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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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哉日本！
伟哉日本！
这喊叫将当年许多日本人“天下无敌”的狂妄心态暴露了出来。
第四，“大东亚史”极力为“满洲独立”和日本占领满洲寻找历史依据。
中国东北地区（旧时称满洲，日本当时又称“满蒙”）一直使日本帝国主义垂涎欲滴，将满洲据为己有，多年来令许多日本人朝思暮想。日本的历史学家、“大东亚史”专家们更不例外。例如，“支那史”研究的著名人物白鸟库吉就十分热衷于满洲的研究，早在日俄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向当时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后藤新平提出建议，希望有组织地对满洲的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他本人也直接参与其中。他在1912年发表的《满洲问题和支那的将来》（载岩波书店《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一文中说：“满洲这块地方与日本的命运交关，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朝鲜。我国在朝鲜的势力能不能保持，取决于我国在满洲的策划是否得当。说得远一点，东洋的和平能否维持，是由满洲问题来决定的。对于这样有着重大干系的满洲，我国人民知之甚少，这是很令人忧虑的。”因此他认为：“研究满洲的过去和现在，而后才能定夺〔日本的〕百年大计。”他指出，“现在的满洲是处于一种奇妙状态的地域，其主权当然在支那，然而支那并没有在那里充分地行使权力。北边有俄罗斯在建铁路，南边有日本在建铁路，假如日俄不拥有这些特别的利权的话，那么这个地域就会沦为马贼的巢窟。而支那、日本和俄国之间，在满洲有一种奇妙的关系，即三国在该地域的势力成为冲突点，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白鸟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研究满洲问题，就是为日本在满洲的扩张服务的。他接着从秦汉时代说起，一直说到清代，意思是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控制过满洲，满洲是一块“间空地”，日本应该积极介入。出于对满洲的觊觎之心，在白鸟库吉这样的著名学者的提倡和带动下，关于“满洲”——或称“满蒙”的研究——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成为日本史学界及汉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这方面的书籍文章大量涌现，以至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又颇成规模的所谓“满洲学”。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支那史学”“东洋史学”成为侵华史学（4）
为了给日本侵占满洲制造理论根据，史学家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证明满洲原本就不属于中国，例如，早在明治维新之前，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就把“满洲”与“支那”并提，提出了日本要“拉满洲、压支那”的国策。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公然提出把朝鲜、满洲及台湾作为日本的“生命线”。特别是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展开，关于满洲的研究也迅速展开。许多研究者纷纷到满洲考察、调查和研究，在日本史学领域中逐渐形成了“满洲学”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并且在日本政府侵华的国策激励下很快成为一个热门的学科。现在看来，那些研究中也有一些是学术性质较浓的，但更多的是为日本长期占领满洲服务的。为此，他们在研究中预先设定了一些基本观念，首先是把“满洲”与“支那”分割开来，把它们说成是两个民族国家，如内藤湖南在他的《清朝衰亡论》（1911）、《清朝史通论》（1915）等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认为满洲对“支那”而言是外国，“满人”对“支那人”而言是外国人，在内藤史学中，所谓“支那”只是汉民族的“支那”，支那不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满洲及蒙古、西藏一样是独立的民族国家。后来的日本史学家，大都承袭了内藤湖南的这一看法，并试图在历史研究中做进一步的论证。在这样的“研究”中，“满洲学”俨然与“支那学”并列起来，“满洲史”就成为“大东亚史”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并最终汇到了日本史学家们构造的所谓“大东亚史学”的框架之中。在30至40年代的宣扬“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亚史”书籍中，普遍将“日、满、华”这所谓的“三国”并提，作为“共荣圈”的三个基本成员。
“大东亚史”研究者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为日本侵略和侵占满洲辩解。例如，“九·一八”事变不久，川武治在一本题为《满洲事变的世界史意义》（东京：自立社1936年）的书中，就试图从“世界史”的角度，阐述“满洲事变”的所谓“世界史意义”。他认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一次反击，日俄战争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二次反击，日德战争和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三次反击，而“满洲事变”——即日本占领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欧美的第四次反击。似这样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对欧美的“反击”，把日本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和蹂躏说成是帮助中国驱除欧美的入侵，正是日本“大东亚史”论者和所有侵华论客惯用的伎俩。川武治声称，“‘满洲事变’是将欧美侵略主义诱引到东亚的支那政治家的愚昧引发的”，他写道：
愚昧而不觉醒的支那政治家为了私欲，在日俄战争后，仍然把白人的侵略诱引过来，而不是从他们的威胁中摆脱出来。……我日本，继承了在日俄战争中明治大帝的果敢断行的金刚之信，决意采取所谓焦土外交，以世界为敌也在所不辞之大觉悟，以经济封锁与武力制裁也敢于面对的威武不屈的气魄，退出国际联盟，顽强死守圣地满洲。
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就在于此。而就满洲事变应该考察的大事实，就是日本的武力断行、日本的退出国际联盟，和满洲建国这三条。这三条事实，分别而又相互关联地显现了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
而这一切，总的来看，都意味着白人在世界上的支配权的衰落，意味着有色人种的勃兴和上进，意味着白人文明权威的失坠，意味着真正的人类主义文明的强化。因而，它也使得日俄战争的世界史的意义越来越得以彻底的实现。（《满洲事变的世界史意义》第135～136页）
在川武治的笔下，俄国人在满洲的存在，属于“白人的侵略”，“国际联盟”阻止日本的入侵，也是“白人侵略”；“支那政治家”不能把白人赶走，就是“诱引侵略”，而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满洲事变”，“武力断行”占领满洲，却不是侵略，而是“有色人种的勃兴和上进”，是“人类主义文明的强化”！以这样的强盗逻辑来书写历史和解释历史，川武治之流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除上述的“大东亚史”、“支那史”的研究外，还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也表现出了为侵略服务的性质。如，对日本殖民思想史的研究，现实意图就十分的明显。黑田谦一的《日本殖民思想史》（东京，弘文堂书房1937年），从德川时代的“殖民思想”写到明治时代的殖民思想，系统地评述了三百多年间日本历史上许多代表人物的殖民思想。作者把德川时代的殖民思想分为“经济的开业论”、“国防的开业论”、“经济的·国防的开业论”几种类型；把明治时期的殖民思想分为“自由主义的殖民思想”、“保护主义·国民主义的殖民思想”等。作者对日本历史上的主张对外扩张和殖民的人士，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视历史上的骚扰中国的“倭寇”为“我们民族向海外进出的先驱”，对他们的“雄飞”，中国等亚洲各国沿海表示赞赏。作者显然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殖民思想的评介，从一个侧面为现代日本的殖民侵略呈现思想渊源并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1）
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谈论和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其中有不少“研究”者露骨地表现出服务于侵华的险恶用心。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说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服大、非理性、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盲目乐观、自暴自弃、无国家观念等等，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及中国人在他们笔下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们断言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解释中国人民的排日和抗日，为日本的长期占领和奴役寻找根据和对策。
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它既被用来研究日本的国民性，如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和《假恶丑日本人》（1891）、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1909）、野田义夫的《日本国民性的研究》（1914）等，也被用来研究外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而在当时日本意欲侵华的背景下，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出现了一批批文章与著作，数量之大，难以计数。
这其中有三种基本情况。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一种情况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基本是纯学术的和客观的研究，其中虽然有些偏见和不当，也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载岩波书店《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一文中，通过对史料的概括提炼，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惟我独尊主义的。虽然白鸟库吉在他的《支那古代史批判》中对中国文化给予严厉批判，在许多文章中也鼓吹侵华，但这篇阐述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基本还算是学术性的。又如川合贞吉（1901～1981）在《支那的民族性与社会》（1937）一书中，对中国民族社会和历史做了较认真的考察，他认识到了“支那民族性的复杂性”，并试图寻求内在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渡边秀方的《支那国民性论》也较为严谨，虽然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及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正面负面、优点缺点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研究者虽在学术研究中极力保持一些学术性，但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或具有自觉地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意识，在研究中就想方设法地贬低中国历史文化，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东京：聚芳阁1926），从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人物描写中，来发现和归纳中国国民性，这当然未尝不可，也还算是学术的一种途径。但作者却专从中国小说中发掘那些能够说明中国人负面、缺点乃至丑陋一面的例子。我们只要看一看该书的目录就清楚了。该书共有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标题依次为：
第二篇 过度重视体面仪容；
第三篇 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
第四篇 有耐性，善于忍耐；
第五篇 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
第六篇 个人主义、事大主义；
第七篇 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
第八篇 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
第九篇 迷信很重；
第十篇 耽于享乐，淫风炽盛。
光看标题，就完全可以看出安冈秀夫眼中的“支那国民性”实在是够呛，九条中只有第四条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2）
还有的人热衷于研究中国人中的野蛮习俗，如著名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桑原骘藏写了《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均载岩波书店《桑原骘藏全集》第1卷）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绝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云云。
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画
第三种，就是赤裸裸地为日本侵华张目、寻求理论根据的“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的“研究”。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东西。这里重点解剖四个人的四本书，即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
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发表于1932年，即在伪满洲国刚刚出笼时出版的。作者在序言中称：“汉民族是满洲国三千万民众的一大部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此紧要关头，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说明，我相信绝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能够为关心对支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参考”。实际上此书绝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得，而是为侵华服务的应时之作。《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他首先指出日本人所谓的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论，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面地论述了他眼里的“支那民族性”。只要看看各章节的标题，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如“天命观”、“没法子”、“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例如，说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服大主义”，认为中国人一遇到难题，就喜欢说“没法子”，听天由命。他写道：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就觉得“没法子”，于是顺从屈服。这种心理，就产生服大主义。……直到昨天，还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上海，在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家家户户都打起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军队了。广州市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抗争的时候，曾经几次被两党占领，而广州市民，每次都扯起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这些事实，都暴露了他们的服大主义。
这种心理，现在都集中在他们排外运动的主要对象——日本身上。这对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