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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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缠足之风初兴时，人们也以为是新奇、别出心裁、巧夺天工，亦如今之
所谓“新潮”。这种愚昧、残酷和丑陋的“新潮”由宫廷而上层，由上层而
民间，终于弄到妇女几无不缠之足。摧残肉体，毒化空气，败坏精神，莫此
为甚。当人们觉悟过来时，受害已经千年。今日再读那些叹美小脚的肉麻无
聊的诗文，那种鼓吹审丑观的文人的下作心态，人人厌恶而作呕；但在当时，
这些歌赞愚昧风习的人必自以为是正常的，合于人性的和理由充足的。正如
今日鼓吹“新潮”，视肉麻为有趣的舆论炮制者的自以为正常和合理一样。
愚昧最容易一次一次地重复，是因为愚昧最容易为愚众所接受。愚昧常
和粗劣趣味、和人类的动物本能相联，愚昧行为又常是低劣情绪的发泄渠道。
例如缠足，分明是自虐狂和虐待狂的发泄；正如现今流行的那些狂吼怒叫和
庸俗蹩脚的低级歌曲之利于低劣情绪的发泄一样。这种愚昧的玩艺于是很容
易大众化而进一步煽起大众精神的愚昧。当愚昧变得大众化以后，它就由落
后、不正常而化为“新潮”和正常，也如缠足之大众化而长期被视为有趣和
正常一样，不随俗附和的人倒反而是矫情和不正常的了。
愚昧的东西一旦相习成俗，便有人来利用、鼓吹，直到社会从愚昧的毒
害中觉醒过来。然而既成风习，要醒悟就不是短时期的事了；如缠足的陋习
一绵延就是千年。对人体和人性的荼毒如此明显的陋习尚且如此，更何况愚
昧和毒害程度远逊于缠足陋习的尖锐性和可感性的颓风末俗呢？
纠正颓风不易，但悲观是没有理由的。现代鼓吹愚昧的人毕竟不多，而
且容易遭到抵制。人类毕竟是愈来愈聪明，愈来愈理智的，今之视昔给人以
历史教训，而鼓吹和纵容今日的愚昧风习的人也必将在后之视今的省察中得
到鉴别，而被置于适当的地位，有如今人对那些叹美缠足陋习的文人的不妙
的观感同样。
1995 年6 月8 日
街头小景的思考
一个街头小景引起我的思索：在淮海中路热闹地段，行人中一个男子，
以夸张的动作，故意吸引人注意的动作从衣兜里取出一包餐巾纸，抽出一张。
这时他环顾左右，看行人是否注视他。他达到了目的，果然有些人为他的莫
名其妙的夸张举动所吸引而注视了。原来他是要吐痰。他大声将痰吐在餐巾
纸里，卷好当众扬扬手，投入了路边的垃圾筒。表演完毕。
看着这场无趣的表演的行人当然各有各的反应，我只听得一位近旁的女
士啐了一下：“神经有毛病。”我估计，作如此反应的人可能占多数。
开头我也觉得此人可笑，他无非是想当众表演一下，他是守公德的，不
随地吐痰。这本是做人的起码公德，有什么值得炫耀？小学生也知道而且也
做得到，何况你是大人。但转过一条马路，突然发现人行道上一朵痰迹，我
的想法就变了。觉得他的这番自我炫耀也不无示范作用。光说他因做到了遵
守这点起码公德而自鸣得意或想出风头是不公平的。
上海比起全国各地来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文盲的比例极低；而
只要是有小学程度的人，就应当知道起码的公德。到今天还要大力宣传市民
应遵守起码的“七不”，说起来实在有些惭愧。然而事实是，真还有许多许
多的人连“七不”也做不到，实在令人泄气。
正在我写此文时，我窗外的大楼就飘坠着一只塑料袋。瞧，又一只。是
大人图方便丢出来的呢？还是不懂事的小孩？自己家里知道要收拾得干干净
净，却把举手之劳就可收拾的废物往户外掷。这种以邻为壑，以公共场所为
壑的恶劣行径难道还少见么？这类缺德事如果是孩子干的，那就是没有教
养；如果是大人，则是劣根性不改。大人不改掉劣根性，就不会对孩子言传
身教，即使教了也会因自己的坏榜样而失效。
记得鲁迅有篇杂文写到，清末一个老顽固，听说要办师范学堂，诧异地
发表高论道：师还要“范”么，那么也要办“父范学堂”了。鲁迅说：此人
以为做父亲只要生下孩子就算尽了责，如有“父范学堂”，此人该入初等一
年级。凡不守公德的人，都是前任和现任的父亲失职。
现在看来，须进“父范学堂”和“母范学堂”的人还多的是。单就市民
遵守社会公德的起码要求看，父母不能以身作则，以好榜样教育孩子，给孩
子示范的不及格者还多得很。更不谈再深一层的要求。大人守身如玉，不贪
小便宜，非义不取，孩子在父母的感召和身教中才会养成廉洁的美德；大人
诚实不欺，不苟且，嫉恶如仇，孩子才会在父母的影响下学得诚实、正派，
长大了成为合格的公民，自然会注意遵守公德，反之亦然。要教育别人，先
要端正自己，这就是教养，就是文明。
只要不是坏行为，当众表演，向人示范，哪怕是夸张一点，又何足诟病？
上面所说的街头小景，这男子看起来诚然有点矫揉造作，也许过分自我表现，
但他的示范行为没有坏处。安知此人不是因为嫉恨不守公德的现象太普遍，
才愤而示范的有心人呢？那倒是理应得到同样是有心人的人们的尊敬的。
“口中白字捎三二”
聂绀弩有一首题为《女乘务员》的七律，描写东北旅行中火车上的一位
女乘务员。这位乘务员大概是兼作在车中出售报刊和口头宣传的，诗的中间
两联道：
主席诗词歌宛转，《人民日报》诵铿锵。
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
诗人是带着爱心写这个小姑娘的，因此她吟诗读报时捎带几个白（别）
字，诗句也仿佛带着一种溺爱孩子的心情，觉得很是有趣。本来，一个列车
乘务员，不是专职的传媒工作者，这样辛苦地分出精力来做点分外的服务，
就够值得赞赏了，因此诗的结句是“厢中乘客浴春光”。
但如果是专职的传媒从业者也“口中白字捎三二”，就不很有趣，而且
可能影响不好了。举个亲历的身边小例：一次问邻居一个中学生某家公司的
所在，那公司在他学校附近。他把路段说清楚后，说：“很好找，公司的标
识很显眼。”把“标识”的“识”字读作“认识”的“识”。我纠正他：应
该读成“志”音，两字音义相同，“标识”就是“标记”。他连连摇头，争
辩道：“收音机里都是这样读的，哪会错！”瞧，这位播音员“捎”了一个
“白字”，就产生一点小小的误导，人们认为传媒总是标准的。
前天打开电视机，正碰上某一电视台在评介一本新出版的古书，说“加
了新式标点，句读分明”云云。把“句读”的“读”念成“读书”的“读”，
不知这里“读”字应念作“逗”，两字也是音义并同。
类似的错误常常出现，以至一位喜欢冷嘲的前辈学人曾说：“哪天收音
机、电视台的主持人不读错字，不出毛病，就该给他发奖金。”言下之意，
一点不出错倒是稀罕的了。
中国的文字也确实麻烦，有四声，有一字多声，有特别场合的特别读法，
还有不少古里古怪的奇字僻字，连语言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也常常头痛，念
错。有道是“秀才不识字，念半边儿”。要求传媒从业者精通语言文字学，
是过高的要求。但一般常见常用的字词是不该出错的。普通人捎几个白（别）
字问题不大，播音员和电视主持人如经常“口中白字捎三二”，就大煞风景，
甚至会散播错误了。
专业单位似乎应该将常用的最容易误读的字词收集一下，编一点资料，
供从业者参考，尽量避免“口中白字捎三二”的现象。这事虽不大，但对提
高传播质量却不无小补。
1995 年6 月
立此存照
积压了大堆报刊，今天有空来翻捡一通，发现了一点不能不感慨系之的
事，因作此文。
本文中提到的人物都姑隐其名。这并非为了怕惹事，怕招惹对方提起破
坏名誉诉讼之类。不是，倘要告我的状，则我可以拿出白纸黑字的根据来，
我是重述；要告，请告公布此事的报纸去。姑隐其名，也不是宅心仁厚，有
心放一马，不曝对象的光。我还没有修炼到那样的恕道工夫。而是因为，这
种现象，或不如说是丑态，有相当的代表性，或如文学术语所说，具有典型
意义。因此，径指某一位阿猫阿狗，倒反而把意义缩小了或封闭了。
在3 月间的华中某晚报，有如下一段小新闻：某大腕女歌星，当然是红
得发紫的，驾着一辆有特种牌号的豪华轿车，直冲中央电视台东大门。那里
门禁森严，连台长本人进去照例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女歌星自然争也没用，
被挡驾了。她愤愤地立即拿出大哥大打电话，当然是求援；却把车停在挡住
大门的位置上。警卫员当然要劳她驾，请她的车让远点，大腕歌星越发上了
火，骂骂咧咧起来。恰巧又来了另一位大腕歌星，惺惺惜惺惺，仗义来帮骂，
闹得不可开交。这时，有两位过路人，路见不平，插进来指责那两个歌星无
理取闹，劝她们话不该这么难听。歌星们于是掉转矛头，迁怒于这两位“多
管闲事”的过客，竟至动手动脚，还说他们“欺负女性”，最终由警卫人员
劝开。后文还有些精彩情节，不外乎闹呀撒泼呀之类，不赘述。
又翻5 月某日北京一日报，也有一篇署名文章隐约提到此事，没有我引
述的那家晚报详细，可见颇有人注意了这起纠纷的。
事后才知道，那两位“多管闲事”的过路人并非等闲之辈，乃是某省来
京开会的人大代表，当时全国人大正在北京召开。大腕歌星于是只得在以后
的记者采访中表示了歉意。
这回碰得巧，两位趾高气扬的大腕歌星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尽责的门
卫，又碰上了人大代表。可是天下不能处处都是中央电视台，不能处处都有
人大代表，于是只能听任这类角色张牙舞爪，满世界跋扈。
这类只会扭扭屁股，甩甩头发，离了手里的扩音筒嗓音传不出三丈远的
歌星，不知凭什么自以为如此了不起，天下应该处处任其猖獗，对她们要如
迎贵宾，不得冒犯？不知凭什么如此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动辄撒妖耍泼，
发明星脾气？偏偏滔滔天下，确有人吃这一套，此理实不可解。
上海有句形容此类人物的顺口溜，叫做“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
和娘”。据去年初或前年底的一期《瞭望》周刊上的记者报道，说前年长春
电影节上，有位歌星嫌接她的桑塔纳轿车不够派头，发脾气道：“这种车会
把骨头架子都颠散”，不坐，非奥迪不可。难道她是天生的特殊材料构成的
软骨头，如此容易散架么？那种小人得志，不知自己姓甚名谁的猖狂劲，真
令人齿冷。说不定此人两三年前还在捡煤渣呢？一旦暴发，就忘了自己是吃
几两干饭的了！
这类怪现象应一一立此存照。这对留心世道者有用，对未来写社会风习
史的人有用。至于它们的意义么，可以存而不论，事情的本身已把一切都说
得清清楚楚了。
1995 年8 月
乡音
我是浙江人，夫人是四川人。彼此都有个家乡情结。为了男女平等，彼
此融通一下，她就算是半个浙江人；我则算半个四川人。因此，我常称自己
为“二川人”，即半个四川之谓。早年写短文时，也偶尔以“二川”为笔名。
熟人之间也以此调笑，记得聂绀弩曾作“三句半”打我的油，诗道：
喜作三句半，自号二川人。蜀音又不准，难听。
之所以有这样的调侃，是因为那时朋友们谈笑时，常顺口作这类游戏体，
我曾有一首道：
流浪遍全国，成都最有缘。名字取好了：二川。
聂诗就本此而发。我的普通话本来就夹有江南方音，南腔北调，成都住
了几年，又撇上几句四川腔，旁人听起来就更别别扭扭了。
语言这玩艺，确是别有一窍，有些人新到一地不久，就能熟练地操当地
方言。所谓入乡随俗，把乡音说准了，才能算彻底地随俗，人际关系就十分
顺溜，因为这是道地而又切实的“共同语言”。小说人物如《水浒传》中的
浪子燕青，“善说诸路乡谈”，所以在江湖上行走很占便宜。现代学者中以
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能迅速学会诸种方言而知名，但也不仅因为他研究语言
音韵之故，别的语言学家就未必。比如章太炎先生，总是语言文字学的大师
了吧，他还著有《新方言》，但他说官话时也是满口的浙江余杭乡音，这是
见之于许多他的友人和学者的描述的。
有些方言外乡人实在难懂，难怪鲁国的孔夫子要抱怨“南方。。舌之音”。
初涉异地，语言不通，确很恼火。解放初一个显然没有跑过码头的山东南下
干部，到上海派在一家工厂里，工人都说上海话。一个工人向他解释机器的
性能，说：“迭格末事。。”（沪语：这个东西）他责怪道：“我不懂英文，
讲中国话好不好！”一般说，上海话不算顶难懂，北方人要到广东、福建去
听当地的方音，那才真像进入外国了。
但是，乡音对于同在异地的同乡人说，却特别觉得亲切，有使素昧平生
的同乡人迅速凝聚的魅力。我很特别，在异地听到浙江口音，觉得没有什么
吸引力，而听到四川口音却倍感欣喜和亲昵，立刻要撇几句四川话与之交谈。
如果是在旅途中，就和对象一下子会亲睦起来，仿佛乡音就能产生一种信任
感。旅居国外的华人由于共同的语言，常常能很自然地团结起来，那就更不
消说了。
语言里含蕴着讲话人的思维习惯，深化而言之则是包含着讲话人共同的
文化风格。正是这种内涵促成讲乡音者的凝聚。广东有句俗谚，叫做“宁卖
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这话不能以保守或顽固视之。因为广东自来放洋出
国的人多，别说近的如南洋，即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远如欧美
的唐人街，通行的也是一色的粤语。这乡谈维护着侨民的团结互助，维护着
侨胞不忘祖国的恋乡意识。上代放洋的子弟就从父兄“勿卖祖宗言”的嘱咐，
在万里之外有意识地保持着乡音，并成为历久不变的传统。寻根讨源，这和
封建性的地域主义是两码事。
方音和乡谈在某些地域、某些场合有排外的作用，一些地方的居民听到
异乡口音的生人就会有产生程度不等的歧视心理，连北京、上海这些人口流
动频繁的城市，许多人也不能免，更不说小城小镇和偏僻的乡野。四川历来
是封闭的省份，解放前没有一条铁路，蜀道之难和川江之险，使四川从来就
是一个“独立王国”。但我跑遍全国，却发现四川是最不排外的地方，这和
抗战时期大批下江人入川的民族大交流很有关系。使四川和外省人能够融通
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语言，四川方言是一种西南官话，易懂易学，外地人一去
不但交流方便，而且居留不久，人人都能撇几句四川方音。四川人学普通话
也容易，虽然大多数人讲普通话常不免“对尾”，即说着说着流露出了川腔，
只在最后收尾时才注意讲出正确的普通话声调。四川方言给四川人带来了好
处也带来了不利，好处是全国人都能听懂四川话，四川人到异地极少交流上
的困难；不利是因为四川话人人能懂，就使四川人无须特别要求自己学标准
普通话，如果是广东、福建人，那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