会上做报告的大领导。回到家里，女儿神气十足地告诉父母说：“当上小组长好处可多了，她们会送我吃的，还有礼物，就像原来我给组长、班长送玩具一样。”大有“想不到我也有今天”的英雄气概。后来，这个女孩的父母去询问另外的几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款待小组长呢？”这几个孩子毕竟还是孩子，还没世故到睁着眼睛说假话的地步，她们都抢着回答说：“小组长管收发作业和考勤等，权力可大哩。平时我们跟组长搞好关系，关键时候就她就会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既然连一个小女孩都会如此地迷恋权力，我们就很容易想像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朝拜和阅兵的伟大领袖的心态。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我不妨再引用一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孩童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班干部”到成人世界中的最高领袖，如果没有制度的监督和约束，人性固有的缺陷无法抵抗权力的侵蚀。在一个权力被权力者随心所欲地运用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价值与他的创造力无关，而只能由权力来界定。获得权力之后，不仅可以翻天覆地地改变自己以及亲朋好友的生活，乃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能够肆无忌弹地去干涉、左右别人的生活，以无权力者为奴隶。鲁迅在《阿Q正传》在生动地描述了阿Q对权力的理解，那就是将赵太爷家的大床般到土谷祠里，那就是“想要谁就是谁”——不仅是吴妈，连小尼姑也不放过。所以，他会拥护“革命”，“革命”能够给他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和地位。阿Q这一人物，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写照，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活着的阿Q。我们这个民族患上了严重“权力饥渴症”，权力成为我们最执著的信仰。
昔日，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威风时，一个稍稍含蓄地表示“大丈夫当如是也”，一个则赤裸裸地宣布“我可以取而代之”。此后，“刘项见始皇”便成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条件反射”。大家都在做着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梦——帝王梦。当帝王不得，则退而求其次，做“升官发财梦”。数千年来，中国人生命的终极意义都寄托在“当官”这两个字上，中国知识分子读完四书五经之后也只记得一句话“学而优则仕”。当年，范进梦寐以求通过科举考试当官，屡试屡败，穷困潦倒。连岳父胡屠夫也瞧不起他。最后，当范进得知中举的消息后，顿时就高兴疯了。为什么他会乐极生悲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举”必然意味着这样一个无比简单的事实：自己一步就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从一个无权者蜕变成了一个有权者。于是，昔日飞扬跋扈的胡屠父顿时在“文曲星”女婿面前吓得抬不起头来。我在《儒林外史》中真切地看到，一套冷酷而腐败的官僚制度，如何一点点地吞噬掉人的尊严和品格、如何一点点地将卑鄙和阴险等邪恶的东西塞进人的心灵。然而，就在我所生活的现实之中，每天都在发生着比《儒林外史》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
学者波斯特曼在《童心的泯灭》中写道：“我们的孩子比过去任何时代的孩子消息都更灵通，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孩子变成了大人，或者至少近似大人。这意味着，由于人们使孩子得到成人知识的果实，而把他们逐出了儿童的乐园。”显然，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孩子的心灵状态比波斯特曼所描述的要可怕的多：中国的孩子已经不仅仅是“早熟”的问题，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成人世界扭曲的“游戏规则”，他们主动迎合官僚制度的“话语规则”。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我们孩子们也在精心地建构着他们的“准官僚”体系。
在中国的中小学里，最糟糕的一种“建制”就是数十年一贯的“班干部”制度。这套制度导致了在老师、家长和学生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循环和交易圈”，人为地在平等的孩子们当中制造了不平等。一大批从小就官气十足的孩子脱颖而出。从小学到大学，这部分“准官僚”逐渐掌握了权谋术和厚黑学，成为“人上人”。而在美国的中小学里，从来就没有“班干部”这一说法。每个学生都是独立、自主、平等的生命个体，每个学生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界定。诸如收发作业、记录考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是由大家轮流来分担。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权力”的话，那么它从来不会由某人固定地占据和享有。在学校里，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人管人”、“人压迫人”、“人监督人”、“人讨好人”、“人嫉妒人”，而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伸展，每一个人的人格都得到呵护。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民主和人权的思想从小就被根植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这一价值观就会像一棵树一样逐渐壮大和茂盛。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也就成为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和促进力量。
然而，中国的孩子们却都是“班干部”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从小就呼吸着有毒的空气，他们从小就被纳入看不见的权力体系之中。后来，他们自己也参与到散布这种有毒空气的行动里去——当“官”的孩子颐指气使，当“老百姓”的孩子则忍气吞声。小时候是如此，长大了以后自然也如此，而且会变本加厉。这是一种怎样的恶性循环啊。
官僚社群的恶习弥漫在校园里：今天的小学生们，完全可以充当成熟的演员，演出一幕幕昔日只有大人才会操作的“官场现形记”。看看电视屏幕吧，八九岁的小学生也会流畅地对着话筒说“欢庆香港回归”、“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党的政策就是好”之类的“官话”。他们用一种拖腔拖调的童音——也就是“大人们”所假想的孩子“应当”的说话方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孩子是这样说话的——言说着两种早已凝固的、模式化的话语，一种是“人民日报社论话语”，另一种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话语”。说这两种话语的时候，孩子们都是一脸严肃认真、义正词严的神情。他们提前长大了。虽然他们的内心并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香港”、什么是“奥运会”，但他们却明确地知道：说这些话一定能够得到大人的鼓励和奖赏。大人们教孩子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大人们以为自己控制了小孩子；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揣摩大人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孩子们也在利用着大人，这是一种透骨的世故。
当年，鲁迅呼吁“救救孩子”；但是，我却认为，在“救救孩子”之前必须先“救救大人”。因为戕害孩子的恰恰是大人。如果大人们更新游戏规则和精神结构，那么“救救孩子”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真假文凭与信誉社会
日前，香港股民拟集体入禀美国和加拿大的法院，控告电盈主席李泽楷谎报学历，误导投资，并要求追讨赔偿。据一名电盈小股东组织负责人透露，有关组织已经成立，计划最少吸纳一百名电盈小股东加入，如果数量足够，他们将在美国或者加拿大提出诉讼，争取赔偿。他声称，他们当初选择电盈是基于李泽楷的背景及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学位。但是，当李泽楷在斯坦福大学尚未毕业的事情暴露出来之后，他们有一种被误导的感觉。他们认为投资人受到了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的误导，因此必须获得赔偿。
自从电盈宣布二零零一年亏损达六十九亿美元之后，其股价一路下跌。此次事件，对李氏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认为，尽管李泽楷名誉扫地，但大部分香港人有福了——香港有充分的新闻舆论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即使是神通广大、财富可以买下小半个港岛的李氏家族，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地控制媒体和防民之口。无论机关算尽，真相总会水落石出，而谎言终究会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重视个人信誉的社会里，对于像李泽楷这样拥有上市公司的商人来说，弄虚作假将直接导致个人信誉的丧失和公司股票价格的下跌。一旦你说了谎，你的信誉就受到伤害，你的公司就遭到怀疑。于是，铁面无私的惩罚立刻就降临了。
无独有偶，美国奥委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也是因为假学历丑闻的暴露，不得不向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奥委会总部正式递交辞呈，并表示立即生效。六十二岁的鲍尔文在两千年年底成为美国奥运历史上百年来的第一位奥委会女主席，任期四年。二零零二年二月，在盐湖城冬奥会期间，她又因其美国奥委会主席身份而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鲍尔文的辞职也将自动失去其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包括她数月前刚担任的国家奥委会联合会副主席的职务。
鲍尔文在声明中说：“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局，我将为我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切责任。”她的假学历丑闻的透露纯属偶然。她数周前的一次演说深深地打动了其科罗拉多州母校的学生。其中一人因此想为她撰写人物特写，结果却发现她的学历背景原来是假造的，从而引发了让鲍尔文“遗憾余生”的丑闻。鲍尔文不得不承认说，她的生平介绍中的学历是不准确的。而按照其官方介绍，鲍尔文在一九六二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并获得英语学士学位，随后在一九六七年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事实上，鲍尔文只在科罗拉多大学呆了两年，并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而且根本就没有完成她的论文答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这是涉及名誉的最大决定，无论对于美国奥委会还是奥林匹克运动都是一大损失。”他说，鲍尔文的辞职不但将自动剥夺她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同时也包括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李泽楷和鲍尔文都为他们的造假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相比之下，假文凭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中国大陆，无数的官员和老板们都拿假文凭四处招摇，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当年，因贪污罪而被处死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拥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文凭。然而，这名高级官员没有在北京大学念过一天的书、也没有撰写过一个字的论文。那么，他的文凭是怎么搞到手的呢？作为大陆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又是如何给他颁发毕业证书的呢？随着胡长清一命呜呼，此事再无下文。“商界奇才”吴征的假文凭事件则更让人愤怒：虽然各种证据已经非常确凿，但是吴征依然有恃无恐地威胁揭露真相的人士。同时，也没有任何部门向他亮起“黄牌”乃至“红牌”来，他依然过着无比逍遥的日子。与李泽楷和鲍尔文相比，胡长清和吴征们显然更加聪明、更加无耻、也更加安全。
胡长清因为贪污罪而被顺带地揭露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北大学历的丑行，而那些还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官僚和老板究竟有多少呢？在某些所谓的“人大选举”中，公布了部分官员的简历。简历上从“学士学位”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闪闪红星，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我，每年都有大量的中高级官员到学院里来混文凭，他们不听课或者只听很少的一点课，他们不写论文或者命令手下的秘书代写。他们轻轻松松地就获得了学位，比起多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来，官僚们既省力又省钱：年轻学子们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的今天，一般靠父母的支持来支付昂贵的学费，如果不幸生长在贫困的农民家庭中，为了完成学业简直就要砸锅买铁了；而官员们却能使用“公家”的钱来上学，不仅由“公家”支付学费，而且念书期间工资照领，还美其名曰“终身教育”。有鉴于此，我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