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史记-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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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闷的不得了，那个防空洞顶上的气像落雨一样掉。里面很挤，上面的人听着飞机来心里是觉得支持不住了。就是心里难过，想出来，听到敌机来了，又躲一下。
朱光明
到了五六个小时的时候，体质不好的，就晕过去了，没晕过去的，就你咬我，我咬你，你扯我，我扯你。你咬我，我扯你的肩膀。
日本飞机飞离重庆上空的情报被防空司令部再三确认后，解除警报的汽笛声终于拉响，此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十八梯大隧道紧锁的大门打开了。眼前的惨象震惊了现场所有的人。
高健文
恐慌，当然恐慌，出来不了了，那脑袋炸了，慌的抓，衣服都撕乱了。我就在防空洞转弯那个口子上，我赶紧一步站在里边，有个石凳子，就站在石凳子上边，当时脑袋都要顶到防空洞，那些人一下子就把挤过来，我的腿就得扔在中间，很难受，要死的样子。
夏海荣
我爬，简直是爬，一爬出来，一手就伸到别人的嘴里了，一下把我咬着了，只知道咬着拉不掉，又支着，也不知道又支着一个地方，不知道是按到谁的头上还是屁股上，反正是一个圆的地方，这样硬是把手拉出来了。
发生窒息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40分到10点这段时间，解除警报的汽笛发出不到3个小时，华严寺的和尚就赶往现场救护伤员，并在大隧道洞口超度亡灵。
刘贤清
就看见我们解放牌的车子，运着尸体，像木柴似的，堆在那儿，堆了，没堆满，下坡的时候，就掉了一个，所以我就觉得闷死的人好象不是硬的，是软的。掉下来的时候，人家又捡起来，又甩上去。这是我看见的。一直到前边死尸堆里去的，我就害怕了，把眼睛蒙上，但又想看，就留了一个缝看着。
邓婉云
我们就在那个小石坝，正对着朝天门的码头。那阵可能就是较场口死得人最多。我们在河对面都能看见，堆起来像山一样。那阵，我们后面那些人过来以后，回去就听他谈，我们看见五个人像堆什么一样，环起来堆。一起堆五个，隔了两天、三天，如果没有人来认尸，一把石灰就把脸烧了，就用船运到黑石子那里去了，那个就惨了，好多人。较场口和那些住家户，一家门锁着的，一家人一家人得死。
“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人数，说法不一，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的人数是900余人，当时现场救援的警察局长曾经透露过不低于3000人。美国《生活》周刊的报道是4000人左右，女作家韩素音在回忆录中记载的是12000人。而这一年6月13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说：“防空壕中的死者使人想到就像凝结的沙丁鱼，至少一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了死城”
朱光明
当时一打开以后，国民党的防护团车就来了。一摸没有气的，就往车上扔，有气的就放在一边。当时抓到我的时候，一个小娃儿，当时国民党的兵准备要扔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四川人，说这个娃还有气放下放下，那个人一看，一摸，是有点气，就放在一边。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重庆大轰炸》（9）
高健文
有一个防护团的，就在本街上认识我，他说没死没死，就把我父亲、母亲从 死人堆里抬出去，摆到马路边上去，那一堆堆的都是死人，然后就在里边去翻去找，找了一上午没有，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些人就说还没死，还在出气。
夏海荣
只知道两个黑影，我认为是死了，像人死了，有人要把我给提走的那两个黑影，一边膀子提一个，把我提上去了，上梯子完全都不知道。出来要拐三个弯，我都不知道。走出来，我也不知道，过后才看到第二个出来。用一个杯子装着，往嘴里一灌，放到地上睡着，一会儿他爬起来看了看，东看西看，我也这样，跟他一样，我一起来就东看西看，天上地下使劲看。
惨案发生后不久当时的国民政府防空司令、副司令、重庆市市长同时被革职。
“黑石子”，一个令人心悸的名字。它位于重庆下游的十多公里处，曾经是长江沿岸的一个普通码头。十八梯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那些面目全非、无人认领的尸体，大都被运到这里草草埋葬了，甚至连一块石碑都没有留下。
无法忘却的记忆
2001年8月的一天，日本律师调查团一行9人飞临重庆，调查重庆大轰炸的受害真相。在一个个受害者面前，他们打开了笔记本和录音机。平静的城市下埋藏着的深深苦难，让每一位调查团的成员震惊了。
1938年2月18日日本飞机在重庆投下第一批14枚炸弹，此后五年半的时间里，共有两万一千多颗炸弹落在了这座城市中，一万多名市民丧生，近两万栋房屋被毁，然而重庆并没有因此消失。
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五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个日本士兵在重庆的土地上露过面，人们看不到屠夫的身影，完全是一片机械化的屠杀世界，轰炸声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血与火的恶梦。唤醒恶梦的只有人们自己。
重庆的房屋以木结构为主，通常用不同尺寸的木板搭建而成，俗称“捆绑房”。1940年开始，日本轰炸机上的弹药加大了燃烧弹的比例，公开实施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轰炸”，那个年代，重庆市区里的大火常常染红了天空，人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在燃烧或是已经熄灭的废墟中度过的。
张仲斌
救火的工具比较简单，就是一个2米长的竹杆，有个勾勾，有个叉叉。还有一个群众组织，就是那种人工摇的，就是很落后的那种，重庆叫做震荡机器厂出的，4个摇，压水出去。
刘管如
重庆城内消防车不够，没有现在这样消防车，都是手摇的，都是手压的，就像乡里边打水，那水源，自来水管子，没有破，靠自来水管。自来水管破了，靠人挑。
为了纪念牺牲的消防队员，人们修建了一座“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
碑下埋葬了81位大轰炸期间殉职的消防队员，他们和刘管如一样只是重庆的普通市民。今天，这里已经是一个公园，成了老年人聚会消遣的场所，纪念碑已经和周围的老树融为了一体，碑文字迹班驳，已经开始风化了。
1939年5月25日，四川江津一家名叫德容的照相馆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记录了日本飞机被击落的情景，照片以极低的价钱卖给重庆市民，成为人们争相抢购收藏的纪念品。照片上摆成一排的尸体是日本轰炸机上的飞行员，这也许是重庆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面对日本人。
这位美国军人叫陈纳德，1937年5月，他以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身份应邀来华考察中国空军现状，目睹没有制空权的中国在日军的狂轰乱炸下节节败退，深感中国空军需要帮助。回国后，他多次反复跟罗斯福总统接触，建议组织援华航空队协助中国空军作战。 1941年8月1日，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一支包括100名飞行员、196名地勤官兵、100架美制P40战机的美国雇佣军，正式建制编成“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在陈纳德率统率下，成为中国空军的生力军，人们亲切称其为“飞虎队”。
重庆南岸的长江中心河道每到枯水季节，就会露出大片河床，经过大半年的河水冲刷，河床异常平整，这片河床被重庆人叫做珊瑚坝，珊瑚坝成了当时中国空军的一座临时机场，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
重庆市郊的这一片青山幽谷中埋葬着当年空战牺牲的近200名中国空军飞行员。他们来自广东、河北等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海外回来报效祖国的华侨青年。六十年后的今天，当地老百姓说，每到清明节，这里就会有人送来花圈，从未间断过。
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之间的重庆，雨量充沛，和英国的伦敦一样是世界著名的雾都，重庆的雾季可以从5月一直持续到8月，每当大雾笼罩，日本的轰炸机就会迷失方向，无法俯冲轰炸，人们纷纷走出防空洞，这座城市才真正苏醒过来。
周素华
那个时候，是买一升一升的米，一角一角的米，就是一筒米，半斤米一筒那个时候。买一升就是五斤米，随时几斤米还是买起来放在家里的。
方丈大果
买米就是一天一天的买。更有穷的人，极度贫困的市民，一顿买一顿的，用筒子一角，十角为一升，买一角米，就是厅筒那样的筒。这么一种筒还没那么多。一家人煮起来，三四个人吃，再买点红薯，吃了再想办法，找钱，找了钱再买下一顿的米。
宗清云
没钱的人就买点点菜、捡点菜，煮点稀饭那么吃，我们就买点米，用衣服这么兜着，买回来一斤半斤，找点钱就买回来吃。
从1938年开始，来自全国的19所大学，13家报社云集在重庆这个狭窄的山城，大城市里的艺术家也纷纷移居这里。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夫子池新运广场上的千人大合唱先后上演，雾季重庆，好戏连台。这个时期被日后的史学家称做“中国戏剧史上辉煌的雾季公演”
今天的国泰电影院当年叫国泰大戏院，它屡遭轰炸，又多次重建。在国泰大戏院里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也能常常能看到那些全国闻名的大名星。
上海影人剧团的十姐妹在重庆留下了唯一一张合影，白杨和陶金在国泰大戏院主演话剧的海报也贴在了重庆的街头。
1941年9月3日，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将一份名为《关于进攻内地意见》的报告呈送给日本参谋本部，正式提出“重庆轰炸无用”的结论，而四天前他刚刚率领轰炸机群完成对重庆的又一次投弹，远藤三郎的报告中写到：重庆呈一片废墟的判断实属错误。单凭轰炸，使中国人屈服是决不可能的。据我亲自观察，不如说重庆已向其周围发展。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重庆大轰炸》（10）
今天的重庆分江北、渝中和南岸三个城区，60年前，江北和南岸还是一片荒芜，持续五年的轰炸使这个山城向南北悄悄的延伸。 1940年到1943年的档案显示，原本是郊区和农村的江北区和南岸区人口在快速增加，那些被当地老百姓统统叫作下江人的外地难民，也大多在这些地方安定了下来。从上海、武汉、北京迁到重庆的几十家外地商号远离了城市中心，在沙坪坝，重庆人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理发店、裁缝铺、钟表店也在这些地方陆续开了张。
叶泽民
那时候吃点猪肉，卖肉都卖不出去。平时下了市，挑个肉担子，去卖肉，卖点肉都不容易，我们家要吃点肉，都是难得吃一回。
刘贤清
当时有个叫“心肺”的，是一个汤锅，里面放的油又麻又辣。上面就放几块心肺，当时心肺是一分，还是两分钱一块。大家饿得没办法的时候，就去吃一块心肺，把他们拿到锅里去烫了以后，拿来吃，就稳住了心。当时我们好象没有人吃过心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庆的街头开始流传一首民谣：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质朴的方言里透着重庆人的乐观和坚强。食物越来越少，物价一天比一天昂贵。饥饿笼罩着这座城市，但人们倔强地活着。像一棵棵不屈的黄桷树顽强地生长着。
高健文
我们当时阳春面什么的就是一碗白面，混沌一碗，抄手一碗，那些就来做饮食生意，都是下乡的，卖烧饼的，解放前我们不吃油条、馒头，四川人不喜欢这些，早上就吃稀饭、干饭，这一来就改变了生活习惯，市场上有卖油条的，有卖豆浆，有卖包子，卖烧饼的，过去四川烧饼拿锅盔的饼子，没有烧饼，原来荷包饼子加凉菜，由于外省的来了，这些人来了，生活习惯也改变了。
刘管如
重庆人早上原来不习惯稀饭这些，不习惯花卷馒头这些，早上都是吃干饭，一天三顿，早上吃早点，是下江人带来的。
杨鸿年
吃的还行，饮食方面，因为那个时候重庆的饮食都是下江人带上来的，跟汉口的饮食很像，北京馆子也很多，所以在饮食方面还是没有感觉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讲麻辣，那个时候重庆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川菜很好，现在的川菜就讲麻辣，把什么味道都弄没了。
陈亚雄
像当时的冠生园，各个纱厂，玉华纱厂，都是由武汉搬起来的。所以他们吃饭跟四川有些不同，像我们四川人，重庆人喜欢吃辣味多，但是下江人，北方人他们吃得比较清淡，但是好象逐渐逐渐也习惯起来了。下江人也要吃辣椒了，但是吃得很少。
1941年以后，通货膨胀境况开始恶化，重庆市场上出现了全家人排队采购的情形，这个城市似乎越来越离近崩溃的边缘。
1943年8月23日，日本轰炸机投下151枚炸弹，炸死市民18人，这是5年半大轰炸中日本飞机最后一次空袭重庆，然而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肯定大轰炸到此结束了，人们还要坚持再坚持。
1945年8月，一夜之间，人们被一个喜讯惊呆了。经历过漫漫长夜的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当年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段影片，记录了当天晚上重庆的表情，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1941年12月30日，重庆市中心建成“精神堡垒”纪念碑
1942年“精神堡垒”被炸，人们竖起高大的旗杆以示精神不倒
1947年，“精神堡垒”改建成“抗战胜利纪功碑”
1949年6月，重庆解放，改名“人民解放纪念碑”
《影像史记》 快意恩仇与忍辱负重纪录中国20年（1）（图）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 ——基斯洛夫斯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 北岛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 2003年5月，央视的一系列改革举动无疑会给中国的电视传媒界带来强烈的“地震”——国家新闻频道横空出世，俯盖面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一套综合频道强力改版。仅就央视内部结构而言，其震动幅度已经相当之大，近20个栏目被剔除，它们或者消失或者被整编到专业频道，这一改版是在充分论证、调研的基础上地整合。值得纪录片人欣慰的是《纪录片》栏目在剧烈的竞争中被保留下来，执行改版的总编室相关人士手中握有全球各大电视传媒的节目编排表，其中绝大部分为纪录片留有一席之地。普遍的说法是，纪录片的水准是一个国际大台的标志。配合此次调整，《纪录片》栏目酝酿已久的改版方案也适时推出。取名《见证》。显然更多的是为了突现纪录片真实的本质，颇有点赤膊上阵的味道。改版首播节目的选择，似乎也颇具匠心，再次发挥央视的号召力，将近20年来涌现的一批优秀纪录片的导演组织起来，策划了一次“经典再纪录片”行动，取名《时间的重量》。很明显，如此大规模的纪录行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媒体事件”，而成为对中国新纪录片成长史的再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