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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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站：1862—1874年的同治复辟》，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此后不久，衰败再度出现，伴随着西方人要求特权和让步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首先挤了进来，国内更激进的改革家则火上浇油。19世纪的最后几年是灾难性的。1894—1895年，中国在军事上屈辱地败给了日本，1897—1899年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新的租借和割让条约，1900年外国人镇压了义和团，接下来便是非法夺取更多的赔款和特权，使得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破了产。然而它仍然坚持了下来，并在最后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有可能使中国通过修正了的立宪君主制而进入现代世界。但这些改革加快了变化的速度，对帝国也提出了更大的要求。1911年，几个省份在共和主义的旗帜下举行起义；1912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逊位，新的中华民国诞生了。对中国革命早期这段历史的透彻的考察和分析，可参见MC莱特《导言：汹涌的变革大潮》，载莱特编《中国的革命：1900—1913年第一阶段》，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63页。
事情不久就清楚了：其实并不存在切实可行的取代清政府的途径。不像日本19世纪的政治精英在革新政策和传统政治符号之间实现了妥协，中国虽遗弃了旧的政治秩序，但没有就新秩序达成任何共识。甚至当帝国遏止并粉碎了推进新思想的、反体制的精英时，帝国制度的耐久性仍引致全国性危机的加深。1911年的革命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完全不可信任的政治传统，它并未给它的继任者提供指导原则，而是导致了促使国家进一步分裂的政治真空。名义上的国家领导权待价而沽，可以聚集比自己对手更多力量的任何团体都可得到它。然而，真正的权力和权威需要能对国家危机作出可靠反应的精英集团。在需要新的领导和政策的情势下，
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与他们的竞争者一样好，最终还更好。中国共产党在清朝覆灭之后精良地组织了起来，并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进程中，它必然要面对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在此过程中，它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代表者，并且是它未来的一个主宰者。因此，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自从革命开始直到现在都主导了这场革命的三个主题。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2）
国家独立
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推动力”引自前书第3～4页。还可参见M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现代中国激进派的生》，华盛顿出版社1969年；以及廖广生（Kuangsheng Liao）《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1860—1980》，香港，中文学出版社1984年。，作为一种整合的主题，它以国家振兴的观念将各种目标联合在一起。它最明确的表述可以说是要求国家独立，不受外国的影响和控制。也许这一问题要比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容易用具体目的和抽象目标来加以规定：进行反对外部敌人的斗争，以便重新赢得国家独立和平等。从1900年到1925年左右，实际上所有获得民众大力支持的政治运动（反满清斗争，不时地抵制外国货和商行，五四运动的大罢工和游行，以及1925年的五卅运动）都直接诉诸对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的愤恨。在1926—1928年民族主义革命和国民政府的早期，国家独立仍然是个突出的问题，1937年日本人入侵时，它又一次成了全国的头号目标。尽管中国在战后基本上重新赢得了独立地位，但它与美国和苏联的冲突却仍继承了早期反清斗争的遗产。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殖民地，在其整个现代史上一直得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如前所述，这一经验把中国人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区别了开来。然而，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承认，中国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孙中山称他的国家是一个“亚殖民地”，这里他意指中国事实上是许多国家的殖民地，而不是一个特定强权的殖民地。孙中山《三民主义》，FW普莱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39页及其他各处。毛泽东和其他人用“半殖民地”来描述中国的情形，并补充说，外国势力的完全占领（如1931年以后日本控制满洲）使得某些地区处于完全的殖民地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309～314页。不管用怎样合适的词，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国无疑失去了的大部分独立和主权。为了讨论外国人自1842—1844年鸦片战争调解开始的通过条约和其他方式获得的利益和特权，可见本章开头注释所引文献和A费厄维尔克《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所得利益》，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6年。
到了20世纪20年代，旧的中华帝国的领土控制力大为减弱。以前承认自己在政治上以某种程度依附于中国的一些附属国（缅甸、越南、朝鲜和外蒙古）都丢掉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澳门割让给了葡萄牙，台湾和琉球割让给了日本，满洲不久即成了日本征服的一个牺牲品。某些外国强权宣布在中国的大片势力范围，在这些区域它们享有特别的经济和军事特权。
在分散于海岸和内陆水系的若干港口中开辟了许多租界，或是整个地租借给列强各国，它们在这些租界中像对自己的领土一样进行管理。在这些地区，保障外国人生活、贸易、建工厂和拥有土地的权利——由治外法权所保障的权利，使得外国居民受他们本国而不是中国司法的管辖。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有传播他们信仰的无限制的权利。商业特权，特别是对中国税率的固定限额，给外国商人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确立这些条款的一系列条约带有根本的重要性。无需指出，中国政府是被迫签署这些条约的；但条约一旦生效，各种特权就只有在所有各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方可修改。更重要的是，其受益者可能、并且也确实激起了有关执行这些条约的合法性和国家尊严的原则问题。特别是在1901年解决义和团问题之后，外国强权在中国保留了军事力量，以保护其公民和利益。
然而，他们的护卫手段不只限于军事力量。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这些是中央政府收入的最稳定的来源），并在邮政、电报和铁路系统中出任关键职位。他们在政府行政中的作用有助于促使中国履行其条约义务，包括由于频繁的借贷和赔款而积累的各种外债。
从上述过于简略的叙述可得出几个主要论点。从1900年到1928年，中国的中央政府过于软弱并依赖于外国强权，以致难以对这些外国采取行动。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国民党新政府在寻求其地位平等化方面比较强硬和活跃，但它远未能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不久之后，日本的入侵使得更多的中国领土置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除了削弱政府的权威之外，外国影响在大城市和中国经济比较现代化的地区很突出。帝国主义的直接影响从未涵盖中国人生活的全部或是大部分领域，但其效果在城市化的劳工、知识分子或是生意人中很明显；这些人在规定国家政治的问题上有影响力。这是否真的破坏了传统经济的手工业和土地制度并阻碍了现代经济的发展，对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作用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分别主张帝国主义的纯粹影响最小、各种因素混杂、或积极的观点，无可争议的问题是，大多数具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相信，外国经济活动对中国的发展有负面效应，实际上所有处于外国势力影响下的中国人都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强制性和带特权的渗透愤愤不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吸收了由此产生的反帝国主义情绪，在夺取国家政权时加以利用，并且在1949年以后继续培养这种情绪。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3）
国家统一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主题是国家在一个单一的中央政治权威之下的统一。从有限的意义上说，这个目标像独立目标一样显而易见。这只是在几个竞争的团体中分配权力的问题；预期结果是其中的一个团体获得足够的权力，以建立长久的中央政府并制服其对手。这种简单化的观点是对辛亥革命后产生的国内政治形势作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那时的基本形势是军阀主义，这一术语最适合用于1916年到1928年的时期，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经常从一个军事统帅转到另一个军事统帅手上，但军阀主义这个词在更广的意义上也可指从1911年到1949年期间笼罩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分裂的时期。
军阀是指这样一种军事统帅，他“通过调动他个人的军队来建立和维持对领土的控制”；JE舍里丹《中国军阀：冯玉祥的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6页。也就是说，他有领土作为基地，并在这片领土上通过忠于他、而不是忠于某个更高级政府领导人的军队来实行政治和军事控制。当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军队统帅的控制力时，军阀主义便发展了起来，开辟了军阀的领地，军阀之间为了地区和全国控制权而互相厮杀。军阀主义的种子早在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招募地方军队时就已埋了下来。正在衰落的满清政府从未完全实现对这些地方势力的再控制，它们在数量和力量上日益增长。当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于1912年退位之后，新的“民国”政府的领导权很快落到袁世凯之手，他争得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队的效忠，从而一直到1916年他去世前，在表面上统一控制着国家。袁世凯的去世开辟了军阀主义的全盛期，在此期间没有一个军阀的控制范围超过几个省，或是能够在略微长一点的时期内在北京维持一个正式政府。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在1928年的胜利导致了重大的变化，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一种基础广泛得多的运动，它拥有全国行政管理和发展的真正纲领。然而，其民族主义运动只是通过与某些军阀的强大联盟才取得军事胜利，而不是消灭了军阀。结果是，只有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的几个省，才在蒋介石的牢固控制之下。事实上，直到日本人入侵，他的政府一直面临地方军阀持续的反叛或反叛的威胁。它同时也面临武装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在军事上弱小，具有相当不同于军阀武装的性质，但这又扩大了国家的分裂。引自前书第1～6页。
军阀主义的祸害无须赘言。多重而多变的权力中心的存在使得中央政府作出了若干反常的举措。在地方一级，为了支助军阀，税收成倍增长，而中央政府在政治和财政上都被削弱了。外国强权利用了这一弱点，用外交承认来交换经济机会，支持那些对它们有好感的军阀，或反对这些军阀的敌手。战争和军队调动导致了人员生命、军费开支、掠夺和财产破坏等巨大耗费。引自前书第20～30页。对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来说，这些结果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从中国传统上强大无比的中央政府的文官统治来看，这更是一种耻辱，因而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的愿望，并认识到军事力量对这一过程是绝对必需的。除非某个政府在消灭了可能的军事抵抗之后统治全中国，否则中国革命就仍未完成。见CM维尔波《国民党政权下的军事分离主义和再统一过程》，载何与周编《危机中的中国》，第203～204页。
然而，牢固建立一个安定的中央政府只能是朝向国家真正统一的第一步。统一和安全是必要的，政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也是必需的；军阀主义突出了前一类需要，但它也突显了后一类需要。光有军事统一还不能取代帝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曾通过官僚—儒生—宗法等级制和以帝国的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合法政治权威，而将其权力垄断与全国行政管理结合了起来。
传统的行政机制及其意识形态，随着满清改革、辛亥革命以及此后中国人的社会和观念的变化而衰落。因此，中国的重新统一所需要的不过是可以适应现代民族国家要求的新政体。用行政专业术语来说，它需要一个新体制，用以解决政治录用和处理直至乡村的各级政府扩大了的活动范围。就意识形态而言，它需要一个新的学说，该学说不仅可论证政治权威的行使，而且还寻求普通公民的效忠，并将他们整合在一个政治体制之下。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解体，而不是分裂；其解决办法是以传统政治秩序从未设想过的新条件来实现重新整合。见《王功武（Wang Gungwu）》的评论》，引自前书第264～270页；以及邹唐（Tang Tsou）《共产党中国的革命、重新整合和危机：一个分析框架》，引自前书第277～281页。
就这个更广的意义而言，中国的重新统一（即重新整合）实际上始于19世纪晚期的那些改革家，他们要求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结构，该结构以中国人民为基础，并宣称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这些建议的实施是从清朝在1911年以前的改革开始的。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孕育一种新政体的政治媒介才在一个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中产生。国民党政府尽管从未成功地实现统一或整合，但它散布了新的政治观念、机制和秩序，这些显然都预示了后来在中共统治下的许多东西。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统一的真正深度的理解，他们对此所承担的沉重的义务，他们在实现此目标上所取得的相对成功，大可追溯到这些早年的努力和经验之中。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4）
社会经济变化
人们对革命时期社会经济变化——其原因、程度和政治含义——的概括往往难以恰如其分。然而，在讨论中国革命时假如不涉及这一题目，那将是不完全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是民众革命的潜在根源，这也许是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条件可导致一场革命，或是为可能发生的革命性动员提供重要的基础，这并非不可避免；这些条件必然会把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变革问题引入确实发生了的革命之中。中国社会潜在的爆炸性根源在于已感觉到的可能性与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一方面，外国的渗入和帝国的崩溃已经促成了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上的某种变化，特别是在城市和上层阶级之中。这些变化刺激了加速转变的要求，这种转变可使新的价值观和阶级合法化，克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性”，并使中国与西方列强完全平等（在这个词的每一个意义上）。另一方面，现实的主导条件与这些需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甚至是对立；复辟帝国的思想，军阀主义，在人口的大多数中坚持传统价值观，普遍的贫困和文盲，这些看起来都向实现迅速变化的目标提出了挑战。对于社会经济改革的领导者来说，雄心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差异增强了实现目标的革命公式的吸引力。尽管这种差异是对大众开展革命动员的直接障碍，但它也创造了巨大的潜力来支持任何一种可告知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将得到怎样改善的运动。
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所有希望国家振兴的中国人首先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经济与日本和西方强国相比是如此的弱小和落后。与人们的一般印象相反，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既非不能变化，也未停滞不前。从历史上看，中国曾有过十分富足的和经济变革的时期，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