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1910年更增至3239家。 ⊙官员抢先下海办厂 既然对外国资本开放了大门，对内的限制就说不过去了，自己玩自己了。但中国的产业资本不可能完全来自洋买办或新式商人在流通领域所积累的资本，有眼光的官僚和士绅是中国产业资本的重要来源。 比如1890～1910年上海有9家民族资本的棉纺厂，其22个主要投资者中，有14人是官僚士绅，5人是买办，2人是商人，工厂主只1人。其他地方也是相似情形，有名的如张謇创办的大生，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杨宗濂和杨宗瀚创办的业勤，陆润庠创办的苏纶，孙家鼐创办的广益——这些人都是官僚出身，随时都能进京上部转转。 虽然许多华商不愿意受当局控制，但也想得到当局的照顾。比如广东宏远堂造纸厂主“每年情愿报效银一千元，并照完税厘”，这样当局就给予“十年之内不准别人另购机器制造”的特权。 不能完全说是内外形势所迫，也不能说纯是当政者远见卓识，但进入20世纪后，清政府不再主张官督商办了，“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一切仿照西例”，连李鸿章的亲儿子轮船招商局也在1909年改为商办。 对这些国有企业，黄仁宇先生评价道：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是商业组织，可是他们没有相对应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他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心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的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但官府还是有势力的。在中国，官府从来没软过。1895～1911年新设的56家煤矿中，官办18家，官督商办2家，官商合办3家，创办总资本约806万元。相对应，商办35家，总资本1066．4万元。 1895～1911年设立的49家金属采掘和冶炼企业中，官办21家，官督商办1家，官商合办6家，创办总资本约488．2万元，商办20家，资本591．5万元。另有中外合办1家，只此一家资本就达200万元。 这个时候，当局已允许外商在股权不超过一半的条件下开矿，此间有3家中外合办煤矿开业。 ⊙老板过了段好日子 清政府从冲锋陷阵直接扶持转到幕后，到了北洋政府各派军阀走马灯似地变换大王旗，谁也不能实际控制整个中国了，就更顾不上关心国有企业了。那阵子是民间老板们的好日子。 本世纪的头二三十年里，在华商纱厂、面粉业、火柴厂、造纸业、机器制造业等诸多行业里都有资本集中趋势，那是一个生产大款批发首席执行官的年代，仅航运业就有虞洽卿1909年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张本政和张本才兄弟1910年建立的政记轮船公司，卢作孚1926年建立的民生轮船公司，朱葆三更早在1906年搞起了越东轮船公司。 其时李鸿章已不在了，就是李老先生在，他也无力阻止这些新生的轮船公司来抢他的轮船招商局的饭碗了。 此外有名的企业和企业家有：张謇的大生纱厂，周学熙的华新纱厂，荣宗敬和荣德生的申新纱厂，郭乐和郭顺的永安纱厂，孙多森的阜丰面粉厂，荣宗敬和荣德生的茂新、福新面粉厂，薛南溟的锦记丝织厂，莫觞清和蔡声白的美亚织绸厂，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简照南和简玉阶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夏瑞芳和鲍咸昌的商务印书馆，范旭东的久大、永利公司，吴蕴初的天厨味精厂，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等名企。 著名品牌有：荣氏企业的“兵船”牌面粉与阜丰的“老车牌”面粉，大中国火柴公司的“鸿生”火柴，天厨味精厂的“味精”，方液仙中华社的“观音粉”、“味生”，余芝聊创办的大中华橡胶厂的“双钱”牌胶鞋，锦记丝织厂的“金双鹿”丝织品，范旭东的永利制碱公司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 这次资本集中浪潮，透着中国要从手工作坊向资本主义现代企业过渡。这事儿放现在叫资本重组。 且慢，相反的故事总是偶尔或必然要发生的。比如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来了，比他的前辈可黑多了。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1909年私营后，袁世凯就想着揽到怀里，但没抢成，蒋介石却囊中取物般于1932年随手收归国营了。 话说国民党政府总不知体恤子民，不知休养生息培育经济。传统理论讲国民党与资本家穿的是一条裤子，他们之间的争斗是狗咬狗。但经济学家杜恂诚认为，国民党政府不是中国可怜的资产阶级自己养出来的政府，而是军阀凭军事实力上台的。比如在上海，蒋介石最喜欢的人是青帮老大杜月笙。 最后打掉老板们好日子的也是日本人。1931年圈走了东三省，1937年跨过了芦沟桥，华商的财路断了，首当其冲的是棉纺业。日本人经过了《啊，野麦岭》的痛苦，这回要甩给中国人了。 ⊙毛泽东不喜欢中苏合资公司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人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了全套的横向纵向组织体系，将整个中国经济空前地纳入计划控制中。 温铁军先生叙述道：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终于以最短的时间跨越了原始积累阶段，形成了国家独立所必须的工业经济基础。 今人一提起来就是156项前苏联援建项目。这些项目大都在离开沿海省份的城市，如武汉、包头、长春和成都，包括7个钢铁厂、24座发电站和63个机器制造厂。 10年中约有1万名前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2．8万名中国人前往前苏联受训。 这期间中苏合建了一批公司，如大连造船公司、几家在新疆提炼石油的公司、一条航空线。毛泽东认为这种合资公司是一种剥削手段，外国（虽然是前苏联老大哥）在中国国内享有特权的做法时时刺激着共产党人。1955年这些合资公司正式解散了。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把合资公司当做攻击斯大林的一个口实，但在钱上一点也不对中国人客气，前苏联人坚决要收回4亿美元的投资。中国人在10年内还清了这笔钱。 1978年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鼓起最后一勇，华国锋提出要建10个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10来个大庆。但很快中国就被务实派掌握了。 接下来引人注目的是国家权力的弱化。先是放权让利，放地方让企业。比如企业领导权，先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后来是厂长负责制，末了是党政一肩挑，只要会抓老鼠怎么着都行。 承包之后是股份制，混合经济也不再要求国有股份占50％以上，国有企业更是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用“异军突起”来形容乡镇企业是贴切的。既不是官督更不是官办，虾走虾道蟹爬蟹路各争其勇各显其能，1993年乡镇企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十余年间便占据中国工业半壁江山。值得细想的是，虽技术上有所差异，但组织结构与宋朝的手工作坊没有多大差异的乡企，何以发威力敌30年经营的国企大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895年的中国，与1999年的中国有某些相似之处——百年前有官督商办改为商办，百年后有国营改国有民营，国企有所为有所不为；《马关条约》和ＷＴＯ都是将国门打开，为此政府对自家企业的调控也势必减弱——尽管1999年民航总局还在罚处私下机票打折的航空公司，国家计委还在发禁令不许电讯公司自定手机入网费。 百年间，中国这条大船打了个圈子？ 历史背景 【管窥】英国人赫德创立了大清邮政 说起赫德，人们都知道他在1863年成了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一个洋人却主掌中国海关大权？这又不是主掌男足——但少有人知他还掌握了中国邮政大权。 1858年英法联军攻破大沽口，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清政府负有保护英国公使及其随员所派的邮差在中国境内自由来往的责任。清政府嫌麻烦，既然海关都能给洋人，1866年邮政也顺便给了。 邮政涉及国家主权，清政府倒很开通，称其为“客邮”。 英国人拿了邮政大权，法国人不干了。赫德倒聪明，1901年在自己兼任的总邮政司下面添了个邮政总办，叫法国人帛黎充任。1909年赫德因病回国后，帛黎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1911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决定将海关兼办的大清邮政改隶属为邮传部。虽然邮传部派员担任了邮政总局局长，但实权仍在帛黎之类的洋人手里。 移交邮传部时，大清邮政不仅没给清政府赚来一文钱，相反却在45年间赔了184万余两白银，都是海关垫的，要由清政府逐年计息归还。 丢了权还赔钱。 90年后的2000年邮政好像还在赔钱，所以老嚷着要提价。 【钩沉】汉冶萍公司发明债转股 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采矿和冶炼综合企业，1908年2月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但其后受战争影响，亏损严重。公司董事会便呈请北洋政府将企业收归国有，政府亦有此意——与其让日本人以债权人虎视眈眈，莫如自己有所作为。 但钱呢？汉冶萍公司董事王子展向股东大会提出通融维持办法：欠交通部、财政部、江西、湖北款项，均转作股份，由他们做股东，有选举董事之权。 但总得有一笔现钱解困。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张謇提议扩股：1914年汉冶萍公司欠款4500万元，而股本仅1582万元，拟把股本增至3000万元，以新收股款还债。新增股本1416万元由政府出资，除去公司所欠政府债务外，政府实出1000万元。 1000万元就收了一个国有企业，北洋政府当然喜欢四两拨千斤，但就没这四两，只好不了了之。 今天大家也在忙着债转股，还有债务管理公司。
回首已经千年第152节 经商 奸商成了香饽饽
经商 奸商成了香饽饽 一不拿锤二不握镰，打几个电话泡几桌饭局就赚大钱——在无商不富深入人心的今天，很难想像过去的人们是如何地瞧不起商人，如何地压抑商人。 瞧瞧传下来的词儿吧。夸拿锤的叫巧匠，褒握镰的叫神农，喜欢识字的称先生，尊敬念经的称高僧。商人呢，脱口而出的是奸商，说好听点的是儒商，还给人肉肉的感觉。 商人打娘肚子里出来就赤裸裸地奔向钱，怪不得大家都不喜欢，海瑞也不喜欢。 ⊙海瑞讨厌高消费 海瑞在明朝做过大官，1587年去世时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确实经常给他的上司甚或皇上提意见，海瑞也确实被罢过官。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批判《海瑞罢官》，今天人们都认为他是个正面人物。 在政治上海瑞是合格的，生活上又极为廉洁。他要求公文一律用廉价的纸，过去公文习惯在文后留下空白，他命令废止。甚至如果下属没有交上一张抄写工整的公文，就得不到另一张空白的公文纸。 把节俭习性用在工作上尚可商量，用在管理经济上就成问题了。比如他下令民间不准制造奢侈品，诸如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因为这等腐败与他的隆礼相爱、重农纯真的理想相斥。不知这些腐败之物当时是否受百姓欢迎，如是，岂不拒绝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海瑞是以正直和护法的形象传世的，但他的正和洁是他主观臆定的，是他自己解释的。比如遇到疑案（古时官员是要升堂审案的），他“与其屈兄，宁屈其弟”——这叫什么逻辑！ 明朝的金融和商业活动一塌糊涂，比之前朝萎缩许多，盖因开国皇帝朱元璋崇农排他。这当然不是海瑞所能左右的，但海瑞的做法比这还吓人——据说，在海瑞的辖地，佃农不敢向地主交租，借钱的不敢向债主还钱，这些现实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和商业规则，在海瑞眼里算不了什么。 尽管海瑞们不喜欢商人，但他们还是在海瑞们的眼皮子底下茁壮成长起来，最有名的是徽商。 ⊙徽商奉上200万两寿礼 徽商起于明代中期，也就是海瑞前后脚，盛于清。在徽商中，盐商和典当商势力最大，其次有布帛商、粮商、木材商、海商、茶叶商、药材商、瓷器商，等。 早期徽商多为独资或同姓合股，基本上是举族经商，家长就是头儿。后来有了重大突破：合股。势力大增。 合股又叫合伙、合资、合本、合均。许多词现在还在用着。 据对侨居扬州盐商的估计，1600年盐商的利润在30％左右。赚这许多钱干什么？很多都无私奉献给当局了，被动给当局的叫课税，主动的叫捐输。用钱的地方可多了，打仗要用钱，重点工程修路修河要用钱，赈灾要表示表示，1731年乾隆皇帝80大寿，富商洪箴远和程俭德一下子奉上200万两银子——据说招人骂的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也不过如此。 历代基本上都是抑商的。徽商之所以能成事，盖因官商不分，官商一家，所以该孝敬就得孝敬。也正因为徽商有官儿护着旱涝保收，所以赚了钱大都不肯向产业投资追求进步，到了衰了。 淘汰徽商的是洋买办。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资本的出现，是先商业后产业，因为老外就是这么排着队来的。 ⊙洪秀全见商就灭 1842年《南京条约》后五口通商，洋商大踏步地进来了。官府当然不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伟业，但败军之将只有低头。有一个人是反官府的，却和官府一样也不容洋商。此人就是洪秀全。 1860年10月，有个上海商人容闳到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其时正在上海宝顺洋行做经营丝茶生意的买办。容向太平天国政权提出组织现代军队、创立银行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和学校等7项建议。洪秀全怎么想的呢？ 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牧师1862年写了封信评论洪秀全：“他反对商业，自从我到这里以来，已下令处决他手下十几个人，理由就是在这个城市经商，而且他一口拒绝外国人在这里建立合法商业的一切努力，无论在城里还是在城外，一经发现立即驱逐。” 但不管是清政府的不高兴还是洪秀全的愤怒，商业以及买办却迅疾成长。 1854年只有250个买办，1870年增至700人，到1900年则达2000人。买办之吸引人的理由之一是：给洋人干事，则官府不敢揩油。 有趣的是，中国人要么不干，一干就来绝的，中国买办的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中国的通商口岸，而且疯跑于东亚。一位从事远东贸易的美国商人托马斯·诺克斯（Ｔｈｏｍａｓ Ｋｎｏｘ）在1878年写道：“中国买办在日本、印度支那、曼谷、仰光、马六甲、新加坡、爪哇和马尼拉都很活跃，甚至印度也能感觉到中国买办的影响。” 在买办的召示和挤压下，在军阀政府的掠夺中，华商艰难地生长。 ⊙十亿人民九亿商 及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疾风般国有化。显然这不是现代商业，商品和价格都被精确操纵着，调拨单和票证控制了一切，商业单位的活动都像钟表般严谨和死板，商业中最富有创造性、最惊心动魄的因素都被抑制了。最大的灵活性是卖肉师傅，在亲朋拿着肉票来买肉时，可以稍稍多给点肥的。 当1978年放开手脚时，告诉你可以撒欢了，商家却不会跑了。菜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