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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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我们被带进一条狭窄的走廊，那地方看上去要好好打扫再粉刷一下了。事实上，这地方整个都需要重新整修。官员和看守的脸孔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我们没法瞧出一丝隐藏的笑意，或是一点点的同情。每件事都做得很严肃，冷冰冰的。每一次对话都要严格地切中要害。在一次特殊的听证会上，母亲坦诚地回答了他们的所有问题，可两个小时问询过后，那个长官对她说，“我们不相信你的话。”　　　　
　　　　　　我们登记以后，便被带进一个大厅，所有的被扣押者白天都得呆在这里。人们聚成几堆，蜷缩在一起。一些人坐在地板上，一些人则在长椅上无所事事。我们看着旁边的一群东方人，明显是一家子，相互梳理头发，捉虱子。没有人说话。我们不准和“狱友”谈论自己的案情，可却能用音乐让大家快乐一点。　　　　
　　　　　　食堂很大，摆着一排排的长桌。那房间看上去像20世纪初火车站的候车室。四面的墙上空空如也，没有悬挂任何让人精神升华的艺术作品。食物盛在很大的铁皮盘子里。那些盘子很可能和第一批移民照过面。　　　　
　　　　　　我们旁边的桌子上坐了一群年轻的中国男孩子。他们已经在埃利斯岛上呆了两年，没有获准进入美国。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鱼贯进入食堂，坐下，拿过盐和胡椒粉佐料瓶，把仅有的调味料洒在自己的饭上，提升自己的口粮品质。他们看上去并不沮丧，却显然是饿坏了。　　　　
　　　　　　吃过午饭，我们被准许进入庭院，呆上半个小时。一名看守陪着我们，清点出入的人数。虽然我们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却没有像真正的监狱里的那种牢房或铁窗。我们不戴手铐，可以随意走动。　　　　
　　　　　　男宿舍和女宿舍都在楼上。整夜都亮着灯，一名看守晚上要查房数次，确认每个人都在床上。爸爸、瓦斯纳神父和沃纳得睡在男宿舍。母亲、小宝宝和我们女孩子被安排在一间宿舍里。没有其他人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问我们能不能获准关灯睡觉。因为有小宝宝，长官同意了这个请求。关上灯让人安心了许多。可我们也替爸爸、瓦斯纳神父和沃纳感到难过，他们享受不到这种舒适啊。　　　　
　　　　　　鲁珀特不知疲倦地找人帮忙让我们重获自由。整整三天半，我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送回南安普敦，然后，在好心的美国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全体都获释了，那是我们去年结识的朋友，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担保。这下高兴了！甚至那些留在里面的难民也聚集起来忘我地欢呼、鼓掌。虽然我们在埃利斯岛上的日子很不体面，特别对造成我们羁留的母亲来说更是这样，可被扣留的事情却使我们的名声远播。我们的经纪人竟然也一点不在乎！　　　　
　　　　　　第二次巡演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在欧洲的闪电战已经势如破竹。一个接一个国家倒伏在希特勒的强势之下，那些国家的难民也被获准留在美国。同查理·瓦格纳合作的最后一次巡演结束之后，我们幸运地被哥伦比亚音乐会演出公司接受，由弗雷迪·尚掌管经纪事宜。　　　　
　　　　　　巡演回来后的某一天，一个美妙的惊喜正等待着我们。曾听过我们唱歌的德林克先生和夫人把在宾夕法尼亚州梅里昂的一处美丽的房舍提供给我们作为临时住所，那房子就在他们家的对面。他们知道我们在淡季的时候无处可去，而就在我们进行巡演的时候，原先住在那里的德林克先生的母亲过世了，他们就想到了我们。　　　　
　　　　　　德林克先生是一位律师，一位音乐爱好者，自己组织了一个爱乐者合唱团。他给自家房子加上了一个小音乐厅，以便容纳他的歌手们。他们在那里聚会，举办音乐之夜，演唱最高雅的乐曲。德林克先生带着极大的热情指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其他那个时期的作曲家创作的赞美诗曲调和大合唱。他对巴赫的音乐非常着迷，决心要把巴赫所有的大合唱都翻译成英文。　　　　
　　　　　　德林克先生不会说德文，所以他在翻译中一定要使用字典，这很困难，速度也慢。那么，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队演唱巴赫音乐的人，指挥同时会说两种语言——而且，这些人没地方住。　　　　
　　　　　　德林克先生向我们提了一项交易：我们可以免费居住在他拥有的、新近空出的房子里，只要瓦斯纳神父在演出淡季帮助他做翻译工作，我们不时过来为他的合唱团演唱就行。两个音乐家就这样找到了对方，而我们一家也不用再担忧住在哪里了。巧合吗？很难说。　　　　
　　　　　　　　　
　　　　


第五章特拉普家庭演唱组在路上

　　　　　14　特拉普家庭演唱组在路上　　　　
　　　　　　1940年，纽约的哥伦比亚音乐会演出公司接手了经理我们巡回表演的工作。弗雷迪·尚成了我们的私人经纪人，从此他指导并带领我们16年。我们试演过后，弗雷迪提了一大堆建议。首先，他说我们需要把名字从特拉普合唱团改成特拉普家庭演唱组。他认为新名字会有更多的观众缘，并能更好地表明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特征，而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组合而已。我们热切地同意了这项改变。合唱团太局限了，而且听起来太过严肃。　　　　
　　　　　　他的第二条建议却不这么吃香。弗雷迪无礼地建议我们，家里的这些女士们在台上穿高跟鞋！我们全都表示抗议，母亲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共鸣。“孩子们可不是穿着高跟鞋长大的，她们穿上高跟鞋连路都不会走。我们的鞋子是我们民族服装的一部分。而且，高跟鞋对脚也有害处！”这就是她的论点。弗雷迪放弃了。我们得以在舞台上穿着自己的鞋子。　　　　
　　　　　　弗雷迪的下一条要求有关我们在舞台上的外表。我们的裙子很好，可脸却太苍白了。弗雷迪说服我们需要化妆，于是我们在上台前施了点薄薄的脂粉。他对我们组合里的男士们的行头没一点意见。　　　　
　　　　　　在我们的脑子里，他的最后一个要求最奇怪。他要我们在舞台上微笑！太荒谬了，我们认为。我们在整个西欧举行音乐会，根本就没有在台上笑过一点点——那可是在一流音乐厅举行的长达两个小时的音乐会啊。我们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没有微笑过，却也赢得了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弗雷迪还有话要说。他认为我们的音乐会过于冗长，过于严肃，缺乏和观众的交流。他告诉我们，美国观众想要“轻松快乐的音乐”。　　　　
　　　　　　是否按照弗雷迪的要求改变风格全在我们自己。瓦斯纳神父去了纽约的音乐图书馆，为我们的音乐会查找“更轻松、更快乐的音乐”。我很高兴弗雷迪没发现我们懂得很多奥地利民间舞蹈。否则，他还会要求我们在舞台上跳舞的。　　　　
　　　　　　弗雷迪满意了我们做出的所有这些改变，我们也保证会试着微笑之后，他为我们特拉普家庭演唱组预约了一次长达8个月、共有107场音乐会的巡回演出。我们再一次坐上写着我们名字的蓝色巴士。在新的经纪人安排下，鲁迪成了我们的司机。　　　　
　　　　　　音乐会旺季从10月份到圣诞节，再从1月份到复活节后。弗雷迪·尚为我们向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各地那些名叫社区音乐会协会的团体预约了表演活动，我们就在全美和加拿大举办音乐会。我们在大城市最为堂皇的音乐厅表演，诸如波士顿的乔丹音乐厅、芝加哥的管弦乐馆、底特律的共济会礼堂和纽约市的市政厅等等。我们也在小一点的城市唱歌，那里的人们渴望着音乐。举行那样的音乐会时，我们在高中礼堂、电影院、教堂和高等学院里表演。在华盛顿特区，我们在露天圆形剧场对着成千上万的人群歌唱。　　　　
　　　　　　从一开始，美国的观众就欣赏我们的音乐会，会在表演结束之后向我们致意，或写信表示祝贺。在大大小小的城市、村镇，乐评人给了我们最为宽宏的评价。下面几段话摘自1940年中期的一本纪念小册子，其中并没有注明日期和出版物的名称：　　　　
　　　　　　你很难想象会有比特拉普一家的歌唱更为动人的歌声。他们和谐、宁静、直白，配合得完全天衣无缝。他们并没有片面追求剧场的煽情或和声的效果。他们演绎音乐，那词儿真挚得有如念诵上帝的祈祷一般。　　　　
　　　　　　纽约市，纽约　　　　
　　　　　　特拉普一家的表演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一场音乐的历险，却交杂着对人性的探索。它从音乐开始，从以正直诚实为第一要务的音乐家素养入手。然后，音乐家本人才具有了超凡的吸引力。　　　　
　　　　　　托莱多，俄亥俄　　　　
　　　　　　音乐的美被纯净如长笛的歌喉重新创造，它带着你远离尘世的喜怒哀乐。仿佛天使般的安杰利科兄弟（Fra　Angelico　angels）活了。　　　　
　　　　　　路易斯维尔，肯塔基　　　　
　　　　　　那家人结束歌唱，观众仍旧沉醉不醒，足足30秒的静寂，才爆发出一片掌声……然后，大厅里满是雷鸣般的喝彩。　　　　
　　　　　　休斯顿，得克萨斯　　　　
　　　　　　他们拥有一种对物质的感觉，一种艺人对自身技艺的自豪，一种深邃的音乐家素养：在艺术家的感觉里，对音乐的感受近乎纺工、绣工的感受——一种创造的欲望，使用自己劳动的物料做出最为精美的织物。这就是他们所作的事情。　　　　
　　　　　　圣路易斯，密苏里　　　　
　　　　　　巡演的一天通常从早晨九点自旅馆出发开始。我们经常在一天中要坐巴士行进数百英里。途中，我们注意到鲁迪在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停车。他继续驾车，差不多要整整一个钟头，这让我们太痛苦了！不过，他对我们这一队从奥地利初来乍到的新移民非常有帮助。鲁迪不像塔勒里先生那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圆滑，可那时候，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确实了解了更多。　　　　
　　　　　　鲁迪脾气很好，是个有经验的司机。但有时候，他的驾驶技术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在我们去拉什莫尔山的路上，鲁迪不确信自己能开车爬上狭窄弯曲的山路，可他愿意试一试。他越开越高，一直来到一条隧道前，可巴士却太高了，没法通过，他不能继续往前开了。爸爸叫我们下车，鲁迪沿着窄路倒车到能掉过车头的地方。我们再次上车，他开车载我们回到小镇，找了出租车带我们走回去往那个著名地点的正途。我们经过一番周折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四位总统的雕像却笼罩在浓浓的雾气中。我们根本看不见巨大石像的一丝细节。我们默默地站着，有点失望，千辛万苦到达这个国家纪念地，可总统们却藏起了他们的脸庞。我们进行了简短的祷告。　　　　
　　　　　　紧接着，我们惊奇地看到大雾突然散开了，所有的总统雕像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仿佛拉开了一幅大幕。太阳出来了，直射雕像。我们似乎置身在一个以巨大的岩石和广袤的松林为布景的露天剧场上演的一场戏剧之中。我们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完全沉浸其中。慢慢的，大幕拉上，四位总统又消失在缭绕的雾气中。为到达那里而付出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同时，鲁迪在山脚下的巴士里打了个小盹，并宣布再也不尝试自己不确定的事情了。　　　　
　　　　　　另一次历险是在密苏里州，那里地形平坦，道路又长又直。高速路沿线加油站很少，所以鲁迪尽可能把车开得快些。道路经过平整，可如果撞到了路的软裆也是很惨的。一天，我们就撞上了！巴士突然就下了路面，停在了密苏里又厚又粘的烂泥里。我们的巴士深深地陷进路边的泥地里。鲁迪气得发疯。他踏住油门，整辆车从右面摇晃着侧到左边，像一艘船在疾风劲浪的大海上颠簸。我们脸色苍白地坐在那儿。没有人说话，可都担心鲁迪是否能把巴士从烂泥里拉出来。我们紧张了好一段时间，简直漫长得像是要永恒了，巴士终于回到路上，真是太感谢我们出色的司机师傅了。每个人都如释重负，长吁一声。　　　　
　　　　　　我们第一次陷进密苏里烂泥之后没多久，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可这次，鲁迪没能把巴士挪动一英寸。它在烂泥里陷得太深了。一位好心的农民带着一队强健的做农活的马儿救了我们。他很可能也救过我们之前的其他车辆。我想，这也许就是密苏里生活的一部分吧。　　　　
　　　　　　巡回演出的早期，我们还面临着其他挑战。我们不得不极端节俭，当我们在餐馆和其他便宜的吃食店停下的时候，每个人只能花25美分午餐，35美分晚餐而已。如果音乐会的下一站路途遥远，那我们就没时间午歇就餐，只能在巴士上吃“米茨的饭菜”。这是妹妹玛丽亚去购买、准备并伺候大家享用的午饭，而她的小名就叫米茨。全家人都为这种无私的奉献而永远感谢她！　　　　
　　　　　　我们通常在下午五点到达旅馆。我们办好入住手续，然后进房间。每件事都安排得很妥当，各人的室友也都是定好的。然后，我们在旅馆的餐厅或附近更加经济的自助餐馆吃晚饭。晚饭后，司机带着音乐会的装备和家里的两个人去音乐厅。乐器在那里开包：小型拨弦古钢琴、雷高德和沃纳的古大提琴。它们需要在演奏前与室温达到一致。两套演出服都拿出来熨烫好。然后，家里的其他人到了。我们穿戴整齐，涂上胭脂，准备上台。　　　　
　　　　　　后台听得见观众窃窃私语，像大海的轰鸣一般。灯光调暗，大幕拉开，瓦斯纳神父给我们一个信号——安静。所谓你听得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音乐会的第一部分包括圣乐、牧歌和雷高德演奏，我们穿着白色的长裙、黑色的马甲，男士们则穿黑色套装。接着中场休息，我们换上奥地利乡间在礼拜天和节日穿戴的典型服饰。音乐会的这个部分通常包括奥地利歌曲和特有唱腔，以及很多地方的民歌。我们在演出中加进一些当地最受欢迎的曲目。所以在美国，我们学会乐像《牧场是我家》和《我的肯塔基老家》之类的歌曲。当地的经纪人通常在音乐会前一晚把民歌拿给我们，要求我们进行演唱。在不同的地方，这些曲目会使用外文，而且只有一行主旋律。瓦斯纳神父得把歌分成若干部分便于我们演唱，而我们得在一天时间里用心学会外文、歌词和曲调。这样，我们的节目极大地丰富起来。　　　　
　　　　　　节目的另一个补充意外地出现在我们在纽约市政厅举行的圣诞音乐会上。约翰内斯那时快四岁了，母亲介绍家庭成员的时候，他也和我们一起站在台上。当母亲说“这是约翰内斯”时，他转头对她说：“母亲，我也要唱歌。”母亲有点窘迫又确实很惊奇，说道：“可是，约翰内斯，你知道自己会唱哪首歌吗？”“哦，知道，”他清清楚楚地大声说——“《麦老先生有个农场》。”母亲回答：“好吧，那么，上前一步，唱吧。”整座市政厅回荡着他的“小鸡小鸡在这儿，小鸡小鸡在那儿”。他知道农场里的每一种动物，而且让观众高兴的是，他唱全了所有的歌词。最后，他唱完了“猪啊呼噜噜，呼噜，呼噜噜”，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约翰内斯不明白这是表示欣赏，吓坏了，匆匆忙忙离开舞台。在后台，他对罗斯玛丽宣布如果母亲再要他唱歌，他可不干了。罗斯玛丽没把他的话当真，也没把他在这件事上的强烈感情告知母亲。　　　　
　　　　　　我们的下一场音乐会安排在波士顿的乔丹音乐厅。母亲又要逐一介绍家庭成员了。她很高兴约翰内斯的独唱在纽约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