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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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1N点1N中1N文1N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2：00 本章字数：1166）
——兼答西乌拉帕
西乌拉帕兄在《李昌平为什么失败》一文中对比了棋盘乡和写谢安乡以及李、张二人不同的命运。应该说，西的分析我基本是同意的。农民改变自己命运，必须依靠自己而不是企求有人“施仁政”，“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农民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创造。
但是如果我们再作深层次的分析，就会觉得李昌平的悲剧是普遍而必然的，张德安的成功是个案，很难推广。不是没有推广的典型性，而是不能大力推广。
毛泽东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说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充当着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正是发动了农民，党才取得了政权。在长达50多年的执政过程中，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有过60年代初大批人饿死和文革的悲剧，但至少在执政的理论上党总是代表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利益，“三个代表”所说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70％的农民的利益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是源于这样的理论。
基于对执政党理念的理解，李昌平上书高层，然后一级一级政府、党委重视，以求解决包括棋盘乡在内的农村问题，显然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嘛！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当然和封建社会的“包青天”是本质不一样的。至于李昌平痛走他乡，棋盘乡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也好解释：这是极少数干部和少数政府没有切实落实中央政策，这是局部和全部区别。虽然这种解释有些苍白，但我们只能这样解释。
李昌平的想法合乎传统的想法。既然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权力从广大人民委托到执政党，然后一级级权力再往下委托，中央到省，省到市、市到县，县到乡。被委托者自然要向委托人负责，就象当年替王朝守牧一方的地方大员向上负责一样。而真正的委托人——人民，往往被虚置了。
张德安的做法很符合朴素的民主理念，权力是自然的一级级从下往上委托。乡农民受到不平等待遇，自然可以团结起来，争取合法权利。而且这种争取有合法的东西做支撑。因为中央的一切文件、国家的一切法律在文本上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只要不否定这些，就能有理有据有节进行争取。
但是，西兄，试想谢安乡这种做法推广会发生什么？岂不是怀疑党的执政合法性吗？怀疑党和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吗？党之所以永远伟大、正确、光荣，是因为我们的党自始至终在前进的路上能主动纠正错误，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上书高层，不是封建时代盼望“施仁政”，而是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这二者看起来一致，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呵呵。
这就是李的还能在内地广为炒作，而张的做法“墙内开花墙外香”原因。屈原虽然愤而作离骚，但他一天都忘不了楚国的命运，杜甫穷困潦倒，“每饭不忘君”，后人视为楷模。
好书尽在cmfu
关天茶舍 农民进城命若鸡？——我对收容的认识
（起1O点1O中1O文1O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2：00 本章字数：2801）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若鸡。”两句诗出自苏东坡的一首七律。他在“乌台诗案”发生后，被押进大牢，和死囚关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要上断头台了，写了两首托孤给弟弟苏辙的诗。豁达如东坡，当时不知道明天能否见到太阳，也有这般“命若鸡”的恐惧感。
东坡是因为惹翻了当朝大老，才有如此之祸。然后许多来到城里，只想老老实实卖苦力挣一碗饭吃的农民，他们时时都有“命若鸡”的感觉，“五一”、“十一”重大节日不敢出去，热闹的地方不敢去，生怕被抓住，然后遣送回家，然后让家里用钱来赎。
我前年房子装修时，4个山东来的民工给我干活，居委会的老太太来检查，要他们出示暂住证，两个暂住证过期的连忙从消防口串到楼顶，飞也似的跑了，另外两个有暂住证的没走。老太太要没收这两人的赞助证，直到他把另外跑掉的两人叫回来才还给他。刚从山西来我家的老丈人前来说情。居委会老太太一听山西口音，命令我老丈人一并去办暂住证。
回来后我听说此事，非常生气。跑到居委会和他们吵了一架：妈的，老爷子来北京看女儿女婿，要去办暂住证，真扯淡。而且居委会有什么执法权？敢没收别人的暂住证。作为居民的自治机构，居委会和居民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看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看到来者非善茬，一问单位，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于是把暂住证给退了，我老丈人办暂住证的事也不提了。
后来我想，如果他们面对的不是“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的人，那会怎样？如果那两个从楼顶上逃走的民工摔死后怎么办？
北京的警方抓住没有暂住证的，（或者将人的暂住证当场撕掉，说：“你的暂住证在哪？”）先关在昌平区七里渠，然后再遣送回乡，让家里拿钱赎。一旦到了当地警方手里，赎的钱就更多了，因为“成本”更高。所以一旦有人抓进去了，往往找北京能说上话的老乡、亲戚从七里渠收容所保出来。我多次受老乡之托，去七里渠收容所领过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泪水，常常浸染着我被城市打磨了许多年的心。
一次陪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北京工作，在最后和北京政府高层交流意见时，有代表义愤填膺地痛斥北京对外地人收容的不人道。相关政府人士顾左右而言他。只说，全国都是这样做的，如广东等等。
收容政策的不合法，其实包括执行者在内也心知肚明。有一次我和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兄弟在一起吃饭，我说你们收容遣送，先不讨论是否违法。就是在同一样政策下，你们都是看人下饭。比如长虹的老总倪润峰，他的户籍在四川绵阳，来北京在五星级宾馆住2、3个月，按你们的规定，应该去办暂住证。但他不可能去办，你们也不可能去遣送他。而同样一个绵阳农民，他和倪润峰一样是来北京的绵阳人，如果不办暂住证，你们查出来肯定遣送。这哥们说，这道理谁都懂，可上头要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收容政策不仅违宪，也违背立法法。立法法实施已经三年多了。按道理说，一旦立法法实施，一切和上位法及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应当自动废止，或者立即修改。
收容办法本来是针对那些无家可归、不能自食其力的流量者、乞丐、精神病患者、找不到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是一项救济政策，然而它现在正好走向救济的反面。当收容对象扩大到来城市未办暂住证的外乡人时，就成了捞钱的工具。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不给人任何申请行政复议的机会，不提供任何申诉、救济的渠道，就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不是违宪是什么？
去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务院开始清理和世贸原则以及宪法有冲突的行政法规。我找到一位在国务院法制办干这项工作的朋友，问他92年出台的收容暂行规定，是否在清理之列。他说这个东西是国办转发两部委的文件，根本不是行政法规，暂时还不在清理之列。
当从法律上、制度上不能给公民提供保护时，看起来弱者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强势与弱势是相对的，谁都不能有绝对的安全感，谁都可能成为一项违背公正人权政策的受害者。过去的大臣，今天还位列三公，明天就可能被抄家、腰斩，他和草民的命运没有本质的不一样。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手握一本宪法，依然保护不了自己。
去年《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评论中写道：“城市不可能独立于农村独自享受现代文明，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诚哉斯言。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富裕还是贫困，是城里还是乡村的，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包括那些遣送过或者正在遣送进程农民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来关注这个问题，平等地、理性地对待农民兄弟。社会群体的对立、城乡的分割是很可怕的。
一位在一家饮料厂打工的民工（我用“民工”这个词，援用习惯叫法，无歧视之意。严格应该叫“进城务工人员”）对我说，软饮料你千万别喝。我们在纸包装饮料封包前，常常往里面吐唾沫。谁叫城里人瞧不起我们。反正我们也不会花钱买这些饮料。
北京平安大道红绿灯可以由过马路的行人用手控制。夏天，一些民工并不过马路，而是在马路边乘凉。他们没事就按绿按钮，让空空的人行道变成绿灯，让汽车等着变灯，自己在一旁呵呵直乐。我为此问过他们：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不道德吗？一位进城青年振振有词说，城里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为什么要守他们的规矩？
你不尊重人家，而要人家老老实实守你们定下的规则，是不是太不现实了？去年青岛市人大会期间竟然有人提议案，要求为民工设立专门的“候车区”。我听了感觉悲哀。参政者如此素质，他难道不了解世界上人为隔绝族群带来的悲剧么？如果一个社会陷入这种相互憎恨、报复的循环中，谁能保证自己不成为受伤害者呢？
我曾经对一些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现在很多村当家的不是复员军人，就是去城市打过工的青年农民，因为他们见多识广。一些饱受歧视、遭尽白眼的村长对城市人、对上面政府机关的人，有着非常大的敌视情绪。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自治机构再多一些这样的当家人，我们的国家会怎样？
胡鞍钢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要善待进城农民，就像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进城农民的根本出路就是成为市民。胡鞍钢认为，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打破户籍壁垒，城市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农民。现在多达1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劳动、挣钱，但由于城市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敢在城市消费，一分钱都要攒下来，寄回农村建房子。流动的货币变成了农村固态的房屋，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起不到多大作用。如果他们能自然地被城市接纳，那么他们的一切生活、消费就会逐渐融入城市。中国的出路必须是城市化，减少农民的数量。6、70年代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劳动者。
想想，当今天欧盟国家之间，国民可以自由地流动，不用签证。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要办暂住证。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就象现在的新新人类问什么是布票一样，惊讶的问我们，什么是暂住证呀？
但愿这一天并不遥远。
好书尽在cmfu
关天茶舍 看电影的回忆
（起9Q点9Q中9Q文9Q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3：00 本章字数：2585）
看电影似乎离我现在的生活很遥远，但这三个字却能引出我许多温馨的回忆。
童年时，电影为我这个长在四壁青山中的孩子混沌的生活打开一扇窗口，洒下一缕阳光，使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是美好的，使幼小的心充满对文明、繁华的渴望。
电影留给我的第一次记忆却是“恐怖”的。大概是5岁左右，当时我的爷爷身体还好，带着我去看露天电影，自然看不懂内容，只记得一个人从远处向自己走来，越来越大，好像来抓自己似的，便大声对爷爷说：“快跑，那人来抓我们了。”逐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这种“恐怖”游戏。那时的农村，难得有一次电影。乡里的放映队轮流到各村放映，每一个月都难轮到我们村一次。
电影在大队小学的操场上放映，幕布架在两棵大樟树下。放映前的个把小时，孩子们就早早搬来板凳，占据有力地势。为了争夺“阵地”，打架总是难免的。后来的常常站在最后面的条登上，两个小时看来不觉疲倦。放电影的两个乡文化站的小伙子，在我们眼里，俨然是时髦的代名词，戴着军帽，衬衫和牙齿都非常白，有点不爱理人的傲气，村里的大姑娘没少给他们暗送秋波。放的片子，都是城里淘汰的、老掉牙的，如《海霞》、《闪闪的红星》以及三战（地雷站、地道站、南征北战）之类的电影。若干年后，在家偶尔看到中央电视台6频道放映78年以后一些国产名片时，如《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大桥下面》等等，妻子非常自豪的回忆起她在父母的带领下，去他们那个大军工厂电影院看这些片子的往事，在我这个乡下人的面前，不由得露出领导阶级的优越感，令我有些酸酸的感觉。
只要附近的村有电影，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肯定结伴前去。夏天的山路，走起来很惬意，打着赤脚，一溜小跑。其实还是那几部片子，但百看不厌。同样是《地雷战》，好像在东村看和在西村看的乐趣是不一样的。看完电影后，天已经乌黑了，我们把干枯的苎麻杆点燃，一路高歌，快快乐乐回家。只要看到外面的火光，听到外面的喧闹，妈妈就会把门打开，她知道，我们兄弟看电影回来了。
爷爷在我12岁时去世的，对他去世的记忆，也是和电影连在一起的。当时爷爷病了已经好久了，正好村里的一位叔叔生了个男孩。为了庆贺，请了电影队来放电影，我记得放的是赵丽蓉演的评剧《花为媒》，电影演到一半时，姐姐来找我和弟弟，说爷爷不行了。然后我们飞快地跑到爷爷床前，为他送终。去年我回家时，看到那个放电影庆贺出生的孩子，已经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从广东打工回来，恭恭敬敬地叫我“哥哥”。一刹那我便有种岁月流逝的沧桑感。
读中学后，看的电影就很少了。一是因为在镇上读书，看电影得买票，二是因为功课紧张。我只记得看《红高粱》时，是一个人去的，那种强烈的色彩、动感的电影语言，震撼了我。电影放完后，我走出影院，听到河对面喧闹，那边村庄有人家失火了。
高考前最后一场电影，是和少年青涩而有些甜蜜的、萌动的少年情感连在一起。我们都心无旁鹜准备高考。一个春天的夜晚，班上一个女孩邀请我去看电影。这个女孩有些波西米亚气质，喜欢不拘小节、特立独行。但是我觉察到她喜欢我，而我当时想的就是远远地离开故乡，去另外一个陌生的而充满诱惑的地方。那天看的电影是美国黑白片《鸳梦重温》，电影散后，我们走在县城街道上，路灯昏黄，法国梧桐的树叶在灯光下影影绰绰。突然下起小雨，她一把拉住我的手，我没有勇气、也许根本就不想松开。两人快到校门口时，被同班一些男孩看到了，他们在背后大声地唱当时很流行的、陈汝佳的歌：“夕阳下我们手牵手，黄昏中我们在走”，并伴以尖利的口哨声。几年过去后，起哄的人中间，有一个却成了这女孩的丈夫。我们再见面时，这女孩已经是一位非常现实的母亲，提起那天看电影的场景，她笑笑说：“记不得了，谁有你这样的记忆力。”
大学时，看电影自然离不开青春的梦想和爱情的苦乐。进校看的第一部片子是著名的《罗马假日》，纯洁美丽、有着东方女孩气质的奥黛丽。赫本在我心中，就是天使的化身，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