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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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胄叱艿纳省笔侨宋模饧拥模缘谋纠疵婷脖厝皇恰懊烙胱稀钡模�95］。正是在性爱过程中，人的精神处于最敏感、最活跃、最自由的状态中；正是人在性爱上的追求与情感、心理感受，能够表现、反映人的精神、生命，甚至宇宙的精神、生命的某些微妙的意义与境界。因此，在真正有深度的文学作品里，性的描写已经超越了性行为本身，而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表现了作家对于人的生命、精神价值境界的某些领悟。“性”成为作家研究、把握、表现“人”的精神、追求的最佳角度之一。如果我们依然拘泥于从性本身的意义上去进行道德的理解与评价，那就必然陷入“无法对话”的“隔膜”。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化倾向，使中国的作家与读者（包括研究者）很容易局限于这种“道德的理解与评价”，即使是周作人也难以避免。他虽然已经看出、并且指明了性爱内含的更宽泛的意义，为“文学与性”的关系指出了更加宽阔的新的前景，但他在具体评价描写性爱的文学（例如情诗）时所提出的标准：“发乎情，止于情”，“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96］，仍然局限于道德的评价，而且如前所分析，所采取的是一种传统的中庸主义的态度与立场。
周作人所提出的“受戒者的文学”的概念，倒是值得注意的。他在《〈沉沦〉》的末尾，“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他解释说：“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97］任何文学作品都应该有自己一定的接受范围，为了儿童的健康发育，在性问题上应该持特别慎重的态度，这都是人们能够理解的。不是说不需要向儿童进行性的教育，但那是有关科学普及读物的任务；以具体的形象描写为主要特点的文学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担负性知识的普及教育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
正像周作人所说：“性爱”既是神秘的，又是“极平凡极自然”的事情［98］。五四时期文学对性问题的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从注目“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转向“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表现包括性生活在内的平凡的日常生活［99］。周作人所提倡的“平民文学”的出现，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学的发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整个五四时代对于性问题的思考与关注，则是表明：“人”正在回到对于自身的研究。这“人”的觉醒又是民族觉醒的开端，因为它标志着，我们民族正在开始与“把人不当人”的封建的古老的旧世界决裂，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而无论是“人的发现”，还是“文学的发现”，周作人无疑都是一位重要的先驱者，历史将会记下这一点。
第一部分第三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6）
注释：
［1］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1页。
［2］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里说：“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3］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4］周作人曾一再强调，“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应该少作多译，这才是胜业”（参看周作人《谈虎集·胜业》、《谈龙集·〈自己的园地〉旧序》）。
［5］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6］周作人：《秉烛谈·〈双节堂庸训〉》。
［7］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4页。
［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梦〉序》。
［9］［11］［12］［13］周作人：《永日集·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10］沈雁冰、周作人、周建人、胡愈之等：《妇女问题研究会宣言》，载1922年8月1日《晨报副刊》。
［14］周作人：《谈虎集·妇女运动与常识》。
［15］载1919年10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
［16］［17］周作人：《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18］周作人：《瓜豆集·鬼怒川事件》。
［19］周作人：《周作人自述》，载1934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周作人论》。
［20］周作人：《不宽容问题》，载1925年8月31日《语丝》第42期。
［21］周作人：《雨天的书·读〈欲海回狂〉》。
［22］［24］［29］周作人：《谈虎集·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23］周作人：《谈虎集·风纪之柔脆》。
［25］周作人：《谈虎集·再求雨》。
［26］王华甫、周作人：《南开与淫书》，载1926年10月9日《语丝》第100期。
［27］［28］周作人：《谈龙集·读〈性的崇拜〉》。
［30］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31］周作人：《雨天的书·狗抓地毯》。
［32］周作人：《谈龙集·〈初夜权〉序言》。
［33］大名道人、季遐、岂明（周作人）：《谈“闹房”》，载1927年2月26日《语丝》第120期。
［34］周作人：《谈虎集·“重来”》。
［3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与道德》。
［36］周作人：《秉烛后谈·谈卓文君》。
［37］周作人：《关于假道学》，载1926年11月13日《语丝》第105期。
［3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爱的创作〉》。
［39］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40］周作人：《谈虎集·半春》。
［41］周作人：《谈虎集·风纪之柔脆》。
［42］周作人：《〈水浒〉里的杀人》，载1936年10月17日《世界日报·明珠》第17期。
［43］周作人：《答蓝志先书》，载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4号。
［4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结婚的爱〉》。
［45］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46］周作人：《谈龙集·〈爱的成年〉》。
［47］［49］［51］周作人：《雨天的书·读〈欲海回狂〉》。
［4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50］［62］［67］周作人：《雨天的书·读〈纺轮的故事〉》。
［52］参看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53］这也是五四时代的思潮。恽代英在《结婚问题之研究》（载1917年7月15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中即指出：“吾人之结婚而生殖，乃出于吾人性欲相引之自然结果，犹如一切鸟兽之生殖，出于其性欲相引之自然结果，均非先有生殖之责任而生殖，亦非无生殖之责任即不生殖也。”［54］周作人：《谈龙集·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
［55］［56］［58］［60］［61］周作人：《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57］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里引用威尼斯地方谚语，“云女子应有四种相，即是：街上安详，寺内端庄，家中勤勉，□□颠狂”。
［59］鲁迅：《而已集·小杂感》，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531页。
［63］［64］周作人：《谈虎集·新希腊与中国》。
［65］周作人：《谈虎集·民众的诗歌》。
［66］周作人在考察自己家乡的民性时，也一再感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灭……”（《泽泻集·〈陶庵梦忆〉序》）对于故乡民性中原始人性的“放恣”状态（《药堂语录·〈九烟遗集〉》），周作人始终是引以为豪的。
［68］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
［69］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里说：“……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89页。
［70］周作人：《谈虎集·半春》。
［71］周作人：《苦竹杂记·文章的放荡》。
［72］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73］［74］［7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爱的创作〉》。
［76］周作人：《谈龙集·〈香园〉》。
［77］［7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结婚的爱〉》。
［79］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说，关于“两性的爱”，他所坚持的首先是“男女两性本位的平等”。
［80］［84］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81］周作人在《夜读抄·性的心理》一文中引用蔼理斯的观点，具体提出两条限制：（1）
不关系医学，即不损害健康；（2）不关系法律，即不损害他人健康与权利。
［82］［83］［85］周作人：《谈虎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8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
［87］［88］［97］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89］［90］［92］［94］［96］［9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情诗》。
［91］以上引语均见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93］周作人：《谈龙集·森鸥外博士》。
［95］周作人：《〈性教育的示儿编〉序》，载1929年9月16日《北新》第3卷第17号。
［99］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平民的文学》。
第二部分第五讲 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1）
（一）
民俗学研究也是五四时期的“显学”之一，周作人无疑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位重要先驱者。
中国人是从日本那里知道民俗学的。据介绍，民俗学是1884年从欧洲传入日本的［1］，当时，正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术界迫切要求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民俗学最初传入日本时，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至民族学、社会学都没有严格的区分，据周作人回忆，他于1906年初到日本留学时，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接触民俗学的。他读了神话学人类学派学者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本书，思想上受到了极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有些我们平常最不可解的神圣或猥亵的事项，经那么一说明，神秘的面幕倏尔落下”［2］。所谓神话学人类学派，即是认为古代人“与今时某种土人其心理状态有类似之处”［3］，因此，可以用今天在一些野蛮民族中“尚有存留的信仰推测古时（神话中）已经遗忘的意思”［4］。这种礼教习俗研究方法，最初就称之为“民俗学的方法”。据钟敬文介绍，“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这个学派是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正风靡学界的时候，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原始文化史、神话学及故事学、民俗学等）上来，而使这方面的研究面目一新的”，它所采取的方法“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跟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5］。周作人正是神话学人类学派的主要介绍者与倡导者之一。他于1912年至1914年间所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特别是《古童话释义》，即是运用神话学人类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神话、传说与童话的最初尝试，也是我国最早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也正是在写于1913年的《童话略论》里周作人明确指出，“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他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民俗学”的概念——这时仍然没有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严格区别开来。
差不多在周作人开始着手中国神话学、童话学研究的同时，1913年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等人引人注目地开始了“乡土研究”，其最大特点是注重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不只是文献上的排比推测，乃是从实际的民间生活下手”，注意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与研究［6］。正如周作人所说，“柳田对于儿童与农民的感情比得上任何人，他的同情与忧虑都是实在的”。明治末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农村发生了极大变化，柳田目睹“古昔的传统的诗趣在今日都市生活里忽而断绝，下一代的国民就接受不著了事”，“平常人心情不被珍重纪录，言语文章的用法有苛酷的限制”，这都引起了柳田的忧虑，周作人也深有“同感”［7］。于是，他的民俗学研究又深深地打上了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的烙印，使他于童话、神话、习俗的研究外，又注意到了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及民间歌谣、传说的研究。1914年，他甚至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公开征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事中言，“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学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8］，可见所受柳田国男的影响。
本世纪初，周作人的上述活动尽管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开端，但大都限于个人的兴趣；真正大规模的民俗学研究，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
首先开展的是歌谣征集活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并且同时宣布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征集活动得到了蔡元培和北大广大师生的支持。短短两个月就收到歌谣1100馀则，从5月末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共148首。中间经过一番曲折，1920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共同主持。1922年12月17日举行歌谣征集成果展览会，并创刊《歌谣》周刊，由周作人、常惠等负责编辑。周作人亲自起草了《歌谣》发刊词，明确提出：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
以后，根据周作人的建议，歌谣研究会又改名为“民俗学会”，扩大歌谣收集范围，一切方言、故事、神话、风俗等材料，俱在其列。1925年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