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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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一改清冯班以降对严羽“诗禅”说之偏见这一方面（45），而忽略了钱钟书借助《沧浪诗话》“阐发”西方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诗论这一方面。其实，后者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者。而受论述框架所限，笔者在此仅仅从研究模式也即方法论的层面对后者作了初步解析，从而肯定了其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揭示了其“归化”外来理论的功效，但却未能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神韵派”诗论与西方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诗论的关联性作出全面总结，笔者以为，这是比较诗学领域内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重要课题。
第四章 “如带风骚道未亡”：钱钟书的古典文学研究第20节 “博证”之法与中西互证（1）
互证”等命题，其中的“中西”二字，作为二元对立的概念，仅指中国与欧美（耶稣之“西”或“泰西”之“西”）。此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学术论著中广采“二西之书”，除了需要突破语言这道难关，还须超越传统学术中的夷/夏之辨、儒/释之争，因此，这是看似平常却意义不凡、貌似简单却难度不小的学术举措。
翻阅《谈艺录》，以英、法、德语为主的西文引文固然俯拾皆是，出自传统文献的引文，也同样繁若星辰。据统计，该书援引的中外文学资料多达“1千多种”，其中征引历代各家诗话达“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代表作“无一遗漏”（48）。这种博征中西的作法，是钱钟书一贯的治学风格。大到五卷本的《管锥编》，小到单篇论文如《诗可以怨》，都体现了这种风格。据统计，《管锥编》征引了“四千多位”作者的“上万种”著作，其中涉及的西方作家和学者在“千人以上”，西方著作约“1800种”（49）。而在《诗可以怨》这篇被称为“《管锥编》缩影”的不足万言的论文中，引文约有60则之多，涉及中外人名约60个，书名和篇名约40种，其中颇有一些为人们所“不熟悉”的书目或“不屑一顾”的小人物（50）。
具体来看，钱钟书的目收中西，广求证据，都是围绕着对某一观点的论证，或是对某一现象的说明。
例如，《谈艺录》第四则为了论证“以文为诗”乃文章“革故鼎新”之道这一观点，首先征引了唐司空图《诗赋》、南宋刘辰翁《赵仲仁诗序》、金赵闲闲《与李孟英书》及清末黄公度《人境庐诗草•；自序》等文中的论述，又以“西方文学中，此例甚繁”一语为引子，罗列了华茨华斯、T。S。艾略特、雨果、希来格尔（今通译施莱格尔）、许克洛夫斯基（今通译什克洛夫斯基）以及不甚知名的John Bailey等人的看法。
又如，《谈艺录》第三一则为了说明以“圆”论艺这一现象，于“泰西”之书中，引用了蒂克、李浮侬、哥德、缪赛（今通译缪塞）、丁尼生及斯密史等人的诗作或文评，并以“求之汉藉……此类语意数见”为引子，历举了从晋谢眺到清曾国藩等约19人分别见诸诗歌、传记、家书、序言、墓志铭及专论等各类文体中的诗文评语。此外，钱钟书又通过“补订”的形式，于“西书”中，增引了雪莱、柯尔律治等人的作品，于“汉籍”中，则以“珠、弹久成吾国评诗文惯例，复益数例”为引子，又摘引了包括梁刘勰《文心雕龙》、宋梅圣俞《宛陵集》和近人况颐周《蕙风词话》在内的8部著作中的约14个例证。
再如，《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二十六则为了论证“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非实”这一观点，称引所及，于中国历代学人，则有孟子、王充、刘勰、杨慎、汪中、章学诚、刘师培诸人，于西方古今学者，则有亚里斯多德。锡德尼、勃鲁诺、维果（今通译维科）及瑞恰慈等人。此外，为了与杨慎以还“数有虚实之辨”这一对应于“文词有虚而非伪”的论点相印证，钱钟书又在脚注中引了从古罗马诗句到“近世西语”等六个实例，以为“邻壁余明”。
再看《管锥编•；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八八则。在这一则里，钱钟书为了揭示“景色以无玩赏者而滋生寂寞之怨嗟”这一“意境”，引用了中国文学史上从王勃到蒋春霖等约25人的31首诗词（含一篇序文及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出中的名句：“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其中有两首诗出自《太平广记》卷三二六中的一则传奇故事。又于“西方赋咏”中，引了原文分别为英、法、德文的六个片断，并在正文的脚注中，补充了三则。
又如，《管锥编•；太平广记》第一四四则为了说明李贺“漆炬迎新人，幽旷萤扰扰”、“鬼灯如漆点松花”等诗句“非言漆烛之灿明，乃言鬼火之昏昧，微弱如萤，沉黯如墨”，而“漆炬”、“如漆”等语则“非谓烧漆取明，乃谓只如漆之黑而发光”，分别援引了沈德潜《国朝别裁集》卷二五徐兰《磷火》：“别有火光黑比漆，埋伏山坳语啾唧”、王嘉《拾遗记》卷四“此珠色黑如漆”、粱元帝《金楼子•；箴戒》“黑光遍天”、邓汉仪《诗观》所录“平沙落日光如漆”等语作为对照，又列举了西人如高乃依写星光曰“幽明”、密尔敦（通译弥尔顿）写余烬“作光仿效昏黯”复言“地狱中火无光辉，仅吐黑焰”、雨果诗文言“黑太阳放射夜色”、波德莱亚（通译波德莱尔）诗以“黑太阳”喻黑肤美人等例，既“资比勘”，又足见中西诗人之“会心不远”。
笔者以为，以上诸例应当可以具体地说明钱著中的中西互证或中西比较，往往是以“博证”为特征的。换句话说，“博征中西”乃钱著的基本风格之一。而明眼人不难看出，钱钟书的“博征中西”，不但体现出了对中/西界限的超越，还内含着对古/今、 雅/俗及文体界限的突破。从以上四例来看，钱钟书的征引范围，远至亚里斯多德、孟子，近至T•；S•；艾略特、况颐周，“雅”有诗文，“俗”有小说、戏曲，所涉文体，由诗歌而至墓志铭，几乎无所不包。笔者以为，征引中西例证之广、之多，固然是“博征中西”之“博”的体现，而征引范围之不受国界、时代、雅俗、文体等种种藩篱的限制，又何尝不是“博征中西”之“博”的另一种体现，并且是更深一层的体现。钱钟书曾讥嘲刘师培“知博征之多多益善，而不解旁通之头头是道”（51），这是针对刘氏在论证“古籍多虚数”这一命题时，囿于“量沙擢发、海滴山斤”，而未能如汪中、章学诚之论数，一则兼及文学修辞中的“曲”与“形容” ，一则通“古今语、雅俗语之邮”，也就是说，刘氏征引之例证固然繁多，但征引之范围，却未能超越“古/今”、“雅/俗”及文体等限制，因此，刘氏固堪当“博征”之名，却未有“旁通”之识。而从钱钟书自身“博征中西”的风格来看，可谓于“博征”之“多多益善”中，兼有“旁通”之“头头是道”。此外，我们看到，钱钟书一再言及“广大教化”，显然，“博征”而兼“旁通”，才是“广大教化”之博大境界的真正体现。
不过，钱钟书动辄旁征博引的风格，也引来不少质疑。有人以为这是“炫博”、“掉书袋”（52），甚至有所谓“知名人士”对钱钟书的这种作法表示“愤慨”，认为这是“卖弄学问拿书卷子来吓唬人”（53）。笔者以为，对“博征”或“博证”之法的得与失，应在学理层面作客观分析，感情用事地扣以“炫博”或“卖弄学问”的帽子，实属诛心之论，且无补于学术方法论的建设性思考。事实上，钱钟书对其中西比较研究中的“博证”之法，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譬如，钱钟书曾指出，他所追求的学术境界是：“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54），也就是说，在阐明某个问题时，力求将有关证据“一网打尽”。这一“俾求全征献”的学术目标与其具体操作中的“博证”之法若合符节，因此，完全可以移作后者的注脚。
进而言之，“博证”之法又可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言必有征；一是证必多例。郑朝宗先生在介绍《管锥编》、《诗可以怨》等钱著时说，“例证多于议论”是钱钟书方法论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他接着描述说，钱钟书“不喜欢抽象空洞的文艺理论著作，认为那里面装的‘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因此他谈艺衡文总是从具体的例子出发，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比较，得出结论，……。”（55） 所谓“从具体的例子出发”，所谓“例证多于议论”，正涵盖了“博证”之法所内含的“言必有征”与“证必多例”这两个层面。
2、“博证”之法的学术渊源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钱钟书以“博证”为特征的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是“朴学”“博证”之法在中西文化相碰撞的历史背景下的合理延伸。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朴学”“实证”精神的传承（“言必有征”）；一是广求证据之法的发扬光大（“证必多例”）。
皮锡瑞总结朴学特点为“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56）。而钱钟书称：“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与批评”（57）；又如前所述，他将“抽象”的文艺理论著作老实不客气地讥为“陈言加空话”。可见，在注重具体经验、反对驰鹜于空洞概念这一点上，钱钟书与清代朴学家堪称异代知己，心意相通。但这并不妨碍前者屡屡指摘后者以“经生”身份谈艺说诗时的穿凿附会，“头巾气”十足。
“言必有征”、“言必有据”，向为“主实证”的清代朴学家所标榜。其具体表现是：不以论带证，不移的就矢，重视一手材料的收集，即朴学鼻祖顾炎武所谓“采铜于山”，且强调对证据的审察和别择。以顾氏名著《日知录》为例，全书之“引用语”占去过半篇幅，所下“断语”反占少数，且经“严密别择和审察”，材料都有明确依归，此外，全书“出处都严谨标注，一不掠美、二革杜撰不根之弊。”（58）。钱穆先生在论及该书时指出：“然则清儒所重视于《日知录》者何在？曰，亦在其成书之法，而不在其旨义。所谓《日知录》成书方法者，其最显著之面目，厥为纂辑。”（59）显然，《管锥编》、《谈艺录》亦如《日知录》，“成书”时采用了以重视一手材料之收集与别择为特征的“纂辑”之法，只不过，钱氏“纂辑”所及的范围比顾氏更广，且以探究诗艺、抉发“文心”为内核。此外，《管锥编》、《谈艺录》和《日知录》相似，都没有采取许多西方哲学家所惯用的“逻辑演绎的体系构造方式”，而是通过“撑肠万卷”、博贯古今的广泛阅读，将散见群藉中的材料“非历史性地提置一处”，予以“通训解诂、推源溯流，交互印照”（60）。可见，无论是《日知录》还是《管锥编》、《谈艺录》的“纂辑”。均以博览为前提。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称钱钟书”宋集部以下殆无不过目”，而顾氏自称曾阅志书一千部。至于“体系构造”与“纂辑”体或札记体的长短得失，本论文第五章将详加讨论，兹不赘。
钱大昕指出：“未可执单词以为口实”（61）。戴震也以“出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为“未至十分之见”（62）。此种以“执单词”与“据孤证”为非的观念，乃清代朴学家们的共识。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也屡屡批评“单词孤证”的缺乏说服力。而梁启超在总结顾炎武的“研究方法”时则明确指出，顾氏学术的基本特征之一即是“博证”。他说：
“《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自所信。……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63）
具体来看，顾炎武及此后的朴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遍稽群藉，广求证据，乃至达到了“千百言以明一字一音”的地步。如顾炎武之证“行”字古音“杭”、“家”字古音“姑”；钱大昕之证古无轻唇音，就分别以六十个至数百个例子以证成。（64）由此反观钱钟书在论证“以文为诗乃文章革故鼎新之道”等文艺观点及说明“景色以无玩赏者而滋生寂寞之怨嗟”等文学现象时，所引证据之博之富，就不值得惊异了。
不过，钱钟书的“博证”之法较之清代朴学家有了较大发展。首先，钱钟书广引佛经，超越了“儒释之别”这一传统学术的藩篱。（65）而朴学作为反对心学的经学，“严儒、释之限”几乎是它的旗帜，所谓“一轨之正，不参老、佛功利之言”。至清末章太炎始能破此“门户之见”，于经学研究中参以释典。（66）钱钟书则承其余绪而另辟门径。其次，钱钟书博采欧美原著，以为他山之石与邻壁之光，又超越了“夷夏之辨”的囿限。据统计，仅《管锥编》就大约摘引了2000多部希腊文的、拉丁文的、意大利文的、西班牙文的、英文的、德文的和法文的文献，而且引的都是原文并附有中文译文，同时，“与此相对照的中文引语往往出人意料，时断时续地摘自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各种心境，与其说是为了比较，莫若说是为了建立联系。”（67）另据统计，《谈艺录》共“引及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大师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直至歌德、尼采、海德格尔、英伽顿等500余人的著作。”（68）
除了引用书目众多之外，钱著对欧美著作的征引，尚有两个明显特点：广泛性和超前性。而“广泛性”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时代的广，钱著所涉“西学”，既包括西方“先进时髦”的文艺理论，如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又包括西方古典知识与学理；二是作者的广，钱著所引西书作者，既有大家名家如柏拉图、康德、海德格尔等，也有不少连其本国人都感到陌生的无名小辈，这充分表明钱钟书在学术上“不存势利之见”。“超前性”则体现在钱著所征引的不少西学名家，直到十数年或数十年后才成为大陆学界的热点人物，如1948年初版的《谈艺录》所征引的俄国形式主义宗师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捷克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等，即是显例。
第四章 “如带风骚道未亡”：钱钟书的古典文学研究第21节 “博证”之法与中西互证（2）
注 释：
（1）参见上一章介绍钱钟书“比较文学”论一节。
（2）陈寅恪评价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而“三目”之一即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事实上，注重中西方“观念”与“材料”的互证与会通，乃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的治学特征，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闻一多的神话研究、朱自清的“诗多义”论及王国维本人的《〈红楼梦〉评论》，均是显例。
（3） 我们知道，钱钟书的主要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