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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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我本来想写出来纪念我的爷爷，是很私人化的文字。但成文后，我觉得这段记忆也许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从这些记忆里，能窥见一些中国农民的苦难与追求。因此我拿到这里发表，虽然行文罗里罗唆，但我希望能为关心中国农村的朋友提供一些感性的东西。）
（一）
要分田了。
1982年秋天，晚稻刚刚收完。要分田的消息像风儿一样在西湾大队、甚至在整个红星公社流传。
那一年我11岁，11岁的少年已经开始关心很多事情了。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家为什么总是超支？为什么村头石伢子家的口粮比我家多？为什么队长那样神气？
我记得那个秋天空气特别的爽，过完重阳节，天还一点不冷，太阳暖暖的，我们细伢子们往年总是在这时把牛拴在树上，从堆在田头的稻草垛里偷几把枯草，捡一些干柴禾和树皮，烧一堆火，偷生产队红薯窖里的红薯，煨在灰烬里。等我们围着火嘻闹够了的时候，红薯便煨熟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心思玩这些游戏，因为我听说要分田了，这个消息让我有些迷茫，也有些兴奋。田分了，还有没有人民公社？田分了，会不会再会有地主老财？我记得学校老师常常给我们讲万恶的旧社会，恶霸地主霸占穷人的田，穷人只好卖儿卖女，我庆幸自己生在新社会，要不然也许被我娘卖给谁了。还有小学三年级时，就学习了小英雄刘文学为了保护生产队的辣椒，被反动地主给掐死的故事。一想，田分了，想做保护生产队辣椒的小英雄都做不成了。但我还是有着隐隐的兴奋。因为我发觉这些天我娘比以前高兴多了。
一个黄昏，太阳刚从西山落下去，西山的松林上染着好看的霞光。西边的天空还有变来变去的火烧云，一会像房屋，一会像奔马，一会又像队里的打谷机。我牵着替队里放养的小牛牯，走过对门小河的石板桥，快进村的时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我看见了仁老爹和满阿叔在说话。
我承认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关心“时事”的人，这个毛病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害我不浅。
这两个人是我们队里的厉害角色。仁老爹和我爷爷一辈，但年纪和我父亲差不多大。去朝鲜打过美国人，一条腿受伤瘸了。——这也是他一辈子很荣耀的事情，他是大队党支部的什么委员。他的儿子张文革创造了我们小学留级最多的纪录，比我大四岁，现在还和我一个班，常常抄我的作业。唯一可以吹嘘的是他的父亲打过美国鬼子。
仁老爹昂着头，腆着肚子，两手背在后面。这是他常有的姿势。满阿叔恭恭敬敬给他递一支纸烟——当时村里抽纸烟而不抽自己卷的“喇叭筒”的只有他们两个，细声细气地说：“仁叔，听说真的要分田啦？”
“哪个敢分？他穿铁裤子啦？有这样的胆子。”
“刘家村刘速发的大崽，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那个崽，说他当兵的那个省去年就把田分了。”
“分了，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62年不是也搞包产到户么？不是被批判是复辟么？共产党的田，谁能分给私人？再说，我们省是毛主席的故乡，毛主席的故乡都把田分了，还成什么体统！”
仁老爹 忿忿地说完这番话，拖着他那条著名的瘸腿，一拐一拐地走了。
（二）
就在仁老爹说完那番话的第四天，分田的传说成了真的了。公设派来两个干部，来到大队指导分田。
村子门口的大樟树下，一时又成了全生产队的新闻发布中心。
一个下午，我的父亲从县城回来了，父亲在县城供销公司工作，一年到头没有几次回家，家里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只有我娘一人挣工分，因此口粮常常不够吃，靠父亲拿钱给生产队，才能保证全生产对最低标准的口粮。仁老爹和满阿叔常常对我娘说：看在成旺（我父亲的名字）给生产队买肥料的份上，你们家年年超支，都没让你家饿着。
父亲提着人造革提包，往村里走来时，天快黑了。我正在大樟树下听成全叔等几个人正在数下聊天。看着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父亲，生产队第一庄稼能手成全叔，边蹲在数下抽着喇叭筒，一边大声地喊：“旺哥，回来啦，分田是得回家，大事呀。”
“爸，娘说你今天就会回来的。”我飞快地跑过去，帮父亲提着那个让队里人艳羡的提包。
“是呀是呀，是大事，不回来哪行？”父亲一边搭话一边给成全叔等人递纸烟。
“旺哥，这么多年，犁田钯田还会吗？你16岁就出去了吧。以后你们家的田谁种？”
“到哪座山唱哪支歌，反正婆娘孩子恶不死。”听了这话，父亲一脸高兴，拉着我回家了。
等着父亲回家的娘，已经杀了只鸭子炖上。娘在火塘边一边添柴，一边埋怨父亲应该早点回家。
“东村的孝杰，在省城上班，前天就回来了，就你沉得住气。”火苗映红了娘幸福的脸。
“不是还没有开始分么？用不着那样着急。勇伢，去叫你爷爷、伯爷下来吃饭。”父亲吩咐我。
每到父亲回家时，家里就会杀鸡或宰鸭，也就会叫爷爷、大伯一起来吃饭，这也是我童年最高兴的时候。
爷爷和伯爷一家住在村北面的老屋里，我们村子在半山腰，老屋的地势最高。爷爷不愿意搬家或者把老屋拆了，他总说老屋的风水好。
我飞也似的沿着232级石级跑到老屋，这些石级在我会数数的时候就数过好多遍。爷爷对伯爷说：“把昌文、昌武也带上。”昌文昌武是我两个堂兄，昌文结婚了，昌武已经对上对象了，但是还没有过门。
爷爷留着白胡子，常常右手柱着拐杖，左手拿着水烟筒，长长的脸，个子很高，十分威严，只有在孙子面前偶尔才露出笑容。
爷爷和伯爷及两个堂兄进我家时，桌子已经在堂屋里摆好，鸭肉热气腾腾地端上来。满屋被这杂着肉香的蒸气弥漫着。娘特意点燃了那盏过年才点的马灯，满堂屋亮堂堂的。爷爷在上席坐好后，对我娘说：“让昌俊、昌耀、昌明都上桌子坐。”昌俊13岁，是我哥哥，昌明8岁，是我弟弟，我们仨平时是没有资格上桌子的，只能和我娘、我姐站在一旁吃饭。
张家祖孙三代，8个男人把一张八仙桌正好坐满。喝完一杯米酒，吃完最爱吃的鸭屁股，爷爷清了清嗓子，咳了一声嗽。我和弟弟马上停止了吵闹。全家人都知道，这是爷爷即将训话的先兆，满屋子安静得，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只有马灯的灯芯在“滋滋”地烧着。
“我今年77岁了，已经见了第四代了，知足了，也没几天就要见张家祖宗去了。”
一听爷爷说这话，伯爷和爷娘以为有什么惹他生气了，娘连忙插话：“爷爷莫这样说，您老人家身子还硬板，活到90岁没问题。”
“莫打岔。”爷爷不看我娘，而看着他的几个孙子，继续说，“现在又要分田了，这可是我们张家的大事，今天要好好论论这事。”
“不是分田，报上说是实行联产责任承包制。”父亲提醒道。
“把田分给各家各户种，不是分田是什么？什么责任制，还不是一个事情？听人说，这回分田要继承祖业，解放前的田是谁的，就分给谁？”爷爷转过头来问右手边见过世面的父亲。
“好多人都这样说。”伯爷插话。
“不可能不可能，这是谣传。”父亲急忙说，“你想共产党把国民党赶走，怎么会让大家继承祖业呢？东村王如堂一家去了台湾，能让他们就从台湾回来继承没收的200多亩田么？上面的政策是按人头分田。”
“不管怎样分，按人头我们家也不吃亏，我们家人丁还算兴旺。昌武的亲事马上办，把对门河何家的妹崽快娶过来，好多一个人分田。有几丘田原来就是我家的，想办法分给我家。”说着话，爷爷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包，放在桌上。左三层、右三层地打开，露出一叠黄纸。
“爷爷这是什么呀？”昌明好奇地问。
“这是地契，你们太小了，莫见过这样东西。”
“天爷，您还留着这样的东西。”伯爷惊恐地睁大眼睛。
“我们家成分不高，怕谁抄家？”说着，爷爷从这叠黄纸中拿出一张， “这东西我在床板底下藏了三十多年，好在没有让虫吃了。这份契子买的是鲤鱼大丘，咯是我们家买的第一丘田，一共十石谷（湘南一种计算单位，大概6石谷合1亩）。”
“买这丘田是民国35年，打赢日本鬼子后第一年。”爷爷一下子就回到了过去，“买鲤鱼大丘花了30个银花饼（银元），这30个银花饼攒得苦呀。我们家世世代代给王如堂家当佃户，替他们家种田，田作得方圆几十里有名，可就是自家田无一丘，地无一垄。我和你们老爷爷不甘心呀。民国33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家有了从嘴里省出40个银花饼，一半埋在屋前的桂花树下，一半放在柜子里面。日本鬼子进屋枪东西，把那20个银花饼抢走了，你老爷爷好傻，手抓住银花饼不放，给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了，他好想不开，给那帮畜生还能讲么子理？可惜他死时才50岁，身体好得像牛牯一样，担得起百多斤的担子，走起来我都赶不上。死了后连副棺材都没有，兵荒马乱就随便埋了。”
讲到这里，爷爷混浊的眼里已满是泪水，这段惨痛的家史我们兄弟已经听过好些次，但这次爷爷讲得最仔细，
“我让日本鬼子抓出去做挑夫，一直跟他们队伍到了广西，快出国了，我找个机会，趁鬼子们睡觉时跑了。我放心不下你两兄弟和他们的奶奶。我得了一身疥疮，新做的一件棉衣也丢了，穿了身单衣逃了出来，一直往北走，总算回家了。”
“日本鬼子走了第二年，村里孝俭他爷爷抽鸦片烟，要卖鲤鱼大丘，价钱出得低，当时大家都没有钱。我把桂花树下的20个银花饼挖出来，再到他们奶奶娘家借了10个银花饼，买了鲤鱼大丘。第二年收成好呀，整整打了12石谷子。打禾时，成旺那年才4岁，成兴10岁了，帮着割禾。成旺在田边耍，没人管碰到石头尖上，你现在额头上那个疤就是这回磕上的，你大概记不得了。不管怎样，别的田分不回来还好说，鲤鱼大丘一定要回来。”
“爷爷，吃菜吃菜，莫光讲话。”娘提醒爷爷。
爷爷又喝了几口酒，脸有些红润，把那张地契递给我：“勇伢，这些子认得么？念念。”
小学五年级的我，认这些字当然不废功夫，哪怕是繁体字。我大声地从上往下念出来：“今有西湾村王淳安将鲤鱼大丘共10石谷田卖给同村张基程，张基程付银元30元。立此为据，永不反悔。卖方：王淳安；买方：张基升；中间人：王淳和。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初八。”上面还有爷爷盖的手印。
“不错不错，这字你都认得。”爷爷非常高兴地看着我，“我是睁眼瞎子，一个字认不得，成旺读完了中学。昌字辈五个孙子都识字，好呀。”
伯爷对爷爷说：“分田是把河谷里地好田搭配山上的梯田，每家每户抓阄，鲤鱼大丘能保证我们家分着吗？”
“分不着不会用更好的田换？别人肯定同意。”爷爷很不满地盯了伯爷一眼，转身对昌文昌武说：“你俩叔叔在县里工作，几个弟弟还在读书，婶娘一个人种田有困难，你俩兄弟在农忙时多帮忙，别让别人看笑话。”
“爷爷不用你讲，叔叔的田我们会帮忙。”
爸爸这时候提起了成全叔：“刚才回来时在大樟树下碰见成全，他阴阳怪气地问我会不会犁田钯田，田怎么作。我说我们家老婆孩子恶不死。”
“哼，”爸爸说完这事，爷爷非常生气：“成全那是眼红你。你们俩一起读书，你考上供销学校，他考上林业学校。后来61年林业学校解散了，他回家当了农民，而你在城里吃国家粮，雨天淋不到，晴天晒不到，他当然眼红。这就是命，眼红有什么用？在生产队时你每年拿钱给社里，他们才给最低标准的口粮，还像我们家欠他们多大人情，好像你们家是他们养活的，老讲风凉话。现在自家有田，能饿得死人吗？只能吃得更饱。”
后来听我爸说，快要解放前，大地主王如堂知道外面的形势，贱卖了许多田，不识字的爷爷以为捡了大便宜，又买了5、6亩地。土改时差点被划为富农，幸亏姑姑嫁给了土改工作队的一个干部，才划为贫农。
（三）
到了农历11月初，天渐渐变冷了，分田也如火如荼地开展。
在生产队队部里，早早就烧着木炭——反正队里这些木炭要分完，不如先烧着烤火，往年这时候肯定舍不得烧炭。旺旺的炭火边，仁老爹和满阿叔主持开了一个又一个会。他俩虽然不乐意，但也只能如此，用仁老爹的话说：“别人来分还不如自己来分更放心。”
先是分土（旱地）、分山林，然后才分水田。分田抓阄的那一个晚上，至今我记忆犹新。
生产队的晒谷坪就在我家前面，晒谷坪右边，矗立着一栋最气派的房子，——这是生产队的仓库和队部。此时粮食分得干干净净，大谷仓也拆成木板，也要全分光。
在队部原来堆红薯的大房间里，四盏马灯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两盆火烧得旺旺的，木炭“霹雳爬啦”地烧得欢。窗户也没有人再封塑料纸了，风嗖嗖地吹进来，孩子们也想靠近火盆取暖，但总被仁老爹训斥：“娃娃屁股上三把火，要烤么子火？一边去，别挡大人办事。”
队里112个人分120亩水田，人均1亩，剩下8亩做机动。所有的田分成好中差三类，如果一家分6亩地，这家必定好田2亩，一般的田2亩，在山上、灌溉不方便的田也2亩。三类田放在不同的竹筒里，让人抓阄。
抓阄开始了，小孩们也不闹腾了。
“李富贵，东头长丘，1亩2分。”主持抓阄的满阿叔大声吆喝。
“富贵，你运气好，这田是队里产量最高的。”
“张成和，岩边方丘归你抓了，9分田。”
“呸，我好悖时，这块老漏水的田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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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那份田绑在我家一起抓阄。我们家也没有抓着鲤鱼大丘，鲤鱼大丘像一条鲤鱼，在水里还没有浮出来。
伯爷家的5亩地也分了，仍然没有鲤鱼大丘。
现在轮到昌文哥抓阄了。他已经和伯爷分家单过，他家的田是单独分。
昌文抱着他的2岁儿子狗狗——大名李荣平。走到竹筒前，说：“我家狗狗是我们张家第一个荣字辈的，得让他来抓阄。”
狗狗睁着大大的黑眼珠，乌溜溜地看着竹筒里的纸团。昌文哥说：“崽呀，提爸爸抓一个。”
狗狗听话地伸出小手抓了个纸团，递给他爸。昌文将纸团又递给队长满阿叔。
满阿叔打开纸团，大声念道：“张昌文，鲤鱼大丘，1亩1分。”
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大家都听说我爷爷想要鲤鱼大丘的心思，甚至在队里放出风来，愿意用1亩3分地换这块田。
“天意，天意，真是天意。”兴奋的伯爷将狗狗抱过来，亲了一嘴：“我孙子的手是抓钱的手，命好，长大有出息。”一边吩咐我快去通报爷爷。
我便分快地跑到老屋。上气不接下气地在屋外喊道：“爷爷，爷爷，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