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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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在傍晚赶路，我就会被眼前一排排红色制动信号灯和对面方向车道上扑面而来的白光迷住。我不禁猜想古代的罗马战士要是能回来看到高速路上这似乎无穷无尽的灯光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景象不会让他颤抖不止吧？对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这景象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可我始终都对晚间美利坚合众国高速路上的车流心怀敬畏之情。
母亲总是能看到要照相的有趣东西，不停地要求塔勒里先生“在当时当地”停车。他便会说出他最爱说的话了——“特拉普夫人，我来告诉你吧：我不能停在这儿！”——接着，他教导她在以时速60英里行驶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见不着的景象。我们穿越美国途中，注意到路边有一排安装在柱子顶上的盒子，就询问塔勒里。他说：“那是邮箱。邮递员沿着高速路一路行过来，在邮箱前停下，把邮件放进去。方便，是吧？”
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我们穿过了沙漠——那片生长着著名的巨型仙人掌的土地。我们从没有见过，甚至从没有听说过这种非同凡响的植物。母亲瞧见了一棵特别健硕的巨型仙人掌，要求塔勒里停车。她要拍照。当然啦，我们也都想看看这不寻常的事物，感觉自己好像被送回了恐龙的时代。我们注意到那些巨大的枝干上有许多小洞，鸟儿在里面筑起了小窝。我们面前的整个地区到处是仙人掌鸟巢。
只要不赶时间，塔勒里先生就开车送我们去景点观光，特别是正好顺路的时候。比如天然桥，世界上的一大奇迹，正座落在我们去弗吉尼亚开音乐会要经过的路上。即使是塔勒里先生，也同意我们一定要去看看。我们停了车，步行走下峡谷，千万年前河流在那里形成。在谷底，我们找到了为游人准备的椅子，那儿听得见某个“看不见”的机器里正播放着轻柔的音乐，像“Carry Me Back to Old Virginny”、《我的肯塔基老家》和其他最受欢迎的曲目。我们抬起头便可看到天然桥奇妙的桥拱，汽车在上面的高速路上来来往往。
第五章我们来到美国（2）
我们再往南去，便穿过落羽杉沼泽。那里，有着超大型主根的古老树木直接从水里长出来，长长的铁兰从枝丫上拉拉挂挂地垂下。有一次，当巴士在某个这种池塘样的地方停下来给大家用午饭的时候，爸爸和沃纳不愿放过机会要去划船。水边停着一艘老旧的划艇，正“要求”着人们带它深入落羽杉池塘。让人吃惊的是，艇上还留着一支短桨呢。如果爸爸不能拥有大海，那么即使是一个落羽杉生长的池塘也能满足他记忆深处的渴望。一位以航海为业的船长永远向往着大海的怀抱。
我们继续在漫长的高速路上行进，经过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在其中的某个州，我们看到了最奇怪的事物。高速路的左右两边间隔着竖立着标牌，行车的人经过，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的字句。有一句是这样写的：“鲜花盛开，绿草滋长，去年醉酒的司机在何方！缅甸剃刀。”
另一条在高速路上绵延不绝的信息更让我们惊愕不已，上面写着“耶稣拯救我们”。我们没法理解怎么有人可以把这些只能在教堂内使用的神圣字句放在马路边上。又是塔勒里先生告诉我们答案。“在南方，”他说，“基督徒相信要和（unsuspecting）司机们分享自己的信仰。他们觉得这句话值得开车的人琢磨。再说，这是个自由国家，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想说话的时候，在自己想说话的地点，说自己想说的话。”
高速路边站着的超大型牛奶瓶也让我们吃惊不小。塔勒里先生不得不停车，再开回去，让母亲给它拍照。多好的创意！母亲去拍照，我也拿出速写本，用墨水和笔让这个在我眼中恐怖且难看的东西永垂不朽。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巨型牛奶瓶的大小，还有放置者的胆大妄为。想想看，用这么一个恶劣的东西毁了美丽的风景。瓶子上部写着广告，“想要就有的奶油——俄亥俄克洛弗代尔金泽西牛奶——托莱多 成长的辅助！”虽然高速路沿线还有其他东西让我们困惑——比如没有砍去的死树，高速路沿线大块的枯木和无人采摘的苹果——可没哪样比那巨大的牛奶瓶更触目惊心。
对于那些枯木块，我想，美国人怎么不在乎这些东西呢？在奥地利，穷苦的老奶奶享有去树林里捡枯木块的优先权。他们捡起每一根小树枝，捆好，带回家留作冬天的柴火，或者当作燃料出售。美国人为什么要浪费这些上好的柴火和成熟的果实呢？
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浪费，而塔勒里先生对此也有答案：“我来告诉你们吧。这是个广阔的大陆，没那么多人去清理整片土地。再说，谁又要枯木头，要树下的酸苹果呢？况且，满地都是这些东西，价钱还值不上把它们统统弄走的花销呢。”
又上了一课！这儿不是奥地利，这是另一块大陆。这是美国，这里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行事！塔勒里先生是个堂正大度的人，只要可能总是乐于帮人一把。我想他喜欢我们，我们爱他，怀念他。
我们的第一次巡回演出相当艰难。不说其他，1938年12月的一场演出节目一般就要包括：泰勒曼的“Trio Sonata for Two Recorders in F and Figured Bass”、韩德尔的《C大调幻想曲》、普雷托里乌斯的“Es ist ein Ros entsprungen”和莫扎特的《圣母颂》。即便我们在睡梦中都能记熟这些曲目，可还是担心美国观众会不喜欢我们的音乐会。观众们听得非常专心。但是在一个乡村小镇，掌声却没有打破鸦雀无声的状态。我们觉得他们不喜欢我们的表演，直到当地的经理人解释说：“他们不懂音乐会的规矩。”
母亲怀孕了，这一直是个秘密。我们每天都担心宝宝会过早地出来。巴士的颠簸，夜间驶过旅馆旁铁轨的机车的轰鸣，足够让全家心惊胆战了。母亲能平安过夜吗？我们也关注着正在整修的路面上的坑洞和大石块。尽管全家人一个劲地祈祷上帝保佑母亲和新宝宝，可还是免不了担心。
圣诞节的时候，查理·瓦格纳失望地发觉了将要出世的宝宝。他取消了剩下的音乐会。我们没了收入，没了住所，还有三个月我们的美国签证也要过期了。
在这个尴尬的处境中，奥托·阿尔布雷克特教授，曾在费城的艺术博物馆听过我们音乐会的一位音乐爱好者，前来解救我们。他四处寻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日耳曼敦找到了一所我们可以租赁的小房子。1939年1月中旬，约翰内斯出生，我们高兴地松了一口气。
母亲曾经向上帝起誓，如果新宝宝健康平安降生，那她要到着他或她去意大利圣乔根附近的神殿，那个我们曾经等待第一次赴美的地方谢恩。现在，她要实践自己的诺言。
1939年3月4日，我们的签证过期。我们登上了法国邮轮诺曼底号。这是可以想象的最最奢华精美的轮船，也是3月4日唯一一艘驶往欧洲并能在经济舱容纳我们一大家子人的轮船。船太大了，我们找自己船舱都会走迷了路。我们得到一张通行证，可以在巨大的邮轮上到处行走。船长还在旅途中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特别演出。
我们的第一场音乐会安排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于3月12日举行。我们的时间并不充裕，可还是赶上了。那个春天，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演出。那里的人们非常友好，令人鼓舞。我仍旧记得哥本哈根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她见我们抱着小宝宝约翰内斯到处跑，一定坚持借给我们一辆可爱的童车。
6月，我们动身去荷兰。在那里，KLM航空公司的总裁门顿先生和他的夫人邀请我们住在他们专为客人们预备的房子里，那儿紧挨着他们漂亮的家，并为他们的朋友和熟人安排了一场私人音乐会。几天之后，他让我们搬到丘陵中一处温馨的小木屋，那是他们的避暑别墅。那几个星期相当美妙，我们共同承担家务，练习音乐会的曲目，然后就有自由去干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画了一些家里人做家务的速写，还涂抹了丘陵的风景。
因为难民只被允许在尚未占领的国家待上几个星期，7月份我们就得继续搬家，于是我们分散行动。瓦斯纳神父和鲁珀特没回奥地利，在阿尔萨斯—洛林的一个法国小镇等候。爸爸和母亲带着小宝宝约翰内斯回到意大利圣乔根，去我们以前度夏的小旅馆后面山上的小神殿还愿。沃纳和女孩子们回奥地利，和亲戚们住一阵，妈妈的两个表亲接纳了我们。
7月份没有安排音乐会演出，我决定骑自行车去拜访妈妈的其他几位亲戚，他们正在某个高山湖泊边的夏日别墅度假。我曾听说当地景色秀丽，想亲眼见识一下。一路上，我可以像在斯堪的纳维亚那样速写乡村的风景。景色美得超乎我的想象，我把速写本画得满满当当，而且至今还保留着呢。第一天天色渐暗的时候，我在一家乡村小旅馆停下过夜。我注意到自己需要一套干净的床单，于是挣扎着克服腼腆提出要求，主人支支吾吾地道了歉，换上新的床单。
第二天，我跨上自行车再次出发，在某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车子的轮胎瘪了。我推着车爬上小山坡，揣度着自己是否能走完余下的路程，这时一位骑车的老农停下来问需不需要帮忙。“是啊，我的轮胎瘪掉了。你能告诉我哪里有修车吗？”他说自己身上带着修轮胎的工具。没花多久，我的车胎就像新的一样好用了。我谢过他，正打算上路的时候，他邀请我在他家过夜。我礼貌地拒绝了，告诉他自己想在天黑前到达亲戚家。
我终于到了亲戚家，两位年老的女士迎接了我，她们见到我很吃惊。她们不是我记得的亲戚，于是我进行了自我介绍，她们邀我留宿，可并不怎么友好。她们似乎不情愿和我一起分享食物，特别是黄油。第二天一早，她们要我去照看她们的两个孙儿。我感觉得出来，自己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不请自来。我竟然从没想过要事前写信看看此时拜访是否合适！我们一直生活在大家庭里，长辈们为我们安排一切。我从没有意识到要自己做好准备工作。我只是想，亲戚们会很高兴见到我。如果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又会怎么样呢？
既然我觉得自己在这儿不受欢迎，就决定第二天离开，不过还是花时间速写了座落在一块陡峭的岩石脚下的房屋。两个农民小孩跑来看我正在做什么，要求我给他们画像。我高兴地依从了，男孩子很喜欢他们的肖像。回去的路上，我又画满了另一个速写本。尽管两位女士对我的态度不好，可那次旅行在我的记忆中仍旧非常美好。35年之后，我把这次旅行中的一些速写画成了水彩画，在马里兰州赖斯特敦的一家画廊展出。
第五章我们来到美国（3）
全家人原定7月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会面；感谢上帝，我们又聚到了一起。我们在瑞典的前经纪人为我们在那儿安排了一些音乐会，并在瑞典南部的一个小岛上找了一个地方给我们居住。我们住在小木屋里，那里原先应是农场吧，正中的房子是专为客人们预备的食堂。那时节，所有的果树都果实累累。有些年头的树上长着樱桃、苹果和梨子。还有草莓、越橘和蓝莓——都同时成熟了，随时可以采摘。
这成了我们度过的最快乐的一个夏天。爸爸不知如何弄来了折叠舟，就是我们在韦鲁达岛上用的那两艘，启航上岛。我们驾着小舟在湖上游玩，可也不得不准时回去彩排。爸爸还为我们租了自行车，这样我们就能骑车环游小岛，发现古代维京人留下的、尚未被触摸过的有趣遗迹了。在那儿，我又有了画速写的时间。
在主屋里，我们收听电台的国际新闻广播。一天，我们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希特勒将闪电战指向了波兰。从那以后，我们家至少有一位成员一直在收听电台。海德薇格还切实地将这些新闻广播作了日志。我们的瑞典经纪人神经紧张，担心自己要参军，于是取消了已经安排好的几场音乐会。我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在挪威的卡尔斯克鲁纳举行，然后我们又将横越大洋，在查理·瓦格纳的安排下开始第二次美国巡演。
在我们举行过音乐会的所有欧洲国家，我们的演出都是两个小时，再加上一个中场休息。我们唱严肃的圣乐：在表演的前半部分用英语、意大利语、德语演唱15、16、17世纪的牧歌；第二部分则由民歌组成。观众的反应让人不知所措——全体起立欢呼鼓掌，人们在音乐会结束后纷纷涌向到后台，向我们诉说有多么喜欢我们的演出。乐评都是由懂音乐的人撰写，他们写的也出乎我们意料。他们甚至不放过极小的细节来赞扬我们的表演。现在，60多年过去了，我仍旧对当年在报纸上撰文的乐评人给予我们的高度肯定感到不知所措。这些评论在各个国家都无一例外得出色：奥地利、法国、比利时、瑞典和挪威。
我们的一场演出是在某个瑞典小镇的一所13世纪的教堂举行的，演出结束后我们正要离去，本堂牧师走出教堂，拥抱瓦斯纳神父。他噙着泪花，为刚才听到的优美音乐向他表示感谢。
我们在奥斯陆乘坐贝延斯弗德号启程，那是一艘军舰，被改装成民用客船，是最有一艘离开挪威带难民前往美国的船只。虽然查理·瓦格纳买船票去迟了，可我们还是幸运地拿到了船最底层的甲板上的最后几个铺位。这意味着旅途比较平稳，因为下层甲板颠簸最小。铺位正好足够我们一家人，还有一张给瓦斯纳神父，一张给玛丽亚以前的同学玛尔塔，她要照顾小宝宝约翰内斯。
旅途一路无事，1939年10月7日，我们到达纽约港，一位海关官员却对母亲无心的一句话产生了怀疑，她对他说想永远留在美国。鲁珀特获许离船，因为他拿的是移民签证。可我们其他人只有为期6个月的旅行签证，被带到了埃利斯岛。那时候，纽约港仍旧有拘留外国人的大型设施。海关官员登上从国外驶来的船只，扣押一些可疑的人员，再把他们带上埃利斯岛。证件要仔细查验，人品也要进行评估。现场有一名医生，将健康人和病人分离开来，并检查有无传染性疾病。这些官员责任重大，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他们同罪犯和骗子打交道，对新到的人带有一种苛刻、严厉而又专业的态度。他们用一连串直接的、出乎人意料的问题向新到的人开火。如果你的回答不能让他们满意，那么他们就有权拘禁你。
当母亲暗示她想永远留在美国，我们全家在海关官员的眼里就成了可疑分子。于是，他们验查我们的证件，我们也就此在埃利斯岛上羁留了几天。这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从内部见识过拘留所的人来说，真是个不寻常的经历。
我们被带进一条狭窄的走廊，那地方看上去要好好打扫再粉刷一下了。事实上，这地方整个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