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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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前台湾水田平均地租率为48．63％，减租后减少了11．13％。每一公顷水田，一年两熟收稻谷6000公斤，减租前须交地租2917．8公斤，减租后则只交2250公斤，少交667．8公斤。 减租使台湾296043户农户受益，占全部农户的44．5％。减租后土地价格下降，为进一步土改创造了条件。这是第一步棋。 第二步棋是把公有土地租给农户，之后更把土地卖给农户。地价按照耕地主要作物全年收成价值的2．5倍计算，为免受货币贬值影响，地价以实物计算，全部地价由农户10年内偿付，不负担利息。 公有土地地租远低于私有土地地租的37．5％，只有25％。农户只要连续交完10年地租，即取得耕地所有权。 公有土地的转移从1951年开始，到1961年完毕，165443户农民获得了96004公顷土地，每户获0．6公顷。 第三步棋就是对地主动手术了。与共产党没收土地不同，国民党采用赎买。1953年1月20日台湾《耕者有其田法》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每甲合0．97公顷），或旱田6甲，超过的土地一律转给现耕地农户，当局补偿地主被征收土地的地价，地价为征收耕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以实物土地债券7成、公营事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原属公营的台湾水泥公司、纸浆和造纸公司、工矿公司、农林发展公司等。农户在10年内付足地价。 这次手术，地主被征收的户数为166049户，占地主总户数的60％。得到土地的农户有194823户，占承租私有耕地农户的65％。台湾当局为征收而支出的全部企业股票总面值约合新台币65000万元。 土改之后，大量农民有了土地。1949年台湾总农户中，自耕农占36％，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39％。到1960年情况大变，自耕农占64％，半自耕农占21％，佃农则下降为15％。 耕人家的地和耕自己的地感觉就是不一样。自此，台湾农村政治结构大变。50年代后期，台湾乡镇代表中只有23％是地主，而69％是自耕农（其中更有40％是新自耕农），7％是工商业者。 地主干什么去了？据调查，地主所得的地价款约22％用于消费，42％用于投资，其余的持有土地债券。大量富农转变成了商人，大地主获得了大企业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了持有股票的资本家。大陆改革开放后，南方深圳一带农村有被征地的农民，征地款有的没有分掉，而是买了股票。这既支持了当时刚刚起步的证券市场，也使这些农人一夜巨富。 【人物】农民杨伟名号召撤离延安 每看《当前形势怀感》，哪怕只看到题目，都有一股颤栗感。写此文的人叫杨伟名，陕西户县城关镇农民，任七一大队会计。 1957年杨伟名第二次成了中共党员，几乎与此同时娶了河南女人刘淑贞。据说刘小事上有时糊涂，大事上却从不糊涂。她反对杨伟名写文章：农民么，种好地就行了，惹事生非干啥？ 杨伟名写的文章让今人汗颜。1961年杨写了《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单看题目，这些都是国家正部级以上干部才有发言权的。所以说刘淑贞大事上明白——咱丈夫，一个农民！ 让杨伟名走向尽头的是《当前形势怀感》。这回题目比较谦虚，毛泽东在1947年7月写过《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篇文章有另一个名字《一叶知秋》，同样令人颤栗。文长近万字，12小节。 在文中，杨伟名议论农村形势：“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社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 有哪一位部长会这样问：“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 杨伟名进言：“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放开，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如果杨伟名真是一位部长，坐在毛泽东边上，他是否还会有如此判断力？是否还有把判断力说出来的勇气？ 正是由于没有坐在毛泽东边上，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中发现了鸡蛋问题—— 据说毛泽东主席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订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两件小事谈起。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18斤，所辖生产队9个，每队平均2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1）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9斤。（2）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3）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4）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5）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6）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里找补价款。（7）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1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8）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9）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用作账务处理。（10）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以上收购18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烦琐的了！而目前这种烦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碱煮青颜料6包计6市斤。全大队286户，每户平均2分多些，如何分配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又无法合理）。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蛋的一位同志说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购？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仅此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两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写完此文，1962年5月10日在大队办公室，杨伟名把文章读给支委们听，支部书记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根离也在文后签了名。 毛泽东怒了。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任何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杨伟名的苦日子渐渐来了。但还是有人敬仰杨的伟名。 刘景华是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比杨伟名几乎小20岁，他在前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专案调查团看到了《当前形势怀感》。1967年10月刘景华来到杨家，一老一少谈到天亮。 刘景华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他家里搜出了与杨伟名的通信。有人断言：“大鱼露头了！”1968年5月，户县城里开始揭批一个农民加一个学生组成的反党集团，《当前形势怀感》作为黑材料再次广为人知。杨伟名被连续几天批斗。杨还听说刘景华被判死刑。 5月5日晚雨下个不停，杨伟名晚饭只吃了一碗。下半夜，杨伟名的儿子听到母亲刘淑贞拉风箱的声音，刘说：“你爸要洗脚，我烧点水。”又过了会儿，父母屋里传出了呻吟声。儿子和两个女儿破门而入，一股浓烈的农药味。 杨伟名、刘淑贞双双洗净身体，换上干净衣服，在风雨之夜服毒自杀。一个大事上从不糊涂的女人，跟着丈夫走了。 第二天送葬时，有这样的大标语：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雨仍在下。 【透视】18人的工作组管不住20户农民 一张皱巴巴的纸，签着18个人的名字。如今这张纸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起来了，说是这18个人在1979年前后冒死把地分了，这纸是个契约，谁被逮了，其余的人养他的家小。 这18个人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 凤阳人一定天生就喜欢自己单干，就像安徽无为人喜欢外出当保姆一样。 1957年正是全国大踏步地走进人民公社的年月，而凤阳却发生退社风潮。 鲁山社是1956年1月办起来的，全社375户1708人，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一点。当年秋收后便有人吵着要退社，秋种也搞不下去了。次年2月，连续发生退社风潮，哄闹乡社干部和工作组。 社员要求退社的原因是：办高级社时干部强迫入社；领导乱指挥造成生产混乱，全年少收粮食40万斤；耕牛死亡严重，缺草料；干部自私不劳动却生活好，作风不民主；单干户生产好生活好，还有多余的草料卖给社里，借钱给社员。 小岗村也闹了起来。队长在辩论中说了一句“现在小岗全队打的粮还不如我家以前一年打的多”，正巧城里反右的风刮到乡下，就把队长捆到乡里开斗争会。对那些想退社的社员也一一开了斗争会，把退社风潮压了下去。 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却一落千丈。秋季水稻几乎没有收成，粮食生产由1956年的16．5万斤降到10万斤，第一次吃了国家返销粮，有人外出讨饭。 人民公社后社员干活儿记工分，一个劳动日挣满分也才值一两毛钱，一年也只能分个一二百斤粮。所以许多农民宁肯每天给生产队交1元钱，也要外出做木匠做瓦匠，甚至讨饭。当时有一顺口溜：“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 上头并不是不想管，《皖东通讯》曾通报过小岗村，并把农民的小农行为抬举成搞资本主义的典型，一个20户的小村，曾被派去过18人的工作组，先后换了15个队长。 但就这么折腾，农民觉悟也没提高，乍暖还寒的1978年，小岗村又闹将起来。 万里一定也觉得天还冷，所以从下面先干起来再说，万时任安徽省委书记。1979年1月5日，万里对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 1980年9月14日，中南海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危险的是人民公社。1980年4月，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到最后一个摘掉牌子，几乎又过了近20年。 当然，没有人民公社这个牌子也能搞集体经济，比如叫农工商总公司。
回首已经千年第151节 做工 实业之舟老在水里打转
做工 实业之舟老在水里打转 千年前哪国造船产业最发达？是中国人。宋朝造的“万石船”可载漕粮数百吨。南方还有一种车船，人力踩动踏板，带动翼轮激水行驶。当时冶矿业也很发达，金银铜铅锡铁煤。多数冶铁炉以石炭作燃料，鼓风设备已由皮囊改为木风箱。 军工受到重视，每年能制造铁甲3万余具，弓弩千余万具。火炮用于攻城，其中还有能致敌中毒的毒药烟球。此外，纺织业、制瓷业、制盐业、造纸业、印刷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等都已颇具规模。 但这些家庭手工业或工业作坊没能发育成现代工业，中国这条大船老找不到航线。 虽然宋朝工业很朴素很幼稚，但一开始就不是纯净的自由经济，比如官府就喜欢到处插一杠子，比如官府就禁止民间开矿。 清朝雍正皇帝也不喜欢谁都去开矿。1724年9月，他说：百姓生养的根本在于务农，如果大家都舍本求末，争夺眼前的利益，不肯下力气务农，实在不是正道。而且矿砂是自然物质，不是可以种出来的，怎么能取之不竭呢？至于税收，我富有四海，用得着这个吗？为可怜那些无业者，让他们在深山里开一点矿寻口吃的也就罢了，何必招商开厂，让大家蜂拥而去，岂不坏了安定团结！ 直到1740年前后矿禁才开了。历史学家高王凌认为，此政主要是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 1983年前后，中国的煤矿也对乡镇企业开放了，当时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此政着眼点一是解决煤炭紧张，二是给农民兄弟开一条致富之路。 话说回去。真正让雍正们把工业把矿业当个正经事来办的是洋人。 ⊙李鸿章单打独斗国企梦 1840年洋人坐着大船打进来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以极大刺激，官府出头办实业了，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了一些轮船运输、棉纺织业、矿业，等等。 官府一定自我感觉很高尚，比如李鸿章：“原期收回中国利权，徐图自强之计。”上层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保护国有企业。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要求10年内只准国人入股，不能另外再办什么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搞开平煤矿，清政府给予“距唐山10里之内不准他人开采”的特权。李鸿章又闹了个轮船招商局，又规定50年内只准入股不设分号。 李鸿章一定是很崇尚计划经济的，但他的想法与传统经济不对路子，他的轮船招商局虽然没有官资出来竞争，但一条条不起眼的沙船却对李先生不客气。 沙船业曾经是上海最大和最有势力的一个行业，漕运是它的主要营生。西式夹板帆船被蒸汽动力轮船赶走了，李鸿章的招商局也要对沙船动手。但不管谁做官都希望天下太平。虽然招商局是清政府的亲儿子，但也要给老儿子沙船一口饭吃，要在新式企业和传统经济之间找一个平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江浙两省每年北运的漕米有数百万斤，而直到1876年，招商局在这数百万中只分到二三十万石的业务，其余大部分仍由沙船揽去。总不忍心看着那许多沙船职工下岗吧。 令招商局头痛的不仅仅是沙船，更多的是洋人——洋人更不想和李先生团结一致。 比如英国人不听招呼，1876年在上海建成吴淞铁路。中国人照会说侵犯了中国主权，人家不理，没辙，中国人花钱把这铁路买了来，然后就不知该把这邪魔之物怎么办了。末了拆了运到台湾，在海边没保存好全让海水泡烂了。 窃以为，如果那会儿留住了，将来建台湾海峡大桥，没准还能用得上。 虽然建铁路可以不理睬中国人的吓唬，拆了铁路也不会赔钱，但洋人还是不高兴。终于，1894年又和日本人打了一仗，被迫签了《马关条约》，自此洋人可以到中国开厂了。用规范的语言就是：从1840年《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的商品准入，到1895年《马关条约》中国又开放了资本准入。 1894年中国各口岸的外国商行数为552家，从1895年大为增加，1990年达1006家，1910年更增至3239家。 ⊙官员抢先下海办厂 既然对外国资本开放了大门，对内的限制就说不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