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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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咝ψ牛槐咝娜运踝拧！�5·19”大行市刚刚勃起，有老者解套走出交易所，说：“不玩了！”总是叫人割肉的活计，谁也不乐意。 在车子房子启而不动之后，在利率财政事倍功半之后，高层终于调整思路：“一定要启动消费市场，一定要搞活股市，一定要重视证券市场的功能。”这是一个大突破，是股市的一个大机会。 帅旗一指，响应八方，股指分分钟见涨。按经济学家戴园晨的说法，深沪股市还有一倍的升幅，以6月16日沪市收盘1460点算，沪市在不远的将来可望达到2900点。 且不用追求那美好前景，哪怕只到2000点，就谢天谢地了。而更重要的是，股市到了这个高台阶，会不会稳住？会不会从这个高台阶起中国股市出落成一个健康的投资场所——而不是见利就止闻风而逃的游牧部落？ 要达到这一美妙的境界需要很多因素，上层的态度不用说了，经济发展的状态极为重要，美国人扔在科索沃的炸弹也不可忽视，甚或天气预报日月时辰对股市都有说不清的影响。而对股民最大的影响是政治，是政策。 中国股市四次井喷行情，无不与政治相关：1992年11月，江总书记亲临上交所；1994年7月，管理层公布暂停发行新股等四大救市政策；1995年5月，国务院暂停国债期货交易；1996年4月，国务院领导批示股市“稳步发展，适当加快”。 尽管政治启动的作用如此直接，尽管股市箴言“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尽人皆知，但其反例也比比皆是。 最著名的是利率麻利股市漂亮的胜利大逃亡。近年央行已连续7次降利率，几乎每次都是在消息公布前股市连涨，公布当日却应声大跌，股民撒丫子便撤，其戒备玩闹心理甚强。 经济学里有个边际效益之说——饿汉吃馒头，第一个馒头当是最香的，边际效益最高，以后依次递减。但在股市调控效益里，也许最后一个是效益最高的，比如《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话说5月19日行情火起，这回不炒萝卜不炒豆，不睬绩优股不闹科技股不玩资产重组，而是网络股横空出世。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今说法变了，越模糊的东西越有想像空间。 网络就模糊就有想像空间，网络就变成了香饽饽。精神变成了物质，概念变成了行市。 美国有雅虎威震三山，有亚马逊逐鹿天下，中国人也有自家的网络英雄。 虽然中国真正的网络英雄新浪、搜狐、瀛海威没有加入股市游戏，但大家依然兴高采烈，依然追捧那些沾了点网络边的准英雄，诸如网络的基础建设和技术设备、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
1999大盘点第19节 保险资金获准入市
1999年 保险资金获准入市 从理论上说，保险资金入市会给股市注入活力。自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和保监会宣布国务院已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第二天深沪股市大幅反弹，但很快就证明，这不过是庄家散户借机出货的一曲合唱，到11月1日反弹尽蚀。 在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实力大过银行，在股市中是实在的大哥大。而中国的保险业则是青杏一颗，含在嘴里还怕化了，哪里敢放了让它四处红杏出墙，更别提到股市折腾。保险资金的运用被严格限制在购买国债或存银行，偏偏国债和银行的利息一降再降，令保险这颗青杏益发酸了。 保险资金到底能不能入市？这个问题久拖久议之后，上层终于决定放保险一马，同时给保险公司增加了风险。这到底是为了救保险公司还是为了救股市呢？只有看庄家散户各界对理论的理解了。 从中央上层来讲，真想看着股市天天向上——不像美联储格林斯潘那老头，恨不得天天用手压在股市上面，时时吆喝股市太热。 但从催升股市的经济形势来看，总是差着一口气。先有宣布中国前9个月出口首次增长，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94亿元，中国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阴影；后有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然而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专家任若恩却没这么乐观，他认为通货紧缩压力没有任何减轻，国内总需求没有明显回升。 对于通货紧缩之类的名词股民们没兴趣研究，他们只看到上市公司要么原地踏步，要么大踏步后撤，于是心情不好，看啥都烦，一有空儿就溜。 每股收益像个泥团，想怎样捏就怎样捏。《中华工商时报》刊登文章斥曰：我一向以为每股收益是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看来压根儿就不该这么一概而论。每股收益还另有妙用，比如它反映的可能主要是上市公司老总的心情或别人的什么不好明言的想法。有一家上市公司，1997年的业绩是5毛多，1998年一下子成了5分，而1999年中期又很不错。这其间股价的涨跌幅度颇为动人，先知先觉的大户们当然高兴，只苦了中小股民， 被捏来捏去。 上市公司配完股圈了钱就退，股民奈何？只好走也。
1999大盘点第20节 20元钞票出世
1999大盘点第21节 提高生活保障线
1999年 提高生活保障线 扩大内需已喊了年余，却总是扩而不大。9月，中央高层集中发力，宣布从7月1日起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这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待遇。 那位离休老太太的192元就是这么来的。按规定，正省部级离休干部的离休金每月增加273元。这钱说多不多，如果这位老干部住在北京一个乙级小区里，住一个200平方米的单元房，光物业费就是850块钱，加上水、电、气、暖、存车，把离休费全数掏出来都不够。 这钱说少也不少。这些好事做下来，仅今年下半年全国就需增加经费支出540亿元左右，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 哪儿来的钱？在涨工资的同时，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向银行增发600亿元长期国债，其中很大部分要用于此。 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征收利息税。据经济学家谢百三计算，国家一年可征得60000亿×2．25％×20％＝273．6亿元。虽然宣布这些钱要用于补助贫困阶层，但显然远远不够。 与其说国家每年征273亿利息税是个重大举措，莫如说国家改变了举措方向更为引人注目，过去发国债，主要用于生产和公共事业建设，以建设带消费；过去银行降息，存贷利息一起降，银行该赚多少还赚多少。如今实行了利息税，将来还会有遗产税、赠与税、契税等等，显然国家已从间接转为直接，以强制手段调控百姓的腰包，以刺激消费或压制膨胀。 以刺激消费计，国家将20％的富有阶层及80％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利息收入平均砍掉一块，然后集中起来帮助5％的贫困阶层。 对此，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不以为然，他举例说，一个三口之家年工资收入3万元，家里有20万元存款，当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0．98％时，利息收入为2．196万元，总收入为5．196万元。而今20万元年利息收入只有0．45万元，总收入也只有3．45万元，减少了33．6％，这一家子还敢像过去那般花钱吗？内需还能扩大吗？ 实际上，内需扩而不大的原因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道理，盖因为大家惦记着失业、医疗、房子等等。越猜不透将来，就越害怕，就越捂紧钱袋子。 有一个故事讲美国人聪明。一个美国人大学毕业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到死了那一天说：我总算还清了银行贷款；相对应，一个中国人月月把工资存进银行，到死的那一天也说：我终于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美国人确实聪明，因为他生在美国，环境决定了意识。 国庆前，南京发现了一些1949年开国时的档案，除少部分请柬是铅印的外，大部分文件都是手写的。有人评价道，从中可见当时共产党的艰苦朴素。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国庆的文件都用手写，人们又会问了：这得多大成本？ 到底是先人聪明还是今人明白？
1999大盘点第22节 办教育摩拳擦掌
1999年 办教育摩拳擦掌 1999年新学年，国家突然决定扩大招生。这样一可延缓就业压力，二可给民间资金以出路。一时群情振奋，摩拳擦掌。 与乡镇企业一样，民办学校首先碰到的是产权问题。据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办教育上已积累了上千亿的资产和几千万平方米的校舍，而这些巨额资产的产权却是一件说不得、不能说的敏感话题，这些无主的资产被巧取豪夺或蚕食鲸吞的案例屡屡见诸传媒。 天晓得那许多个人和机构为什么肯花大钱往教育里投，因为按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盈利为目的开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37条规定：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 民办教育最大的软肋是国家不承认学历。据统计，到1998年初，中国有各级各类民办（私立）学校（院、园）6万余所。其中普通中小学3000多所，职业中专和中等专业学校1400多所，高等学校1270多所，其中国家承认学历的高校只有22所。 不论是办教育还是造电冰箱，过去都是政府投资的，都是计划体制里的一个螺丝钉。但事情变了，冰箱百家争鸣，政府更在电信、民航、保险、外贸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里主动引进竞争，甚至连造枪造炮的军工企业都比过去灵活多了——在这种情形下，教育显得不那么积极，显得有点像落后分子。 教育确实也关系国计民生，但很难说其关系程度要超过电信、民航、保险、外贸、军工。而事实上，这许多社会资金杀入教育，至今没让人感到国计民生受到重大毁坏。但教育依然落后着，比如“国家承认”文凭！ 这话说起来挺没味儿。比如造电冰箱，你有资金有场地有技术，开练不就行了嘛，产品出来了是好是孬自有市场检验，要什么文凭？ 确实有人喜欢闹文凭，国家不出面就自己闹，各种行业评比、各种排行榜满天飞，末了还是国家出面喝止。
1999大盘点第23节 街道干部坐奔驰
1999年 街道干部坐奔驰 教育下海是早晚的事，国家工作人员都正在脱离商海，不论是军警司法人员，还是城市街道办事处干部。 中央有规定，部长级干部只能坐奥迪2．2，有胆大的坐奥迪2．6，也就到头了。但有小干部，小到几乎没有级别，都能坐奔驰，风光大了去了。比如街道办事处主任。 这主任大人是什么级别？按照1956年人大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街道只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严格说，街道办事处还不是一级组织。 别看街道的名份说不太清楚，但这个派出机构说大就大了去了。比如北京是省级，西城区是地级，二龙路街道就是县级。这个县级管着好几十万人，还净是大官大款大腕，比个县长牛多了。 人家街道牛得有道理。比如前年北京市朝阳区21个街道办事处的经济来源中，财政拨款和税收返还共2556万元，而这些街道光用于城市管理的费用则是4500万元，加上那许多的工资奖金各项开支，街道不就是自己养道嘛。拿人家的嘴短，拿自己的贼胆，要不怎么敢坐奔驰呢。 钱是哪儿来的？最早街道是不搞企业、不图赚钱的。大概是1958年开始，随军家属多了起来，总得拥军拥民安置一下吧，于是开始搞加工厂之类，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天津市马场街道，号称中国街道之星，1995年利润4506万元。这里不仅有自己的企业集团，还在5个省市成立了自己的企业集团，还把企业开到境外国外。北京也有明星，比如雅宝路市场，不长的一条街一年就能收入近700万元，比个偏远县的收入还高。 街道油水多多。1999年7月29日，有22名群众签名举报安徽省肥东县龙岗镇新站居委会书记夏某在商品房开发、土地使用和财务管理等方面暗箱操作一手遮天的问题。 这居委会，乃街道办事处这个派出机构下面的机构，想必更不宜算作政府了，但看看夏书记的大手笔，可比许多县政府潇洒多了： 从1993年初至1998年7月，吃喝招待费用共422103．24元，每月近7000元，其中相当部分开支没有发票或收据，千元以上的大额白条夏书记一人说了就算。 从1997年7月开始，新站居委会开始大规模开发商品房，夏书记打着“经镇领导同意个人负责”的招牌，实际上拆迁、施工、出售均由其一人操办，尽管每一项往来的单据上都盖着公章，但账却入了夏书记一人控制的新站居委会工贸公司的户头上，一些本应属于国家资产的款项，多数以白条方式发出了。 这新站居委会应该说是一个特例。但分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这样的组织结构，出个把夏书记一类的人物实在是必然的。要说中国政企不分，最典型的应是在街道，一些干部既是国家公务员，从国家财政里拿工资，又明里暗里干着企业法人；街道办事处既是代表政府进行管理的机构，自己又经营着许多工厂、酒楼、市场。 正因为级别小到无，所以可以出现新站居委会工贸公司，而国务院不敢出国务院工贸公司，北京市也不敢办北京市政策全能公司。 但一方面小到不能再小，另一方面就可以大到无边。街道没有人大政府，但街道把这些一肩挑了，立法司法执法全包办了。比如罚款，街道办事处对其辖内违章的机关、团体、摊位真是一言九鼎，办事处说的就是法。而且，这些罚款的大部分不是上交国家，而是同街道财政收入及个人收入挂钩，很有点小国之君的风采。 正因为权力太大，所以有的办事处一手抓综合治理，一手又放任制造脏乱差；一方面管理外来人口，一方面又给外来人口制造违法机会；一会儿搞绿化种草坪，一会儿又毁树踏草，许多违章建筑和扰民的马路市场正是街道办事处办的。 有那明眼人早看到街道名不正言不顺的软肋。还是北京雅宝路市场，一摊贩违反了街道规定，管理人员把摊贩的执照拿走，并想带人到办事处解决问题。摊贩不干了，说办事处又不是一级政府，哪儿来的工商权力？把街道告了，结果街道败了官司，只好赔偿人家。
1999大盘点第24节 电信降价遭质疑
1999年 电信降价遭质疑 有些话大家是把它当好话来说的。比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比如置之死地而后生。但细想，这话不一定是好话——逼到山穷水尽才想到后生，你早干啥去啦！ 所以，王安一直认为邮电部门的首长是英明的，是前瞻的，在还没有置之死地时就痛下决心让出利益，于是有了3月1日的大降价。 有人说这是竞争的结果。谁能与之争锋？确实出个联通，但苦斗4年不仅没有打破中国电信的垄断，在移动电话的份额反而从四分之一变成十六分之一。是传媒呼吁的结果？传媒的如此神力从来都是令人起疑的，偶有神力一定是因为其后有大首长说了话。邮电降价实在是因为邮电首长的理性和良知。 不幸的是，许多人不像王安这般轻信。广州的同志喊道：电信又骗了我们一次！ 虽然邮政电信的费用五花八门，但还是有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综其所言，邮政资费涨了，市话费高了，上网花钱多了，仅占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