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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愕ノ弧保芾砼┮瞪头峙洌坏�1959年生产大队成了基本核算单位。到了1962年，经过调整之后，生产队成了基本核算单位，使农业的首要管理责任返回到与1955年的集体组织差不多相同的层次上。公社和大队仍然是重要的组织，管理较大规模的经济和政府工作，但原先的公社往往是合并了几个农村集市地区的大的农村单位，此时则分成了小一些的单位，其总数增大了，面积则更接近集市地区的规模。
大跃进破坏了经济和统计制度，造成了在评估中国经济运作方面长达20年的不确定性和争论。但到了1962年，经济开始恢复，到1965年，再次达到或超过了1957年的大部分产量水平。正像早期的情形一样，工业增长高于农业，农业仍然是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段时期主要的调整政策一直保留到70年代，这至少表明中共精英们对于其结果的满意程度最小。
调整首先渗入政治和经济领域。在1961—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引人注目地放松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群众运动，而代之以向内看的党内整风运动。随着中共鼓励农业、工业和教育单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各自非政治的职能上，政治的首要地位便降低了。对于非党知识分子来说，又复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恢复学术研究和辩论，当然不是1957年的那种公开的政治批评。然而，党的官员并不十分克制，某些人开始对大跃进、撤销彭德怀职务、毛泽东的政策的领导、甚至毛泽东的能力和个性发表批评意见。这种批评大多通过戏剧和文学杂感的微妙形式来表达。但毛泽东主义者后来谴责说，1962年，彭德怀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通过向党内干部散发一份为自己观点作辩护的长文来积极地寻求恢复名誉，并证明他的正确性。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8）
新政治攻势
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标志着政治调整的结束和新政治攻势的开始。尽管其官方的新闻公报只简略地提到了党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存在，但随后的发展表明，全会发起了一场新的攻势，以对抗1961—1962年的反毛泽东主义倾向。此后三年开展的一系列的运动，目的在于以毛泽东主义正统的名义激起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教育。其中两个最重要的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前者实际上是一系列的运动，试图通过党内整风与群众批评教育相结合来克服基层干部工作中的长期缺陷；它坚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以战胜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培养接班人的运动则针对那些准备继承政治领导职位，但又缺乏老一代的实际革命经验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参加体力劳动、意识形态教育和阶级斗争，以便获得“将革命进行到底”所必需的经验和态度。
这些运动与中苏新的公开论战和若干相关运动一起，导致了大跃进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浮夸残余的复活。事实上，政治紧张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比1957—1960年时还要强烈，因为据称斗争是反对阶级敌人及其反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而大跃进则主要是反对自然和机构对生产能力的限制。当然，1962—1965年的政治口头攻势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疾而终，为了开展这场运动而复活的农会从未取得多少突出的地位。专家和青年参加了社教运动以使他们自身革命化，但其规范化的方式却使他们得以继续专业工作和学习。简言之，革命成了该政权的一种机制，一种用以支持而不是推翻这一制度的教育和训练的常规程序。在这种倾向中包含了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基本的争议。但在讨论这一题目之前，我们要简略地考察另一个确实受到了毛泽东主义复活的巨大影响的机构——人民解放军。
正如前面指出的，在重建时期军事组织很重要。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新国家体制的建立，解放军的政治权力减弱了。其预算和规模都减少了，它开始担当更标准化的职业角色。然而，林彪于1959年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之后，发起了一场政治化运动这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使得人民解放军成了毛泽东的最后权力基础。从中共在历史上与军队的密切关系来看，并从毛泽东依靠军事模式开展政治行动的做法（表现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多次使用军事比喻）
来看，毛泽东决定保留一支政治化的军队，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尤其是鉴于毛泽东的观点在其他方面遇到的抵制，人民解放军地位的飞速提升仍然令人吃惊。遵照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队中的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并猛烈地推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在1963—1964年，这些努力结了果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一些英雄战士成了社会其他方面学习毛泽东主义的首要典范。军队的政治部制度开始在党和政府结构中推广，在中央委员会和大部分经济性的部委都设立了政治部。军队干部在充实和组织这些新机关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公开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是毛泽东主义最成功的组织实践者，而且通过有选择地安置退伍军人和设置新的政治部，解放军已经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建立了政治影响的网络。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9）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它也是一个最混乱的事件，因为它具有双重的特性，连中国的领导者们也对它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尽管“文化大革命”是指1966—1969年间持续的政治斗争运动，但它也指1966—1976年这10年，在此期间，运动所产生的政策和派别继续激化着中国的政治。从这后一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指一个更广泛的时期、过程或是一套政策。当毛泽东主义力量在1966—1976年间发迹时，中国人的公开声明夸张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和目的。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谴责它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灾难。我们在其他章节中会更仔细地分析这些复杂的问题，在此仅介绍性地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双重特性和它的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1969年，第二阶段从1969—1976年。
“文化大革命”的双重性质
“文化大革命”常常指由一批政治精英组织和导演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主义的政策来整顿中共。作为一场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试图考验所有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素质，改革或清除那些不遵循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的人。毛泽东主义通常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具有中央规定的领导者、指导路线和阶段安排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当然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些来无歧义地规定这场革命，也没有在其全过程中实际地维持中央控制。因此，“文化大革命”可以与中共历史上的其他一些政治运动相比较，也直接与某些运动有关，特别是1957—1958年的整风，1959年反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然，它与其他运动都有区别，这是由于它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尽管在这方面土地改革可以与它相比），也是因为中央领导层围绕它发生了如此深的分裂。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意义上，它是指1966—1976年的整个时期。其间，毛泽东主义试图改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即文化。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文化改造过程，“文化大革命”牵涉到所有的中国人（不只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提出了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不光是毛泽东主义者或甚至是共产党人）长期辩论的问题，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光是中共内部60年代的争论）有其深刻的根由。事实上，“文化革命”是共产党人的一个老的提法，使用这一提法部分是由于它与20年代早期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些非共产党的改革努力之间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运动，难以与更广的时期或过程分开，因为它所辩论的许多内容都集中于文化问题。这场运动开始是批判作家和负责文化工作的党的官员。它直接涉及文学艺术的内容，坚持文学艺术必须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批判传统中国的、外国的、或是国内阶级敌人的价值观。它从一开始就强调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使之更容易为工人、农民和战士所接受，并完全服务于毛泽东主义的目标。一般来说，它提倡民众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和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同时反对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看起来是反对毛泽东主义美德的各个方面：“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物质利益的“自私”欲望；冲淡政治义务的私人关系；官僚主义或精英主义的行为；纯粹出于知识分子情调的特殊荣誉或地位。对文化的这样一种关注显然是政治性的，但问题也正在于此。在毛泽东主义者看来，为了造就可推动文化改造的领导者，有必要开展一场革命运动；而且只有文化改造才能确保“正确”的领导占统治地位和延续下去。这两种文化革命在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中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对所有受其影响或对其感兴趣的人也是不可分割的。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0）
1966—1969年运动的各阶段：动员、红卫兵、夺权和联合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成了正式的公开运动，但它的第一个动员阶段却是从1965年秋延至1966年7月。在此期间，中央领导就如何响应毛泽东（在1965年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大力反对修正主义影响的号召展开了大部分是隐蔽的斗争。公开的批评对着少数几个在1961—1962年发表过反毛泽东主义作品的知识分子和宣传干部，当然起初并没有点出最高层的反对者。这种内部斗争大多集中于为指导这场运动而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上。1966年5—6月，中央委员会批判了它的第一个“文革”小组（随后任命了一个更激进的小组），撤换了几个高级干部，改组了中共北京市委，此时冲突公开爆发了。最突出的牺牲者是彭真（北京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和第一个“文革”小组的成员），他被称为文革小组的罪魁祸首、北京市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黑后台。六七月间，文化革命扩大成公开的群众运动，要揪出所有资产阶级权威，特别是在教育和宣传机构中的权威。但是，党的许多干部仍然限制着这种最激进的倾向。
第二个阶段的公开斗争主要是从8月到11月的红卫兵的活动开始的。 它是由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12日）发动的，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标志着毛泽东主义势力在党中央地位的上升。这一决定把运动的目标对准“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渐渐表明这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一批高级精英，并把群众运动，特别是“一大批革命小将”（红卫兵）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随着这种官方的认可和学校的提前放假，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数百万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誓紧跟毛主席，谴责和恐吓那些据称是毛泽东的反对者，捣毁了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或反动文化的象征。然而，这些行动虽表现出近乎狂热地效忠于毛泽东，却不能把他的反对者赶下台。红卫兵开始在谁是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或是修正主义者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分裂成为竞争的甚至是敌对的组织——这项发展显然是正受到攻击的党的官员所欢迎的。到1966年底，毛泽东主义领导者准备好了新的攻势，即在一切党、国家和经济组织中由“革命造反派”“夺权”。
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9月的夺权阶段，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升级，把它扩大到农村、企业、政府和党的机关。新的革命造反组织大多来自劳动群众，因而是比以学生为基础的红卫兵更广泛的群众组织。自下而上夺权的想法是对地方权威和组织的直接冲击。可以理解，当地方“造反派”为控制政府和通讯中心而与官员展开斗争，而且还相互发生恶斗时，第一批夺权斗争立刻带来了混乱和暴力。地方化的内乱，有时成了敌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一直延续了此后大约两年时间，当然其激烈程度因时因地而异。北京的毛泽东主义者肯定认为这种造反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所希望的，但他们仍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限制。最重要的是，他们于1967年1月发出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介入，以一切必要的力量站在“左派”一边，并且控制关键的通讯、交通和其他设施。事实上，中国正在施行某种形式的军事管制，解放军成了实际上的行政权威和地方争端的仲裁者；中共的地方组织直接停止了活动，甚至中央党的机关也部分地瘫痪了。而且，不久便改变了由群众组织夺权的策略，批准成立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以此作为代替旧的国家和党的委员会的恰当机关。“三结合”意指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解放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所组成。
实际上，这就使得以前的许多干部保留了职位，大大减轻了群众组织对革委会的影响，也使解放军在谈判革委会的建立和成员组成时可发出其决定性的声音。在建立所有省级革委会所需要的21个月里，充满了冲突和政策变化；但当最后一个省级革委会于
1968年9月成立时，恢复秩序和权威的倾向显然正在起作用。军官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据了大部分领导职位；群众组织正被分化和压制；命令学生回到学校或到农村劳动。然而，党组织仍然处于瘫痪状态，省级革委会几乎还没有开始着手重建其下属单位的权力机构。于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联合阶段开始了，领导层宣布“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但也承认党的建设和经济、政治的普遍稳定的重要任务仍然有待完成。尽管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召开党的九大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但这次党代会（标志着作为一场整风运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直到1969年4月才召开。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1）
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和派别冲突（1969—1976）
党的九大正式宣布中共承担按照毛泽东的蓝图改革中国制度的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所作出的努力并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早期提出的那些理想。原因之一是，1969年以后的领导层并未就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而团结一致，不久又展开了新的派别冲突。第二，运动所造成的机构的不确定和混乱使推行新政策的工作复杂化了。最后，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新问题——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日益迫近的衰老和如何对待苏联威胁，这些问题将改变中国政治的格局和实质内容。其结果使得1969—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实践不同于1965—1967年的口号政治。然而，“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开始（在国内外）表示应用一种修正了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我们将指出某些最重要的改革，然后考察改变或阻碍其进步的那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