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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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了你能做到的一切。”王岐山说，他表示中国会继续持有这些债券。他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祝贺，但也给我提了一个醒：“我知道你认为这可能会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但这一切也许还没有结束。”
话虽如此，当我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坐在办公室里连线全球各地的金融领袖们，我还是不禁感受到了一丝轻松。我们刚刚完成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大救援。房利美和房地美没能阻止我们，国会支持我们，而市场似乎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行动。
我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透过南边正对国家广场的那些巨大的窗户向外望去。我并不天真。我知道金融系统和整个经济中依然荆棘密布，但当我遥望华盛顿纪念碑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有所作为，而我认为，我们刚刚把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拯救于危难之中。
第二天，雷曼兄弟开始崩溃。
第二章 高盛岁月 高盛岁月（1）
■2006年5月28日，星期天
我的血脉继承自一个又一个的女强人——聪明、独立、直率的女强人。当我母亲听说布什总统打算提名我为财政部长，而且我已经同意接受这份工作时，她并没有跟我客气。
“你一开始跟的是尼克松，最后却要为布什工作？”她抱怨说，“你怎么能这样？”
那是2006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星期天。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巴灵顿，在儿时的那间老房子里与母亲在厨房里聊天。我和妻子温迪在旁边也有一栋房子，与这里共享一条私家车道。我们刚刚飞来巴灵顿度周末，为了把事情想想清楚——也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
总统将要在星期二宣布提名我为财政部长。我准备在当天稍晚些时候返回纽约与高盛董事会沟通，然后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一天会见接任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那天早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教堂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却忘了告诉她我母亲还不知道这件事。等到我来到母亲的住处时，她已经是老泪纵横。
“你只管去做你想做的事，”她说，“但我希望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那时候正午刚过，母亲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木椅子上，透过窗户凝视着洒满阳光的庭院中的一棵美丽的白橡树。我已经不记得前一次见她哭是什么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她如此严厉的批评，平常她一直是一个忠诚、慈爱的母亲，对我的决定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支持。
母亲与十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大为不同，她的这种情绪就是一个标志。她和父亲都曾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当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加入五角大楼，当我后来追随理查德·尼克松进入白宫，他们都欣喜若狂。但是在水门事件之后，母亲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在父亲于1995年去世之后，她的思想变得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了，尤其是在女性和环境问题上。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令她愤怒。她开始转而支持各类民主党候选人，痛恨伊拉克战争，反对乔治·W·布什。
我们家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这样。作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学同学和支持者，温迪也强烈反对我接受这份工作。我们的儿子梅里特同样如此。只有我们的女儿阿曼达，也就是全家最自由主义的一个人，理解和支持我的决定。
“妈妈，我是去为我的祖国服务，”我尽力想让她平静下来，“我义不容辞。”
“听我说，”她依然沮丧，“你这是上了一条贼船。”
我搭乘当日下午的一架航班返回了纽约。温迪留下来继续安慰母亲，几天之后才飞回纽约。她至今还记得她当时是如何站在奥黑尔机场的一个电视屏幕前，痛苦万分地看着我在白宫玫瑰园肩并肩地陪着总统，并听到了总统对我的任命。
母亲足有24小时没有接电话。直到星期三，当充斥媒体的相关报道普遍作出了积极评价，她才终于开始接电话。幸亏来电话的人说的不是“你那个白痴儿子怎么敢这么做？”他们是来祝贺她的。
***
我母亲的勇气和毅力继承自我的外祖母，凯瑟琳·施密特（KathrynSchmidt）。她在1914年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College），曾经靠着膳食外包生意养活一家人度过了大萧条时期。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
我母亲玛丽安娜·加洛尔（MariannaGallauer）追随外祖母的足迹去了韦尔斯利学院，1944年毕业。她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女人，一辈子都充满着活力——无论是在社区事务还是体育运动中。她在86岁的高龄还玩高山滑雪，在棒球赛季中，她会一个人开车跑到芝加哥，去里格利球场给芝加哥小熊队捧场。
她和我父亲亨利·梅里特·保尔森（HenryMerrittPaulson）在1944年结婚。我是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的弟弟迪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比我小两岁，曾在雷曼兄弟公司做债券推销员，后来去了巴克莱银行。我妹妹凯比我小五岁，在科罗拉多州做房产经纪。
父亲也来自中西部地区。他的母亲罗西娜·梅里特（RosinaMerritt）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中长大，是韦斯利·梅里特（WesleyMerritt）的后代。韦斯利·梅里特是南北战争时期的一名将军，曾经做过西点军校的校长。在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罗西娜·梅里特返回威斯康星州做了一名教师。我的祖父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上学只上到八年级，但作为一个挪威移民——来的农场主的儿子——他是一个上进、好学的人。他在芝加哥创立了亨利·保尔森公司，一家成功的手表销售和维修企业。在这家公司的巅峰时期，保尔森家的生活相当殷实：我的祖父母住在芝加哥郊外的埃文斯顿，而且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拥有一栋像模像样的冬季度假屋。
我父亲只想做一个农民。他热爱野外生活，热爱土地和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我对猛禽的喜爱就是遗传自他。在父亲从伊利诺伊州的普林西庇亚学院（PrincipiaCollege）毕业之后，他说服祖父在佛罗里达的斯图亚特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所大牧场，养起了婆罗门牛（Brahmabulls），那时候“二战”刚刚结束。母亲很不高兴。当我1946年出生于棕榈滩时，我父母就是靠这个牧场为生。
那一年，受累于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祖父的公司岌岌可危。父亲只好以低得可怜的价格把牧场卖掉，返回伊利诺伊帮祖父管理这家危在旦夕的公司。我们先是在温内特卡的一个小小的车库公寓中住了几天，然后就搬到了巴灵顿的一处75英亩的农场中。巴灵顿是一个小镇，只有3500人左右，距芝加哥市中心足有40英里。对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来说，这个距离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
我们成日与马、猪、牛、羊和鸡为伴，更别提我那宝贝浣熊和乌鸦了。我经常帮忙料理农场的活计——挤牛奶、打扫畜栏、捆干草等等。我们不仅喝自家的牛产的奶，还自己动手制作黄油。我们杀鸡宰羊，为冬季储存食物。母亲则把菜园里摘来的蔬菜冷藏备用。
第二章 高盛岁月 高盛岁月（2）
父亲极重职业道德，勤奋而又节俭。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不能睡懒觉，洗澡的时间也不能太长。我们必须早起，辛勤工作，做一个有用的人。
在我九到十岁那个时候，由于家境拮据，父亲一度决定亲自给我们理发，还邮购了一对大剪刀。只是他的手艺实在太差，以至于我们的头发被剃得参差不齐，这时候他会用炭笔把光秃的地方涂上，还安慰我们说没有人会注意到。练习多次之后他才变得娴熟起来。这让母亲大伤脑筋，但我对我的外表和穿着倒是不怎么在意——缺乏时尚感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有改掉。
父亲喜欢说，真正的快乐不会来自别人给你的东西或是易于得到的东西，而是来自努力工作的过程和做成事情的结果。你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如果你清理草坪清理得不好，就必须重新来过。
但父亲也不是那种只知道工作而全无兴趣爱好的人。他帮着在当地建起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马道网络，说服周边的农场主们在各自的地盘上开通了一道道门，好让大家可以骑马通过。父母亲还对滑雪产生了兴趣，因为他们认为三个孩子可能会对这一活动感兴趣。我热爱户外运动——特别是钓鱼。为此，父母亲每年都要带我们去明尼苏达伊利市北边一点的加拿大魁提科省立公园驾舟野游，那里的河流纵横交错，水陆转运可不轻松。（不过这可不算是奢侈：父亲曾经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家这样每年一度的两周游的花销比我们待在家里的花销还要少。）在我结婚之前的那个夏天，温迪也加入了我们全家出游的行列。再后来，又加上了我们的孩子们。
1958年，就在我开始上七年级之前，由于父母亲觉得我们的土地虽多，但钱却太少，于是卖掉了农场，全家搬到了更远一点的一处更小的地方。在那座15英亩的农场中，我们有一座谷仓、七匹马和一个大菜园，但再没有其他牲畜了。我们不得不像别人那样去超市里买鸡肉、牛肉和牛奶，尽管我们吃的蔬菜还是自己种的。
我先是在当地小镇的学校上学，后来进入了巴灵顿高中。在刚刚成为童子军一员后不久，我就下定决心要一直升到鹰级童子军（EagleScout），我也真的做到了，那时候我14岁。随后我把精力转移到了学校中，无论是橄榄球、摔跤还是学习成绩，我都出类拔萃。
到东部上大学的主意来自我母亲，她本希望我去上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那会儿，这所学校的学生们都得穿西装、打领带。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llege）在她眼里有点粗俗，但因为我的橄榄球技能，我被达特茅斯录取了。
我热爱达特茅斯。我在橄榄球队内外交了很多好朋友——而且我的教授们也给了我不少挑战。我主修英语，因为我热爱文学。此外，我还选了几门经济学课程（尽管我不喜欢经济学）和一些数学与物理类课程。
我是个橄榄球好手，虽说我的体格不太够格：我当时是个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198磅的内边锋，经常碰到体重比我多出50多磅的防守对手。我们的教练鲍勃·布莱克曼（BobBlackman）是一位优秀的导师，他还培养过其他很多教练。我们在1965年作为1…A级联赛东部头名而捧得了兰伯特杯（Lambert），但这不是因为我们有最好的球员，而是因为我们是最为训练有素的球队。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新英格兰地区优秀内边锋的称号。
在达特茅斯的那四年里，我曾有两个夏天在科罗拉多州比尤纳维斯塔的一个叫做“冒险无极限”的基督教科学派夏令营工作。在那里，我们登山、骑马、沿着阿肯色河尽情漂移，真是好不快活。那段经历对我未来的事业也是一个绝佳的锻炼。第一年时我还是夏令营管理员，第二年就成了组长，负责管理十八九岁的那批年龄最大的孩子和一批年龄比我还大的管理员。这是一个进行管理和领导实践的好机会。
基督教科学派对我一直有巨大的影响。它信仰的是一个仁爱的上帝，而非一个令人畏惧的上帝。这会赋予一个人真正的自信。你明白你有能力去获取上帝的恩赐。谦逊是这一教派的核心，就像是约翰的福音书所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公众对基督教科学派的了解大多集中于它的一个方面：身体康复术（physicalhealing），特别是它对现代医学和药物的替代作用。事实上，基督教科学派并不禁止医药治疗。但我很相信祈祷的作用，因为事实证明，祈祷对我治疗疾病、修身养性和应对职业生涯中的挑战一直非常有效。
大学四年级时，就在毕业之前的几个星期，我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温迪·贾奇（WendyJudge），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一名大三的学生。那时候的我很不成熟，表现糟糕得很。我们去听了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的一场音乐会，当时我把手中的节目单折成了一架纸飞机，从包厢里把它向乐队指挥阿瑟·菲德勒（ArthurFiedler）扔了过去温迪很不高兴，她提出早点回家。我想她永远也不会再联系我。但后来她给我打了个电话，邀请我和我的室友去参加“植树节”（TreeDay），那是韦尔斯利学院的一个春季庆典活动。我想，也许我还有点希望。
我于1968年从达特茅斯毕业，当时正值越战中期。作为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NavalROTC）的一名成员，我在去哈佛商学院之前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市的普渡大学里过了一个夏天。对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来说，普渡大学是个古怪的选择——它的周围全是麦田，根本看不到一丁点儿的水。
我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个秋天里，温迪和我开始频繁约会。由于在哈佛商学院顺风顺水，学习也不算辛苦，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韦尔斯利学院里。我当时22岁，她21岁，都很年轻，我们开始相知相爱。她很有魅力，喜欢运动，意志坚定，勇于进取。我们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她的父亲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校，她还获得了奖学金。她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BetaKappa）的一员，主修英语，热爱户外运动，穿着朴素，常穿旧衣服，是赛艇队的尾桨手，还是个壁球好手。她所有的开销都是自己打工挣来的，给人送过被单，送过报纸，当过家教，还做过守夜人。她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也很有主见的人。
温迪与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是同班同学。她们在学生活动中结下了友谊：温迪是毕业班的主席，而希拉里是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她们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当希拉里在2000年竞选参议员时，温迪在纽约为她主办了最早的募捐活动之一。
我最早接触华盛顿政治就是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个暑假。像所有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员一样，我的夏季本应在海上的巡洋舰上度过。而那个夏天，刚刚毕业的温迪要去弗吉尼亚的匡提科教人航海术和游泳。那时候我们爱得正深，我希望能离她近一点，于是我冒昧地给海军部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最后找到了一个名叫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Turner）的上尉——他后来成了吉米·卡特政府的中情局局长。我向特纳提出我想在常春藤联盟各大学的校园里对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问题作一项课题研究。特纳同意了，于是巡洋舰就变成了五角大楼。我在那个夏天有一个巨大的成就，那就是向温迪求了婚，8个星期之后我们就结婚了，甚至赶在我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之前。早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第二章 高盛岁月 高盛岁月（3）
第二年春天，我结束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与温迪搬到了华盛顿，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是在五角大楼。我在一个名叫研究部（AnalysisGroup）的部门工作，那是一个小团队，专门为国防部的一位助理部长作特殊项目的研究。那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团队。我与约翰·斯普拉特（JohnSpratt）和沃尔特·明尼克（WaltMinnick）共事——前者就是现在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后者于2008年当选为爱达荷州众议员。后来掌管美敦力公司（Medtron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