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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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就是这玩艺；新小说如鲁迅的作品，也有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
迅小说里的人物》来揭谜底。揭开万花筒一看，哈，原来只是这么几片玻璃
镜和几片彩色纸屑作的怪，大师们的艺术原来也只是纸糊作坊的工匠的手
艺。于是大师吃瘪，拆万花筒的孩子万岁！
1995 年10 月4 日
漫说读错字音
汉字也实在麻烦，许多字有各种写法、各种读法。写法不同，倒还容易
对付，比如，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那你只要能写出其
中的一种就行。一字多音可硬要你念出来，打不得马虎眼。即使老师宿儒，
也不免要念别了音；至于一般人，就更经常只得如俗谚所说“秀才不识字，
念半边儿”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位教师开学上课，课堂上过去照例要点名，一个
新生是个怪名，叫做“乐乐乐”。“乐”字有五种读音，但姓乐的“乐”该
读作yuè，教师是知道的，古人有名将乐毅，北京有著名的中药店乐家老铺，
这错不了；但名字的两个“乐”字究竟该怎么念，他呆住了。毫无办法，只得
问：“姓乐的同学你叫什么名字？”硬要让这学生自己报出来才免得出错。
为什么要特别以“乐”字为例呢？因为我自己也曾在“乐”字上卡过壳。
一次曾把河北乐亭县的“乐”读成快乐的乐，经人指正应作lào 而脸红过。
在这个字上出岔的事我也遇到过，大约十年前，到襄阳城外卧龙岗参观诸葛
亮故址，那里有个乐山亭，纪念馆的一位小姐讲述时就念成lè山亭。其实此
亭是取《论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意，应读作yào 山亭的。我向她解
释了，这小姑娘很觉难为情，我劝她道：“没有什么可以难为情的，中国字
实在麻烦，讲究不完，贤者不免。而且这些古书上的玩艺，怎么能苛求你们
小青年呢？更何况这也是很特别的例子。”
话虽如此，但有许多一般水平的人都不应该念错的字词，是不该出笑话
的。例如，标识的“识”（zhì），与“志”通。这是个常用词，可是电台播音
员很多错读作shí，至少我从上海台和中央台都听到过这种读别字的播音。又
如秦汉至唐的官名“仆射”，“射”音yè，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的，但电
视剧《武则天》中饰武则天的名演员竟念作“仆shè”，变成仆人射箭了。这
些很平常的字念错音是很不应该的。有人对这类应该可以避免的错误撰文批
评纠正，本应感激纠正者的热心，可是也有人责之为“死抠字眼儿”，予以冷
嘲，这真是狗咬吕洞宾了。
上面这番话是由诗人冀汸的一件事触发的，冀汸和我也算是老朋友了。
这回来信，信封里没有信笺，只有一张名片，反面写着家里的电话改了号码。
仔细一看名片，名字“冀汸”之下，有拉丁字注音ji pang。我们一向都是
喊他ji fang 的，朋友们大家都这样喊惯了，也没人发现，他自己也不纠正，
于是人云亦云，错到如今。把汸读作“方”，也正是“秀才不识字，念半边
儿”的老毛病。这回特意在名片上标音，大概是带有微微地抗议之意。其实，
“汸”字有两音，我是知道的。读古书知道，读作pang 是形容水盛，如《汉
书·吴王濞传》的“方（pang）洋天下”即是，“方”通“汸”。《荀子》
书上也有“汸汸如河海”之句，“汸汸”一作“方方”。念作fang 音，字亦
作“方”义的，则如唐代诗人元结在道州作的《七泉铭》，其中一泉叫“汸
泉”，就读“方”的本音。但人名究竟应从哪一音，主权在名字的主人，那
是只好听冀汸的吩咐的。
多年的老朋友，名字尚且要读错，一错再错，群起而错之，可见汉字的
麻烦。幸亏这点小错只干涉到私人朋友之间，不会波及社会，不是贻笑旁人
的大事。但一经指出，究竟也是于吾心有戚戚焉的。猜想冀汸每听朋友喊错
他的名字，心里恐怕不是滋味，郁积既久，才找个机会来更正一番。那么，
前面所举的传媒读别字的例子，听得不是滋味的人，更当有千千万万，有人
出来批评纠正，自应予以鉴谅，感谢他们的热心。如反唇相讥，责之为“死
抠字眼儿”，嘲之曰“多管闲事”，就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1995 年10 月20 日
读胡风的一份交代材料
今年是胡风逝世十周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发表了梅志提供并作了
《编后说明》的胡风《文稿三篇》。所谓文稿，其实是胡风在狱中所作的交
代材料，分别为招供他和黄既、陈辛人和乔冠华的交往情况的“自白书”。
不言自明，需要提供材料的那些人必是正在审查中或出了什么问题的；而提
供材料的犯人，不仅道德上要求诚实，而且法律也严格要求他老老实实，不
能夸大或缩小问题，否则，那真的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三份交代材料都极有价值，尤以对乔冠华的一篇，长达近两万字，据梅
志的说明，是1977 年7 月中央派了两位领导要胡风详细交代，共花了六天的
时间写成的。那时已是“四人帮”被捕以后，有关人等也须清查。人所共知，
乔冠华在“文革”时和掌权的帮魁们有讲不清楚的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
说的“不可告人的勾当”。去了解的人所需要的当然是可以构成政治上有“问
题”的材料。正像当年周扬被关起来时，帮魁们也认为曾经把胡风往死里整
的周扬，一定能从胡风那里掏出一点有用的东西来，但诚如鲁迅当年就判定
的“胡风鲠直”，性格或人格铸定了他公私分明，不会干挟嫌攀诬的事，使
想从他手里找材料的人大失所望；这回因为乔冠华当年曾是在香港批判胡风
的主角，要材料的人也是怀着希望胡风揭露点隐秘的目的去的。因此，如梅
志所说，“这份材料仍然不是上面所需要的。”因为胡风的为人，“绝不会
牵强附会地瞎说”。但这份对于政治上不合上面需要的交代文书，却给文学
史留下了非常可贵的信息，为人们理解四五十年代文艺思想斗争提供了许多
历史夹缝中的真相。
乔冠华和胡风的交往以及乔冠华在全国解放前夕担任批判胡风的主将，
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拿自己也未搞懂的黑格尔哲学为论旨，连言之
成理都还做不到的《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鼓噪起来的那场批判闹剧，并不
是后来构成胡风集团冤案的原因。那起批判闹剧最多也只是从鲁迅在世时的
教条兼宗派围攻现实主义到1955 年以政治手段剿灭现实主义的荒唐史中的
一个插曲。这场批判所谓“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战役竟然要在重庆
时期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的乔冠华来出面担任主将，
事情本身就十分滑稽。但从乔本身说来，事情也并不奇怪，促使他干此事的
原因有三条：第一，乔冠华人聪明，属于“才子集团”。这些智囊人物个个
都是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乔确也懂得一点文学，有感受力，如他评当时流行
的文学创作要思想也要技巧的观点时，说那是“教条加花样景”，就相当尖
刻入骨。因为以才情自喜，所以对人很少许可，如评周扬到美国去讲学：“他
去讲学，讲什么呢！”目无余子之情如画。然而他对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
运动与中国社会现实关系的理解，却很泛肤，并不能超出当时“领导”文学
的同侪。也许作为智囊人物，他认为干政治更有出息，不愿分心于文学，后
来他果然干政治干得很得法。既然浅尝辄止，却又要无所不能地干预文学，
如忍俊之不禁，于是就来了这一着。第二，如胡风文中记陈家康所说，乔冠
华有“怀才不遇”的心情。文学斗争问题从鲁迅以来就是个老大难问题，那
些“只是企图背诵文件上的词句敷衍过日子，防止有什么他们不能控制不能
理解的问题出现”的文学领导肯定是无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的。于是正是
他展施才能的机会，在这个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上如能露一手，对于取得上
面的赏识是大有好处的。第三，在到香港以前的重庆时期，乔冠华正是党内
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为了雪洗“污点”，表明心迹，批判胡风的所谓
“资产阶级唯心论”正是最好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上也最容易与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的同仁取得协调，弥合隔阂。由于这三点原因，他在香港赤膊上阵
绝非偶然。
如果再往深挖一挖，则中国传统的才子其“怀才不遇”感的别一面是竭
力以才能报知遇之恩，有道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乔冠华不能说
是坏人，他后来和“四人帮”的说不清楚的关系，就各方面看，说投靠大概
是不很合于事实的，关键大概是“以国士遇我，则以国士报之”的心态为主
宰。近年来有不少人写文章为之洗刷，其实愈洗刷反而愈糟，本来是明摆着
的，不论往好处或往坏处曲予解释，都不会得要领。例如梅志《编后说明》
所引述的《乔冠华临终前身世自述》中关于“到处有生活”这一观点的辩解，
以及他以《文学创作与主观》一文中“胡风案”发生之后被收入批判胡风的
文集为荣，说明他至死还自满于那篇连言之成理也还做不到的文章，思想境
界仍停留在“怀才不遇”时期，对乔冠华来说，应是很悲哀的了。以此为他
粉刷，岂非恰得其反？
也应该公平地说一句，这情况也不仅乔冠华独然。一伙儿批判胡风文艺
思想的整个领导圈子几十年后也没有多少长进。原因也很简单，“背诵文件
上的词句敷衍过日子，防止有什么他们不能控制不能理解的问题出现”，究
竟省力得多，而且也正是此辈人的天职。
胡风从乔冠华对茅盾、郭沫若、姚雪垠等人的态度上看出，他在文学问
题上“基本上是凭人事关系决定态度的”。也即对人不对事，以人画线。这
是行帮宗派风习的根源之一，也是不仅以乔冠华一人为然的。本此出发，自
然不可能从文学理论实践上分清是非，更不能从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历
史中正确和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选择道路。20 年代以来一些先后敌视和对鲁迅
怀有嫌隙（表面上装得比谁都尊崇鲁迅）的人物那时构成了文学领导圈子，
或主流集团。乔冠华以其身份和地位，只能向他们靠拢，从政治前程的好处
上打算也只能如此。如果乔冠华真正懂得中国文学运动和文艺思想倾向中的
是非的症结，更明智一点是不插手，如胡风交代中所描叙的陈家康那样不在
文学问题发表指手画脚的文章，当然也因为陈家康老实谨厚。乔的性格做不
到，于是在香港闹剧中暴露了他对文学和哲学上的无知。今天重新读一下那
篇批判胡风的文章，稍有水平的人都不得不同意被批判者胡风的论断：“连
言之成理都做不到”。
1995 年6 月1 日
今年是胡风逝世十周年，本想写点胡风文艺思想的文字以作纪念。但现
在据说是“后现代”当道，以往人们认为应予以认真对待的理想、理论之类，
都已统统被“解构”掉了。现在来谈胡风的文艺思想和现代文学运动史的问
题，可说不合时宜。再说，在这种空气下，谈谈问题的感兴也营造不起来。
可是纪念文字仍是想写的，于是就新发表的胡风的材料写了如上的感受。
又：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二期一读。
写后记于6 月4 日
行会和“百一级”
要发些议论，当然是对事不对人的。麻烦的是，凡事都和人粘着。我心
术好，不愿提名道姓。读者若想知道下述的某人是谁，请阅上海《探索与争
鸣》杂志1995 年第10 期24 页。
话说某人以公开信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
远哲等教授。信的内容与这回要议论的事情无关，按下不表。单引信开头的
一段自报家门：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想必，这是显示某人响当当的身份的。咱们就来谈谈这两个头衔，某人
或不少人也许以为这两个头衔颇光彩，细辨一下其实不怎么的。
作家协会，说穿了是个职业性的行会。如果不带行业歧视和偏见，则它
和修鞋业工人协会、补伞工人协会并无差别。再说，作家协会会员未必就是
作家，作家也未必都加入作家协会。这个头衔未必有什么可炫耀的。
第一个头衔是次之，第二个头衔：一级作家，追究起来颇有点滑稽。倘
若为了发工资，要定个级别，内部控制，倒也罢了。倘要拿出去，事情就没
法说通。托尔斯泰算几级作家？巴尔扎克算几级作家？不知一级作家之上，
有没有特级作家、超级作家、天空级作家之类的头衔？如果一级作家已是极
品，那么传到国外去，人家倘拿一级作家的作品一核对，原来不过是这么回
事，反而很尴尬。某人本人身价如何，倒是小事；中国的极品作家不过如此，
恐怕只会贻世界之羞。
记得萧军在东北解放后回乡，熟人问他是哪一级，他答道：“百一级。”
何谓“百一级”？萧军答道：“老百姓一级。”妙！作家和作品的等级很难
分高低，没有一把秤可以称量，作家如果不自外于人民，我看还是自称“百
一级”为好。
1996 年
天人合一演义
据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最高成就和终极指归是“天人合一”。天人既然
合一，自然我以宇宙为主，宇宙以我为主，融合无间，“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了。这大概就是所谓“外国物质文明好，我国精神文明高”
的一种表现或者根据吧。然而，“合一”的事是要双方面一起来，我合过去，
也要它合过来才行；否则就如俗谚所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单相思而已。
圣人说“天何言哉”？俗人也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就只有人
去制服它，强迫它来和人合一，有如王老五抢亲，把对方搂过来，这才能卿
卿我我，合成一体。它要不驯服，就得如贝多芬所说的对待命运一样，“要
扼住它的喉咙”，否则它就不会买账。
有两个天，一个是形而下的天。即中国老百姓口头禅“靠天吃饭”的天，
用时行话可称为“硬件”的天。也就是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山川草木，鸟
兽虫鱼等等滋养人也苛虐人的天。另一个是形而上的天，即中国圣哲们称之
为天道、天命的那个天，相对于“硬件”而可以称之为“软件”的天。硬件
是硬绷绷的，全人类都同样受其惠或受其害，都得改造或适应自然，趋吉避
凶；都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向自然索取，天上掉下面包来的事情是没有的。
软件的天却有个不同的自然观的问题。以基本倾向来说，有普罗米修斯式的
对神（天）取抗争的态度和中国古谣谚所说的“不识不知，顺帝（天）之则”
式的顺天安命的态度之分。后一种态度大抵就是中国先民开步走一路走下来
而形成的文化性格，“天人合一”即由此而得。
人是万物之灵，即使在委屈奴服的活法中，也要求得慰藉和解脱之道。
阿Q 精神人人有之。哪怕赵太爷打了他，他依然自认为姓赵，彼此是一家子。
这种Q 赵合一法不妨视作“天人合一”观的模本。天这个玩艺是如此厉害，
“日月星辰系焉”，“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与它抗
争只有吃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