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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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实质上倾向于在不强调或扩大非党团体的政治作用的前提下与它们和解或合作。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是比较激进观点的最充分表述。其中心论点是，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实行公开辩论。毛泽东在肯定党的基本领导和监督地位的同时，也指出非党团体在政治过程中应发挥重要的、辩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可改造这些团体自身，而且还可刺激社会主义制度加强自身的力量。正是毛泽东针对他的某些同事的保留意见而提出的这些推动措施，使得“自由化”成了短期的“百花齐放”。
中共不久便发现知识分子的批评过于严重，散布这些意见的危险性太大，以致不能允许“百花齐放”的实验继续进行下去。批评者沉默了，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惩罚，党则通过提出一种新观点来解决这场辩论。其结果是大跃进，它在1957年已经成形，在此后的三年主导了中国政治。大跃进也标志着中国脱离了指导着1949—1957年决策过程的苏联模式，并朝向在此后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有意义的是，1978年前后，中共从毛泽东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成了它的第二个主要转折点，此时它又重新提起上面描述的1956—1957年间的许多保守观点。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4）
大跃进（1957—1960）
大跃进并不是具有一贯指导方针或目标的一项具体计划，而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框架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政策（大跃进的开始正好与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相吻合，但这一计划中途夭折）。这种态度是以充满浮夸和鼓励的高度修辞性的语言来表述的。它说全中国同步前进，但在实际上，在时间和地点上有许多变量和偏向。它还提出了承担统一和永久的责任，但大跃进政策直到1958年秋才完全形成，并且几乎立即又作了局部的修改，这表明对这场运动所承担的责任并不像宣称的那样肯定。换言之，关于大跃进的目标、运作甚至还有持续的时间，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然而，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大跃进的主题
渗透于大跃进的华美词句中的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表现了有关这场运动性质的一般形象。对大跃进观点所作的最美好的表述表明了这里所指出的四个主题，见刘少奇《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对大跃进所作的学术上最充分的说明，可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二：大跃进，1958—196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其一是热烈的乐观主义，宣称国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历史性的任务，认为先前的问题已经找到并将得到解决。
另一个主题是将群众路线的原则神圣化，认为人的努力和意志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大众动员是解决所有行动领域的问题的有效方法。这种拔高群众路线的做法十分强调所动员人力的数量，颂扬牺牲精神和体力劳动的价值，贬低专业化技能和知识精英的专业知识。其中一个特别的结果是“下放”，将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送到基层从事比较低级的劳动。
第三个主题是“政治挂帅”，它断言正确的政治觉悟最重要，因而是社会行动的惟一恰当的基础。这一原则要求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努力保证政治思想推动和指导群众动员。这对中共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政治公正性的惟一裁判，它是能够规定用什么政治来挂帅的独一无二的组织。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党委在贯彻中央政策时的权力。
最后，大跃进相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进步是可能的，它不承认在发展中存在不可克服的限制或是相互排斥的可能性。关于全面进步的观念，表现在可以说是那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口号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如这一口号和刘少奇对它的论述所表明的，大跃进的哲学坚持认为速度可以与效率相结合，量可以与质相结合，农业和地方的发展可以与工业和全国的发展相结合。这种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放松机构控制（通过分散权力和群众运动来实现），以便鼓励每一个社会单位最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潜力。
产生与起源
从1957年末开始，党内在将这些主题联成一体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意见，它掩盖了大跃进政策产生过程的渐进性和有争议性。它的许多特征实际上在1955年末和1956年初（即在毛泽东于1955年7月作出关于农业集体化的讲话之后）已经显现出来。刘少奇在1958年5月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1955—1956年的早期的“跃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建立了恰当的模式。可是，反对毛泽东的保守派却坚持，必须停止1955—1956年的“跃进”和开展1956—1957年的辩论。甚至在1957年夏的“反右”斗争使“百花齐放”的批评者们沉默之后，保守的经济政策仍然显而易见。发动大跃进的关键的决定是在1957年9—10月的三中全会上作出的。这次全会的两项决定特别引人注目。一项是扩大反右斗争（在此之前主要关心“百花齐放”的实验），把它扩展成一场彻底的、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向工人、农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清除党内与其他精英团体内的“右派”和各种错误倾向。全会的另一项决定是分散权力的计划，把许多企业和金融资源的控制权从中央的各个部下放到省级。这些决定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强化，为清除或分化党的保守官员，也为通过牺牲中央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提高党委（特别是省委）的权力提供了基础。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5）
在1957年冬到1958年间，全国为在农村建设灌溉和防汛工程而动员了大规模的劳力。农村组织规模的扩大刺激了一些现存的合作社合并成更大的单位。当1958年春耕开始时，这场动员扩大到农业生产本身， 并强调一系列劳力密集型的技术。他们还在农村、街道工厂或各种副业和工余企业组织起劳动单位，以此强迫非农业人口进行生产服务。这种大规模的人力动员实际上是试图在无需重要资金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剧烈地提高生产，因而刺激了乐观的经济预测，一再地提高产量目标。第一个实验农村人民公社于1958年夏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冬天开始的使农村组织合并成较大单位的做法；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人民公社，并号召在全国推广。几星期内，人民公社成了农村人口的首要生产和行政单位，实质上已建成了大跃进的构架。
既然大跃进方针与党内的许多较保守的倾向相冲突，并且将会导致如此破坏性的后果，但中共却仍然采取了这一方针，对此应当作何解释呢？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是毛泽东的权威和说服力量，他首倡了大跃进的政策并为实现这些政策而积极努力。然而问题仍然在于，毛泽东的论证何以发生效力。原因之一是，大跃进对于中共精英具有强大的、内在的吸引力。它迎合了他们迅速进行社会经济变革、“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并重新肯定了这样一些革命论点，如英勇斗争、大众动员、自力更生等等；它导致了1956—1957年发展起来的关于需要分散权力、更强的党的领导和更迅速的农业发展的共识。因此，它在历史经验和近期的政策观念中都有牢固的根基。
而且，毛泽东的大部分火力是指向那些赞扬社会主义机构的效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专长的保守人士的；而“百花齐放”的结果似乎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然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中盛行，社会主义机构的建立还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有必要让革命继续下去，过快的机构化看起来是一个错误。因此，尽管毛泽东促进了1956—1957年的“自由化”，其结果却支持他推进一场以意识形态的战斗性和大众动员为基础的新的革命的号召。
最后，大跃进的许多破坏性后果大多不是出于它的逻辑原理——劳力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刺激在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金和技术贫乏的国家有它的道理——而是由于它所追求的那种空想主义。在1957—1958年，若干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共精英对他们能在短时间内跃进多远持有不恰当的乐观主义。在国内，经济于1956—1957年令人失望地停滞之后正在上升；反右和整风运动看起来巩固了党的领导；1958年的收成看来极好，其初期迹象导致了那年的经济指标一再加码。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国家关系的麻烦领域，中共承认1956年出现了“乌云”，但在波兰和匈牙利反革命的失败，在苏联赫鲁晓夫权力的稳固，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的妥协性声明的达成，都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这一阵营的整合和力量正在增长。也许最有意义的是，中国人相信，冷战的力量平衡已转向他们一边，这一点表现在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声明中。苏联日益增长的技术上的勇气（最富戏剧性地表现在1957年10月发射的人造卫星）和西方有克制的退让，是导致这种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的另一些重要因素。今天回顾起来，很容易看出这些倾向的脆弱性，但当时它们却使得中共领导人充满信心而又轻率地行动。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6）
公社和经济危机
大跃进的做法——总是通过开会和灌输来刺激最大的努力——的某些后果，是前面说过的那些因素所必然导致的；但还有其他的后果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例如，人民公社对于农村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将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于比以前的任何一个单位都大得多的基层单位中。在公社化以前，农村的基本行政单位是乡，在1952—1955年总共大约有22万个乡；可是1955年以后的合并政策增大了它的规模，所以到了1958年夏，总共只有8万个乡。原先的基本农业生产单位是农户，在50年代早期共有1亿个以上的农户，但合作化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管理和分配农产品方面负有首要的责任。1958年约有75万个合作社，大部分以自然村为基础。公社化以后，行政和生产责任都结合到大约25万个公社的管委会手中。这种将权力集中于更大的和使人陌生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做法导致了大分裂和不稳定，原因是边界的改变，人员的更迭，以及与既定的生产和市场关系相冲突。
然而，公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机构形式的分裂。在领导层看来，它们将成为自给自足的大共同体，将引导其成员迅速走向现代化和共产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它们要建立自己的工厂、学校、保育院、食堂和民兵单位，以便在集体管理下提供最大的发展和人力的利用。在合作化时让农户保留的小块“自留地”，大部分也被合并到集体生产中，还进行了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工作“免费供给”的制度。这些变化太突然，以致难以轻易地实现和被接受。
从经济上看，大跃进具有某些积极的成果；但它以1959—1961年的严重危机而告终。坏天气给1959年的收成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后果，随之而来的全面恶化则反映了大跃进做法本身的根本缺陷。1960年农业继续衰退，导致投资资金和原材料的短缺，迫使工业发展放缓。食品短缺在体力和心理上降低了劳动能力，又强化了生产下降的趋势。基层的人员流动把没有经验的人安排到新的位置上，中断了劳动组合的连贯性。对专业人士的轻视导致技术革新尝试中错误百出。意识形态的灌输占用了过度劳累的劳动力有限的空余时间，实际效果越来越差。计划和精确的统计报告萎缩了，公然野心勃勃或热情过度的干部把公社政策推向了极端。与苏联深化的裂痕和苏联技术人员于1960年的撤离更增加了这幅图画的悲凉。
1959—1961年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具有重大的政治后果。劳累过度和饥饿的人口变得愤愤不平，开始转而反对那些完全投身于贯彻大跃进政策的共产党干部。冷漠、不服从甚至是反抗的事件在农村地区蔓延。基层干部的地位特别尴尬，因为他们被夹在大众不满和上级指示的中间。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从违令向人民让步，到权威主义和残酷无情，或者是直接放弃官方责任和统一性。简言之，这场危机涉及到了政治权威和经济。这必然在政治精英中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改变一项他们至少已经公开地深深卷入其中的政策。这项变革发生在调整时期，但它也提起了关于大跃进的许多新旧争议。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7）
调整和恢复（1961—1965）
从1961年到1965年的这段时期，与上面讨论过的那段时期相比，特征不太明显。但这一时期前后一贯的东西是，从1961年开始直到1965年，所贯彻的内容大部分出于一项经济调整政策。它的许多基本特征甚至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中。而在政治方面，这一时期的重要分野是1962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此之前，笼罩着政治调整、温和与不确定的气候；在此之后，在动员化还是制度化之间展开了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导向“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开冲突。
前面的讨论已表明，促使中共以某种形式从大跃进向后退的条件实质上是不可避免的。确实，后退的第一批迹象早在1958年的六中全会上已经出现，当时已指出，完全的共产主义仍然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应当限制“免费供应”的供给制，必须保证公社社员适当的休息时间，而且有必要实行更紧凑的计划和组织。正是这次会议宣布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这显然不是别人强迫他这样做的，但却是高级精英所认可的，以减少他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大跃进政策在1959年7—8月的八中全会上受到了直接的批评，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充当了批评者的发言人。这次全会撤销了其国防部长职务（但未撤销其政治局委员职务），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激进运动，并再次肯定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正确性。然而，这一结果是以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的大失落为代价的，这表明对大跃进的支持已经动摇。在1959—1960年间，悄悄地改变了公社的政策，以减少其破坏性的影响。
调整政策
经济调整在1961年1月的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全会承认大跃进的政策犯了错误并遭到了反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新口号，承认需要采取新措施支持农业发展。农户恢复了自留地，农村市场扩大了，加强了农村机制，以刺激农业生产和分配。全会还强调经济计划、消费品、工业产品的质量和多样化。专家和中央的部又从党委手中赢得了某些权力。
也许最大的变化来自人民公社的结构，1958—1959年建立了“三级管理”的制度。每个公社都划分为生产大队，一般与以前以村庄为基础的合作社类似，每个大队又分为由20—30个农户组成的生产队。最初人民公社是“基本核算单位”，管理农业生产和分配；但在1959年生产大队成了基本核算单位。到了1962年，经过调整之后，生产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