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红颜,我们的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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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则有点轨迹相反。他曾当过屋大维敌对部队的军团指挥官，屋大维称帝后爱其才，邀请担任自己的秘书，他拒绝了。贺拉斯也写过歌功颂德之作，但大部分时间隐居乡下田庄，倒像是实践着维吉尔的“农事诗”——不过，那庄园到底是屋大维亲信送的。
至于奥维德，则在屋大维统治集团里站错了队，加上《爱经》威胁到屋大维推行的道德风化，终于被贬荒蛮边陲，虽在流放地写诗反省求恕而不获赦免，客死他乡。
这三个诗人的作品，上一篇谈奥维德时，介绍了周良沛对戴望舒用散文译《爱经》的支持；维吉尔《牧歌》有杨宪益诗体译本（收入工人出版社那本总名为《奥德修纪》的杨氏“自选集”中），但我此前也曾指出杨宪益用散文译荷马《奥德修纪》的“知”与“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有杨周翰散文译本，其序言也特别谈到，他早年曾用诗体译过，但最终还是决定采用散文体（杨周翰又用散文译出贺拉斯《诗艺》、奥维德《变形记》）。——对此，身为诗人之子的飞白很不满意，他也明知“拉丁诗的音乐性（中文）实难模仿”，但“又不甘心把多彩的拉丁诗律译成散文”，“我认为是对不起作者和读者的”，所以他选译我国第一本《古罗马诗选》，知难而上，以诗译诗。——这跟“知”与“智”相反，却也同样是好的态度。可惜其中虽选译了维吉尔《农事诗》的一小节，我所感兴趣的此书却迄今未见到全译本。
二〇〇四年三月七日
《埃涅阿斯纪》，译林出版社，“世界英雄史诗译丛”，1999年6月第一版。
《（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1962年12月第一版，1982年8月第二次印刷。
《古罗马诗选》，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第一部分 书架之南第5节 理想国的回忆
分手的时刻到了
说过维吉尔等罗马诗人三杰对统治者的依附，其实早在希腊，更著名的哲学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就已存在极深的关系。
对苏格拉底，我喜欢他的三句话：“我只知我一无所知”（认识到自己并不聪明才是神心目中最聪明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毫无价值才是人群中最智慧者）；“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使哲学从外界的自然学说变为探索内心的人学）；“动身的（或译“分手的”）时刻到了，我去死，你们去生，何者为佳，唯有神知道。”
最后一句是临终留言。苏格拉底与当局、与民众对政治、伦理的认识不合，以“智者”专制统治的理念去对抗民主自治，被判处死刑。审判过程中，他拒绝援引言论自由的原则求脱，也放弃了流亡或付罚金等认罪方式，等于悍然主动求死以践己道。
这一死对当时和后世的政治、法律、思想产生极大影响。人类引以为傲的雅典民主共和制，五百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公民组成的法庭，竟以言治罪，处死一个思想家，这一巨大悖论，历来引发不少反思、研究和争论。
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对立观点，一是捷克作家托曼夫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所著的小说体《苏格拉底传》（中译本名为《探索幸福的人》），从阶级斗争和阴谋论出发，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伯里克利民主制的捍卫者，而处死他的官方则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寡头派，利用民主制度去扼杀异己。二是其时冷战另一方的美国，左派但同时是自由主义者的老报人斯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著《苏格拉底的审判》，肯定苏格拉底是反民主的，由此探索雅典民主政体之不足。——前者有以论削史的味道，后者的基点应为事实，但正因如此，使深爱古希腊思想言论自由的斯东痛心不已。
上海三联书店曾将柏拉图记述苏格拉底之死的四篇对话合辑为《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译者余灵灵等的看法接近前一种论调（另对民众站在政府一边，解释为他们不理解苏格拉底批评民主制其实是为民主制好，为维护民主而错杀了同道中人）。但这《译者的话》里面有一句说得是很好的：“对于苏格拉底这种义无反顾、为理想而献身的壮举，我们后人只能怀钦佩之情，而无非议之理。”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四日
《探索幸福的人》，许宏治等译，三联书店，“传记名著丛书”，1987年7月第一版，1992年6月第二次印刷。
《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2月第一版。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上海三联书店，“三联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1988年3月第一版，1996年6月第二次印刷。
一切学问都不过是回忆
苏格拉底的徒子柏拉图、徒孙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切入要更直接一些。
柏拉图青年时代就已十分热衷政治，后因为心伤于恩师苏格拉底之死，失去从政的兴趣，转而讲学著书，作理论推动。以与苏格拉底对话为主体的《理想国》，其实是一部治国计划纲要，推广他的哲学应学以致用、哲学家与政治家应为一体之理想。他虽然不像其中一个师兄弟那样当上独裁专政领导人，但晚年也曾短暂出山，做过一个小霸主的老师。
说到为“王者师”，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显赫得多：他是后来东征西讨功业辉煌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也不像乃师柏拉图那样抽象演绎地建立玄想的政治哲学体系；他务实，注重具体观察、分析，曾与学生穷十年年时间，对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成果今留有残篇《雅典政制》，对后世欧美政治思想的影响比其师更大。
这希腊三杰的师生关系也很有意味。苏格拉底像另几个人类初始之哲圣基督、释迦牟尼、孔子一样，长于言语，不立文字，靠身边学子记录学说，现在留存下来的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与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世俗化、市井化相反，柏拉图为后人创造了苏格拉底伟大的哲人形象。这固然因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身份（一是军人一是思想家）、趣味和理解层次相异，故记述了老师的不同方面；但也反映出两人尊崇程度之别。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感情极深，推崇备至，“终其身魂梦以之”，视传续师说为己任。他有一句名言：“一切研究，一切学习都不过是回忆。”这是其灵魂轮回学说的一个命题，但思想基础部分来自苏格拉底的此语，却也不妨在学术之外视为柏拉图怀念其师的印证。
亚里士多德年轻时与老师柏拉图的关系也很好，论学切磋甚密，其“美德是一种中庸”，追求适中、合度的人生哲学等著名观点，即源出于柏拉图。但后来产生了原则性的学术分歧，概括地说，柏拉图“唯心”，亚里士多德“唯物”；柏拉图为学重综合（《理想国》曾设想有一门学术来贯通各门学术），亚里士多德重分科（他被称为“最博学的人”，应是就其开创性地将社会科学分了科类而言）。另外，两人对师祖苏格拉底的理解、亲密度也有差距。
在此背景下，亚里士多德说出了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四日
《理想国》，郭竹斌等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6年8月第一版，1996年6月第四次印刷。
《雅典政制》，日知等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59年9月第一版，1999年4月第五次印刷。
《回忆苏格拉底》，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4年9月第一版，1997年4月第三次印刷。
第一部分 书架之南第6节 那时候的女人与君王（1）
风流的闪电照亮了光荣
古希腊的女性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例如，她们虽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却在宗教领域有较大权力；而宗教观念淡漠的古代中国，则未能为妇女提供这一进入社会的途径（详见女学者裔昭印近著《古希腊的妇女》）。
宗教不发达，艺妓行业便是古代中国女子走进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道侧门；但在这方面，仍然要拜于古希腊下风。在雅典，卖淫是以征税而公开的行业（建立民主政制的梭伦据说还设立过国家妓院），高等妓女均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艺术才能，与名流交接蔚然成风。《古希腊风化史》引述说：“当时大多数希腊人对此都充满了敬意”，“名妓几乎对每一位更为显赫之人的生活都施加过影响”。
有此基础，“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也就不可一概而论，最著名的是阿斯帕莎对雅典城邦首领伯里克利的影响。这位才色双绝、聪明智慧的名妓，家里是学术沙龙，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等都是座上客，前者还声称他的雄辩术是从阿斯帕莎处学来的。伯里克利更是一见倾心，为跟她结合而与妻子仳离；虽然离婚是雅典人的常事，但此举还是引起国人不满，对阿斯帕莎颇多攻击，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就和许多人一样，将伯里克利对萨摩斯开战跟她联系起来。——阿里斯托芬另写过一部《吕西斯特拉忒》，讲交战双方的妻子们团结一致，拒绝与丈夫做爱，从而迫使战争平息，堪称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反社会青年“要性不要战”的老祖宗；但红颜在此可止战祸，在彼则启兵争，莫非因“妻”、“妓”之别耶？
阿斯帕莎与伯里克利的故事，当代美国小说家泰勒·考德威尔著有纪实小说《光荣与闪电》述之（漓江出版社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出过李自修中译本，易名为《名妓传奇》）。不过，从小倾慕古希腊的作者之着眼点，要比阿里斯托芬（以及改换书名的国人）严肃和沉重，她是有感于世界专制的阴影，而借以张扬民主、言论自由、限制政府这一份“属于希腊的光荣”。——伯里克利治下是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内部极盛时期”（马克思语），国力强大，经济、文艺、城市建设繁荣（其时国家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文化事业），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由这位杰出政治家发扬光大的民主政制。身为元首而风流纳妓，正得益于其时的开明社会，并与之交相辉映。当然，这也只能是仅属于远古的一道闪电罢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三日夜
《古希腊的妇女》，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第一版。
女王就该死得从容
若论古希腊、古罗马对历史影响最大的女性，莫过于“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她先后与罗马两大巨人恺撒、安东尼相恋婚育，通过爱情而保全她的托勒密王朝。最后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被屋大维打败，先后自尽，埃及终于归入罗马的行省，希腊化时代亦至此终结。
克丽奥佩特拉的影响不仅在于历史进程（以一人之周旋，把王朝推迟了18年才覆灭，使埃及成为地中海最后被吞并的独立王国），还在于以传奇的一生，做成了后世无数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如莎士比亚曾写过《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一剧，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则据之改写成《一切为了爱情》；后者漓江出版社出版时易名《埃及艳后》，译者许渊冲专门从文学角度比较了两剧的优劣，其中关于克丽奥佩特拉让毒蛇咬死自己后、那个陪同自尽而尚未断气的侍女查米恩留下的话，莎剧是一段长长的念白：“再会吧，死神，你可以夸耀了，一个绝世的佳人已经为你所占有……”德剧则是旁人问：“怎么样？”查米恩答：“很好，她不愧为一个女王，他们这族最后一个女王，我要跟她去了。”许渊冲认为，后者符合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记载（按：莎剧取材于本书，而德莱顿曾领衔重译该著名传记）；而且，“言简情深，反而胜过莎剧中的雕琢之辞”。
手头还有一本法国克洛德·费瓦尔著、兼重史料和文学的《埃及艳后》，查米恩那段话是：“绝美的壮举，不愧为伟大帝王的后裔。”
李文俊写过一篇极佳的《克娄巴特拉传奇》，考订详尽、富于情味、文笔动人；我因此文不但记住了克丽奥佩特拉，更记住了李文俊。不过，他转述那个最后场面：屋大维部下问：“干得好吗，查米恩？”她回答道：“是的，干得很好。”——却未免过于简陋了。
最精彩的要数1963年的好莱坞名片《埃及艳后》（伊莉莎白·泰勒主演），我早年看过，对其中的台词印象很深，如安东尼谈恺撒、克丽奥佩特拉疲倦地说“漫长的夜晚来临了，只能活在记忆中”，自尽时说：“生命只是一场梦，别人的梦……现在属于我自己的梦要开始了……”它们大多不见于、或有别于同题材的其他作品，结局的话同样别树一格：罗马人问：“女王死得从容么？”查米恩凄绝得不动声色地说：“绝对从容，就像许多著名君王死时一样。”这段话剧终时又作为旁白出现一次，确是得意之笔。那样一个奇女子，死也死得不同凡响，而只有“从容”一词，言简格高，最是贴切她。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五日夜
《埃及艳后》，＇英＇德莱顿著，许渊冲译，漓江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
《埃及艳后》，＇法＇克洛德·费瓦尔著，洪津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红帆船译丛”，1992年2月第一版，5月第一次印刷。
君主就该死得自重
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在公元世一纪中叶先后生于罗马帝国盛世，皆博览群书，著作宏富，而分别以《希腊罗马名人传》、《罗马十二帝王传》流芳后世。他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热衷于正史不传的奇闻逸事、隽语名言，时有离题纵谈；但正因长于搜罗掌故资料，两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文献（后者尤有中国古代稗史笔记之趣）。又因为重点在于“人”而非“史”，这两部巨著乃均以简洁生动的文风，描画出古希腊古罗马一大批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为我所喜。
《希腊罗马名人传》（我觉得译为“伟人传”更合适。我买到的是中译本上册，等了近十年始终未见中、下册出版，不知商务印书馆是否忘记了），原名《希腊罗马人物平行列传》，普鲁塔克作为已属罗马所辖的希腊人，写作目的是要证明希腊不但有罗马所难比拟的思想家、哲学家、诗人、科学家，而且与罗马一样拥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故将相近的这类希腊、罗马名人配对记述。仿此体例，且从《希腊罗马名人传》和《罗马十二帝王传》各摘取一个希腊、罗马君主之死的描述。
普鲁塔克写伯里克利弥留时，友人围坐在其侧，以为他失去知觉，便谈论起其品德才干、历数其战功；但其实伯里克利听到了，开口说，他们居然赞扬这些事情令他纳闷，“因为这些功绩都是凭运气而得到的”。
此书主编黄宏煦在译本序介绍，普鲁塔克倾向于开明的君主制而反感、怀疑民主制，故传中对民主制领袖伯里克利的文治武功估价不足。由此观之，加上普鲁塔克在后面合论里又有伯里克利“全仗着国运亨通，民气昂扬”才成就功业之语，可见他记述那“凭运气而得到”的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