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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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得经过一片草地，那里总有一头公牛在吃草；于是，家庭教师坚决不准我们穿鲜红色的衣服去外家。
那段日子爸爸和妈妈一定伤透了脑筋。约翰娜还是个小毛头，家里的六个孩子总得有个地方住，而基茨施坦霍恩的底楼却是一片汪洋。这时候，妈妈最小的弟弟博比 ·怀特黑德，把他在克洛斯特新堡的一处房子让给了我们，那地方紧邻多瑙河，距离维也纳半小时火车的路程。
博比舅舅的这处房产名唤“Martinschlö；ssl”（马丁的小城堡），曾是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丽萨（1717—1780）的夏宫。里面的条件好极了，有门房间，暖房，果园，还有一个花园。庭园中央，也就是主楼与附属建筑之间，有一个圆形的玫瑰花坛。
对于我们一大家子来说，这实在是个好地方，尽管食物仍然短缺，我们却可以在这里自己种水果、蔬菜，养鸡，养奶牛，泔脚可以用来喂猪。爸爸的勤务兵弗朗兹·施蒂格勒和他妻子玛丽都来自农民家庭，非常乐意帮我们照看这片田地。战争期间他们曾在普拉帮我们看房子，所以我们很熟。除非爸爸和妈妈能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要不博比舅舅的这个房子都快成我们的家了。但他们何曾想到，妈妈居然没能活着见到一家人住进自己的房子。
“马丁的小城堡”是不带家具的，于是，我们的父母决定把他们留在普拉的家具都搬过来。不过，这件事做起来可没那么轻松。爸爸是不能进入普拉的，因为那里如今是意大利领土。身为前奥地利潜艇的一名舰长，他已经上了黑名单，如果在意大利出现就会被逮捕。于是决计由妈妈到普拉跑一趟，把我们的家具运回来。
我还记得十一月的那一天，妈妈戴上她的黑手套，整了整帽子，让黑色的网眼面纱遮住了脸庞。她与我们一个个吻别，嘱咐我们她不在的时候要乖。妈妈带上了她的贴身女仆佩皮娜同行。在普拉，施蒂格勒出大力，帮忙把家具和行李装箱，再货运回克洛斯特新堡。整个过程耗时六周。
爸爸从基茨施坦霍恩我们暂时的家赶到克洛斯特新堡，等家具运到了，好给妈妈搭把手。我们小孩子应邀到妈妈的表兄家过圣诞节。在弗雷克曼小姐的保护和出色的引导下，我们全部六个小孩，连同一个保姆和一个女仆，登上了开往圣珀尔滕的火车。
关于这次旅行，我唯一还记得的是过边境时发生的一件事。我们坐的是二等车，两条面对面的长椅组成的一个隔间，四个大人坐一排正好。位子是蓝色或者是绿色的。头顶上还有铁架子，用来放行李的。我们需要两个隔间才能安顿好所有人。保姆和还是小毛头的约翰娜在边上那个隔间里。
途中有一站上来一位太太，一身黑，戴着帽子和面纱。她问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隔间里和我们坐一块儿。家庭教师一定是应允了。这女的便同我们说起了她垂死的祖母的事情。
到了边境，卫兵照例上来检查行李。他们瞧见这位太太，就问她是不是跟我们一起的。她又同卫兵讲起了她快要死的祖母。有个军官起了疑心，便叫她站起来。她哭了起来。卫兵搜了她的行李，把她带走了。后来听说她是在走私黄油，把黄油扎成一小包一小包，像皮带一样系在腰间。卫兵搜她身的时候发现了。不用说，她没有回来同我们坐在一起。
到了圣珀尔滕车站，有个车夫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敞篷马车向我们兜生意。车子的两边各有一排长椅。马车走在一条脏兮兮的石子路上，像是怎么也走不到头似的。乘了那么久的火车，我已经倦了，但坐在颠簸的马车里，新鲜的空气和新奇的环境一路上又让我兴奋起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戈德艾格城堡，那里住着妈妈的表兄阿道夫·奥尔施佩格和他的妻子加布里埃尔，还有他们家七个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孩。老大卡尔·阿道夫，只比鲁珀特小一岁。在这座美丽的城堡里，我们很快就变得无拘无束了。加布里埃尔舅妈张开双臂，用她的吻和微笑欢迎我们的到来。她亲自带我们看为我们准备的房间，又领着我们走下宽大的楼梯，穿过长长的、铺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的走廊，来到餐厅，我们将要在这里与这家人共进晚餐。
一切都是那样新奇与不同。那么宽敞，比我们以前住过的地方要大得多了。走廊是那样长，天花板又是那样高。孩子毕竟是孩子，没过几天我们便习惯了这个新环境。
我还清楚地记得1920年的那个圣诞节。我很吃惊，小孩子居然被允许去帮忙装饰圣诞树。我们用五颜六色的纸做成彩链，用绵纸把糖包起来，再用剪刀把两头剪成流苏状。我们感觉很新奇，因为在外婆家，我们得等到圣诞夜的钟敲响，才可以进入装饰一新的大厅。
和在埃尔霍夫一样，我们在戈德艾格城堡也唱《平安夜》。也有礼物给我们，但感觉气氛不像过去在外婆家那样激动、雀跃了。也许是我们长大了一点。还有，参与布置准备活动多少也减了几分惊喜的感觉。
我们在这座美丽的城堡与我们的亲戚共度1920年的圣诞，而爸爸和妈妈已经布置好了“马丁的小城堡”，就等着我们回家了。圣诞节后不久，也就是1921年1月13日，这天是星期五，我们告别了可爱又慷慨的亲戚和这座美丽的城堡。又坐上了两匹马拉的马车，车夫把我们拉到车站，我们登上了回克洛斯特新堡的火车。出了站，走了二十分钟的山路，我们终于来到了马丁斯特拉斯的“马丁的小城堡”，真高兴在新家与我们的父母团聚。
房子非常优雅，从普拉运来的家具和我们在外婆家、在埃尔霍夫的大厅里看到的家具一样漂亮。我们已经在什么也不属于我们的地方住了那么久，一时竟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实实在在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很快就习惯了从这扇有着亮闪闪黄铜把手和门环的绿色大门穿进穿出了。
第二章动荡的岁月（2）
鲁珀特，玛丽亚和我被安排在顶楼。这一层还有两间是给女仆住的，一间住着我们的厨子。一座小小的旋转楼梯通到下面一层，底下有扇门可以将楼梯关闭。二楼是餐厅，起居室，父母的卧室，哦！还有——好奢侈啊—— 一间带浴缸的浴室！穿过餐厅就是儿童室和孩子们的游戏室。一座大楼梯通向一楼。那里有爸爸的书房，还有一间仆人用的餐厅，一个配餐室，一个厨房，厨房有门可走到宽敞的院子里。
我们住进去没多久，发生了件怪事。某天深夜，弗雷克曼小姐被送到维也纳给妈妈请一个产婆。我们没电话，于是，弗雷克曼小姐不得不步行到火车站，乘坐当地的火车去把产婆接来，完事后，再反方向地重复一遍这一行程。她至少失踪了四个小时。我们只知道她上维也纳去了，第二天一早就会回来。那个时候，对于小宝宝出世这种事情，我们小孩子根本就不开窍。而妈妈的衣服从一开始就宽宽大大的，很具欺骗性。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921年2月17日，我们见到了这个刚出生的小妹妹。她黑黑的大眼睛，圆圆的脑袋，跟我们还是小毛头的时候一个样。大家可高兴了！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妈妈和爸爸可是再没辙了。妈妈跟我们打趣道：“或许我们该叫她Dillenkrä；utl（小茴香）。”不！连着几天我们都在搜肠刮肚，要给小妹妹取个好名字。
最后有人建议就叫马丁娜吧。好注意！就是它了！马丁娜这个名字同这里多贴切呀。马丁的小城堡，城堡所在的马丁斯特拉斯，还有附近的圣马丁教堂。大家一致同意就给小宝宝取名叫“马丁娜”。
如今，爸爸与妈妈的这个家就完整了——鲁珀特，阿加莎，玛丽亚，沃纳，海德薇格，约翰娜，还有马丁娜。生活恢复了它的原貌，这一次是在我们的新家。我的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还是跟着弗雷克曼小姐上课。她为我们制定了作息时间，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上午上课，午餐，游戏时间，下午三点左右散步，四点吃jause。Jause是下午茶的奥地利说法；我们喜欢喝牛奶，吃面包抹黄油和果酱。这些节目完了之后，老师便督促我们做功课。晚餐是七点半，之后我们便去睡觉。
按照我们各自所属的年级，老师对我们因人施教。她喜欢我们提问，总能给我们满意的答复。我们学习了小学的课程，还有艺术课、手工课和音乐课。我们唱的歌都是从一本漂亮的、带画儿的书上学来的，这书是外婆送的礼物，名叫Sang und klang Fuer’s kinderherz（《给孩子的歌》）。
除了跟弗雷克曼小姐学的那些歌，游戏室里还有台留声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唱片，包括一些精彩的音乐会曲目。我们听著名男高音卡鲁索，唱他的《丑角》和《费加罗》中的咏叹调。我们还跟着两首著名的奥地利进行曲打拍子，踏步走。我还记得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华尔兹》和莫扎特的《小夜曲》。下雨天的时候，鲁珀特与我就把这些唱片听上几个钟头。我最喜欢的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和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一天，弗雷克曼小姐带着鲁珀特和我去维也纳看了一部电影，《雪鞋奇事》。这是一部讲滑雪的电影，也是我平生看的第一部电影。我喜欢片中那些美丽的雪景。巧的是，这部电影是在乌拉尼亚剧院放映的，许多年以后，也是在这个剧院，我们举行了一场音乐会。
在我看来，弗雷克曼小姐在教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对我们的宗教信仰的教育。她教授我们儿童版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绝大部分奥地利人信仰天主教，于是她用问答形式解释“十诫”和基督教教规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最重要的就是参加星期天的宗教弥撒。谁要是拿它不当回事就有“道德上的罪孽”。我们懂得，不管是谁，即便是我们的父母，如果要我们去犯罪，我们都不应当听从。根据这些教诲，我们决定永远也不错过星期天的弥撒。
这也招徕一点尴尬。爸爸是新教徒，因为德国的冯·特拉普家族信仰的是路德教。我们哪里知道这个。星期天早晨，碰上爸爸来了兴致要带我们到多瑙河沿岸的森林里野餐的话，叫我们怎么办好？妹妹玛丽亚对爸爸说我们得去做弥撒。我们跟着弗雷克曼小姐上教堂，回到家，脱了外套，放下祈祷书，直奔游戏室。突然——爸爸进来了。他很恼火的样子，像是我们做了什么冒犯他的事。爸爸一直是稳重又和气的；从来没见过他换副面孔会是什么样子。他感到父亲的权利遭到了他自己的孩子还有弗雷克曼小姐的侵犯，他用一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方式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不满。让我们吓了一跳！
差不多半个钟头后，爸爸又像一阵夏日的清风似的回来了。他说他很抱歉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他说，“现在让我们去野餐吧。”我们高高兴兴地在野外溜达了一圈，把苹果穿在树枝上烧烤，把土豆埋在滚烫的灰土里焙熟。
宗教教育与父亲权利之间的矛盾对我们家庭产生影响，这是仅有的一次。那件事以后，爸爸再也没有干涉过我们的宗教活动。后来有人建议为了孩子，他不妨眅依基督教。他与一个嘉布遣会的神父深谈了几次，决定迈出这一步。自那以后，他便与我们一起做弥撒，一切都好好的。
每逢星期六傍晚，弗雷克曼小姐会瞒着我们的父母，跑在到镇上的另一个地方举行的天主教早礼拜仪式那里上《圣经》课。她走开的时候，要求我们安安静静地玩自己的。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们发现了一个新花样。游戏室里有个烧着煤的铁炉子，煤烧热了，就得拿根铁制的拨火棍把它们拔下去，好再往上添新煤。沃纳想了个鬼点子，就是把拨火棍放在烧红的煤上，直到它自己也被烧红。接着，他和我便轮流站在炉子面前，在地板上烧制艺术品。
我们的艺术品烧制得妙不可言，还生出了一股奇异的木头焦香。我们哪里知道自己的举动有多危险。炉子倒是离烧着的东西远远的，但我们烧坏了地板！我们玩得忘乎所以，根本没想到弗雷克曼小姐会有多愤怒。当她瞧见了我们的杰作，气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赶我们上床，接着她也消失在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叫到一起，写了检讨书。这些检讨书对她似乎是种安慰，而且，既然房子没有被烧掉，我们的父母对此也一无所知，在弗雷克曼小姐看来，一切就算恢复了正常。
“马丁的小城堡”这个地方，几幢房子都造得很漂亮，依坡而辟的果园一直延伸到铁轨那儿。大小刚好够我们一家子住，我们一家包括爸爸，妈妈，七个孩子，厨子，三个女仆，一个家庭教师，一个保姆，还有施蒂格勒一家：弗朗兹，玛丽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第二章动荡的岁月（3）
大家住得都很宽敞，院子里也有的是地方让我们逛，不过这里有一条禁令。我们一到“马丁的小城堡”，我们小孩子就被告知不许采果园里的果子，因为那都是我们舅舅的财产。博比舅舅倒是时不时地上门来看看，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起过他的水果“禁令”，我想之所以想出这个禁令，大概是生怕我们偷吃生的果子吧。
那个时候操持一个家可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便当；所以，需要许多帮手来干活。在我们住的房子外面，我们还养了三头奶牛，鸡，一两头猪。还有一个菜园子。要照管这么多农事，爸爸可忙不过来，所以他每天都会与弗朗兹商量这些事。
妈妈打理起家事来，从容不迫，很有效率。我从未见她有过生气、慌张，或是不耐烦的样子。跟着我们一起从湖畔采尔过来的女仆和厨子都很尊敬她，干活很卖力。在“马丁的小城堡”，有个年轻的保姆名叫埃尔弗丽德e，专门照顾几个小不点。她在那个三个年龄最小、都不足五岁的冯·特拉普们身上花了很多心血，她想办法教会他们唱许多歌，让他们总是快快乐乐的。为了让小孩子过于旺盛的精力有处发泄，埃尔弗丽德e经常带着他们走很长的路。
一天，妈妈把我们叫到一起对我们说，“我请了康妮婶婶和康妮的宝宝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爱尔兰发生了可怕的战争，她们在那里很不安全。你们要把康妮的宝宝看作是自己的姐妹，因为她没了父亲，也没有兄弟姐妹。”我们答应一定会照她说的做。当然了，我们几个大孩子早在一次大战住在埃尔霍夫的时候就认识她们了，那以后，康妮婶婶和她的宝宝就回到爱尔兰去了。
爱尔兰内战解决了我们家的育儿问题。自然就让康妮婶婶担负起管小孩的事情。康妮婶婶喜欢孩子，她心眼好，又有幽默感，而且还能坚持原则。妈妈很高兴家里能有一个有文化的亲戚可以和她聊聊孩子和家事。康妮婶婶的人生哲学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也就是我们的叔叔沃纳，她知道什么是悲痛。
1921年的圣诞节好像是个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我感到不舒服，就告诉了弗雷克曼小姐。她把我送回了家。我记得我就躺在父母房里那个壁炉前的一张小沙发上。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