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指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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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具有改变人类的力量。我们获得新的智慧、寻求新的事实，也饱受新的愚昧之苦，在有知觉与不知不觉中，不断接触新的刺激都会改变大脑与行为模式。经验既强烈得令人屏息，也有细微得不着痕迹的效果。它对发展有益或有害，全赖我们调适的能力。过去的经验影响现在，现在的经验则影响未来。
“学习就像滚雪球”的意象并不高明，因为人们并非每天出门去获得更多零碎的资讯，并定时加以处理，直到累积了大量资料后，结论与决定自然出现。人世间的体验，和我们所接触的事物同样意义重大。我们接触的事物取决于观看的方式，观看的方式则受到基因的影响。
婴儿对母亲的胸部有所了解，并不仅来自与母亲胸部接触的经验，他内在的程式设计有此反应，能令他凭本能吸吮。婴儿不是被动的资讯接收者，他会主动以自己的方式找出资料，其完善程度也可自行决定，而且不仅在接受正规教育时期会这么做，他一生都会如此。
斯克鲁奇不单是人生教训的被动接收者，他内心暗藏着天生的同情心（即使是同情心，也和遗传矩阵有关），只要有一股说服的力量，就能把他推回那原本天生的、会将心比心的自我。
只要有意愿，又有恰当的条件可以洞悉内在倾向的模式，自然便会回归到我们身上，或者我们将会回归自然—即使和我们年轻时的自然已不太相同。以下我们将进入了解先天与后天（亦即发展）的核心问题：变成独特自我的过程。由于这问题非常复杂，除了借助经验，可能很难以任何方式看到它的发展。但是如今先进的研究，已为我们开了一扇窗。
平衡内在与外在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成熟是包括了知觉、认知、感觉运动技能变化的生物成长标准。相对而言，发展是一幅含苞待放的心理景观，性格、判断、价值系统、建立关系的能力、真实感、自我观念等，都在这幅风景中出现。较之成熟的特质，发展的特质更能帮助我们创造行为与个性的模式—从出生、成熟至死亡，一直在努力把我们塑造成与众不同的样子。
如果基因对成熟过程的抑制力短暂却紧密；对发展的抑制力又相对地长久、宽松，后天教养的影响空间便大得多。长牙与说话比较受到遗传倾向的控制，我们对他人的判断力却不然。这类判断的内涵极大地受到家庭与文化经验的影响。不过，我们也逐渐发现，影响人们下决定的力量（如心灵防卫、洞悉的能力、人际关系等模式）并不仅源自于生长环境。
诚如弗洛伊德的解释，我们生活在内在与外在需求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有本能的欲求、愿望与幻想（主要是生物性与寻找快乐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有外在的期望与良知（多半习自父母与社会）。在弗洛伊德的心智结构理论（structural theory of the mind）中，自我必须在这两大范围内建立起一种真实感，并以特别的心灵策略，帮助自己平衡内在与外在的需要。面对这些冲突的决心，也有助我们在现实世界里心理状态的建构。
心理发展既然受到自我发展的指引，必然也受到严密的遗传和强大的环境力量引导，下一章会更加完整地探究内在与外在欲望如何通过适应而妥协，心灵防卫又如何在这方面助一臂之力，这些都有生物性的根源。而且往往被视为多半受到环境影响的重要发展过程，其实也和生物性与基因紧紧相连。
阶段性的蜕变
埃里克森的基因表象系统指出，人的成熟与老化的过程皆由基因引发，他认为发展阶段若出了毛病，会使旧模式在每个阶段重组成新模式。借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阶段理论（口腔期、肛门期、性器官期）为基础，埃里克森同意：
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设计图，各部位根据设计图而生出，并有其特别的生长时间。
当然，他所说的设计图，基本上仍是生物与遗传的蓝图。
发展阶段和成熟一样，受到社会性与生物性要求的控制。正如火车的车厢可以从后面推或从前面拉，全由火车头的位置决定。基因与环境合力或推或拉，启动发展至不同的阶段。一旦一个阶段完成，个体需要得到满足，下个阶段随即开始，一组新的要求于是展开。
“任何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多布曾斯基曾写道，“都是以明确的次序使各阶段循序衔接。次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特定年龄与阶段的发展事件，乃是由先前的事件衍生出来的。”虽然发展或许看起来是持续性的，其实却有中断。皮亚杰认为：“阶段……只能由连续的步伐或均衡的阶层组成，再由一个变迁或危机时期分开。”皮亚杰的同事英海德（Barbel Inhelder）也说过：“倘若次序的性质没有改变，没有类似蜕变的情况发生，所谓的阶段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问题是：这个发展的次序有多严格呢？虽然某些生长的范围是通过遗传时钟的影响，和脑部与成熟紧紧相连，但行为与情感的发展也必然是这样吗？冲突呢？个性呢？的确，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并非随意进行。一个阶段中所衍生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才可能健全无疑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促使发展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以及一个区域到下一个区域的能量转移。总而言之，这是天生自然的，也可说是得自父母、社会与环境。埃里克森认为：
个性是依照体内早已决定的步骤，驱策自我向前进。它会认识愈来愈多重要的个人与机构，并与之产生互动。
我们姑且认为，基因与环境两者都在发展方面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其方式与程度又是如何呢？
恋母情结消失？
观察出生后即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每个发展阶段逐渐展开的情形。借由追踪几条发展的路径（性心理发展阶段、马勒指出的分离—个体化顺序，以及安娜·弗洛伊德与其他学者陈述的自我发展阶段），我们发现，在时间方面，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比非双胞胎的发展阶段更加相似。如果双胞胎之一在某个时期到达行为指标的某个阶段，即使环境对该行为出现的影响力特别强烈，另一个双胞胎的行为发展也不会落后太久，或是超前太多。其他研究员也曾注意到这项发现。
有一对在不同家庭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其中之一在恋母情结冲突（oedipal conflict，4~6岁）期间，受到较强的行为塑造。这个男孩的父亲是个强而有力的男性，对孩子付出许多关注，以成为孩子的模范自许。他不仅是个尽职的父亲，更是顾家的好丈夫。
另一个孪生男孩的父亲，在这段期间时常不在家（虽然后来并未如此），使得孩子不确知他自己的能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肆，何时该闭上嘴巴。
这种差异虽然意义重大，仍然没有把两个同卵双胞胎兄弟的发展路径永远分开。其实，几年以后，两兄弟表现出类似的进步与信心，仿佛第二个男孩早期遭遇的困难是外加的，并没有永久成为心智组织与发展的一部分。他和他哥哥一样，心智组织与发展都会继续向前行。
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些奇怪。毕竟心理动力理论（psychody…namic theory）与发展研究告诉我们，人类最初几年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此后一生的所有关系。第二个男孩的恋母情绪被改变了，我们是否该忽视这因素呢？
刺激或不幸的生活经验，都会影响我们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或做法，形成每个人的独特性。即使我们想遗世孤立也无从避免，因为“遗世孤立”也是一种经验。早期经验创造我们日后遵循的模式，如果略过此基本观念不谈，就等于撤回我们在这世纪辛苦学到的教训—适当栽培与教养的重要性。
何谓“适当”？
我们质疑的，可能是“适当”（appropriate）一词的意义。
栽培孩子必须先了解，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得付出代价，也都会留下痕迹。就像用炭笔画画一样，我们必须心怀恐惧，因为每个线条都擦不掉，任何错误仿佛总会指向父母、教师、健康专业人员的无能或失职。这个假设的错误在于：相信人仅受父母与他人影响。
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也受到个人天性的驱使。大自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留下指印，使我们在不同处境下倾向于拥抱、容忍或断然拒绝。我们仅仅是经验的总和而已。
性心理阶段受到生物与环境的影响，除了弹性的范围之外，还有一套发展的内部计划，有一种内在的潜能不断前进着。适度地关爱孩子，指的必然是以适合每个孩子天生倾向的方式去栽培他们，意即给予孩子支持。孩子不是可供记录的空白帆布，而是有自己逐渐展开的生长模式。这观念绝不是“抹煞幼儿期的关键重要性”，相反地，它使我们更了解维持自然进步的最佳方式。自然进步正是发展的一部分。
一个6岁男孩对学校新老师的阅读课似乎毫无兴趣，这情形令该名老师颇为挂虑。于是，她就向较资深的教师询问这孩子的事情，才发现他的父母刚分居，于是便把他的行为归因于他正处于充满压力的情境。因此，新老师在班上就较少给他压力，从不叫他回答问题，或强迫他做困难的作业。
几个月后她得知，那孩子早在父母分居之前，在学校的发展就已经非常缓慢，倒是一对一的教法反应比较好。虽然他一直不是学习很快的孩子，但在每周一次的课后特别教学中，由于她的鼓励，使他在班上的参与度提高不少。她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更何况这男孩的其他科目也有进步。
了解某些区域较受制于遗传模式，某些区域则较有弹性，应该是孩童与自我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父母、教师、医师与治疗师若是知道，从何处着手可以形成最大的影响，或是就遗传时间表而论，时时把大自然的计划牢记在心，将会受益不少。
然而，在认识个别的孩子时，我们是否应等待孩子从我们特别的指导中得到好处？或是尝试强加给我们的想法？反过来说，在孩子需要时—即使这需要似乎比其他孩子来得早，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伸出援手？或者总是要等到“平均”的时候？孩子的个人特质逐渐显现之际，我们是否能够干涉或阻挡？
待我们对大自然的生长设计图多加了解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解决冲突
虽然，在恋母情结时期与父母抗争的明确特性，也取决于家庭的变迁与发展，但观察同卵双胞胎共有的抗争可能性，也是很有趣的。前恋母时期、潜伏期与青春期等阶段，也是受到生物蓝图的设定，它影响了心理与生理组织的变化。
这个事实或许十分难以想像：一个由于父母被迫逃往他国而离开家园的小女孩，最深恶痛绝的不是失去住所或离开故乡，而是中断与同伴的关系。这种反应，在她的发展阶段而言是很具体的，那是该年龄看待各种关系的顺序，但三四岁的孩子就不至于如此。或者，我们再想想两岁小孩在自我控制（如大小便训练）的努力，这也是在这个年龄才会出现的现象，5岁孩子就不太常有这种情形。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事情需要处理。
其实，偏离发展路径也有时间表。换句话说，天生体质会影响神经官能症的发生。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过，特定的遗传疾病具有一对一的遗传关系。目前要讨论的并非遗传是否影响发展失序，而是遗传对发展失序有多少影响，意即倘若发展偏离了航道，是否回得来？
假如某个发展结果，因环境或遗传而加速或延缓，有机体是否能够弥补这偏差，并且回到偏差发生前的发展路径？或者是日后整个模式都因而变动？
弗洛伊德发现，每个发展与成熟阶段，都有一套对应的冲突，这些冲突若得到解决，便能导向新的阶段与新的冲突。健康并非意指没有冲突，就像脑部没有损伤并不表示健康。健康是得以解决童年的冲突，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能解决每个人内心与环境的抗争；健康是尽管有这些冲突，仍然能够去爱与工作。
就这个意义来看，5岁孩子的恐惧、噩梦、对原始愿望的罪恶感、恋母挣扎等病症，都是健康发展可以预见的部分，并导向弗洛伊德所谓的婴儿期神经官能症（infantile neurosis）。对成人来说，这可能代表不正常，但对那年龄的孩子而言，则是正常成长中可预料的一部分。
正常与异常
我们其实可以说，弗洛伊德把神经官能症“正常化”了，至少把它的出现与消失，都看成健康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影响力将持续一辈子。孩子两三岁时仪式性的行为（如不断重复同样的游戏、上床时间要求同样的习惯动作，或是希望大人一字不变地说同样的故事……）似乎情不自禁，但对这个年纪的儿童来说是完全健康的。因为如此一来，孩子在持续性与规律性方面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而再大一点则不然了。
当然，发展方面真正的异常确实存在，但也可以视之为隐含在发展的过程里，而且并非单一的疾病实体。正如乐伯维奇（Serge Lebovici）与戴肯（René Diatkine）的看法：
认为孩子没有外显的病征就属正常，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忽略了内隐的病因……我们必须提出有关“正常”与“异常”的概念，因为我们无法明确定义这些概念，并实际运用于医疗中。
如此有力的观点使我们了解到，冲突与异常也是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一位精神病医师在回顾这趋势时表示：“‘疾病’（disease）出局；‘异常’（disorder）进场。”因为“异常”指的就是次序失常—这是成熟与发展在井然秩序中的一阵骚乱。
单单考虑异常的个别现象，会令人误入歧途，因为这些异常现象隐含在生长过程中，并受到体内基因与外在环境的指引。发展有正常、异常与间断等情形，旧的阶级组织与操作方式，会随着成长而被新的阶级组织与操作方式取代。虽然我们可以假定一种井然的顺序，但是，个人似乎较偏好走自己的路，制造出无数种健康与不健康的变化。无论这些阶段是多么明显预见，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发展时间表。若要标出确切的时期（几星期、几个月时某些能力会出现），等于是忘记了互动性与变异性，又把先天与后天的问题交回二分法了。
玛琳的需要
其实，错综复杂的偏离正轨与周期性的变动，是发展范围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倚赖基因与环境来发挥功能。有些孩子的发展阶段会互相重叠、速度迟缓，没有明显的区分与中断现象；有些孩子似乎固定在某种特定的运作方式，无法进展到下个阶段；还有些孩子同时出现几个阶段，远远把其他孩子甩在后面。有人发展得特别快速，有人则动作慢得令人心急。
玛琳是个聪明的27岁女郎，服务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她描述自己在社交接触上无止境的需要：
晚上下班后独自一人时，她会打电话和朋友聊上几小时，拼命想听别人的声音，也要别人听她说话，朋友询问她每天的生活与感觉时，她更是留意对方问得是否真诚，或者只是敷衍了事。
在工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