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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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吴强、肖岱等在作协接待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林培瑞
因而在暴风雨的面前有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人宁死不屈，有人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只要不因此而损害了别人，则不必厚非。根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
最难受而可怖的阶段是自己还没彻底被打翻在地的时候。明知已经被推到悬崖边缘，但只要你背后那只手还没继续再推一把，你就不知道这时是应该设法抓住点什么，还是干脆自己跳下去。与其处于这种状态，我觉得还不如运动一开始就被揪出来。大概由于吴强同志是来自部队的老干部，所以尽管每次运动他都被牵连进去，但除去“文化大革命”那次之外，每次都不是立遭灭顶，而是先在水中经历一番挣扎。他的这种尴尬情况我倒觉得很值得同情。陆星儿去年写过一篇题为《“上海男人”之一瞥》的散记，其中发出了上海（其实包括整个大陆）没有真正男子汉的感慨，读后令我沉思良久。试问，在一个被剥夺了独立人格、个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环境里，何来男子汉之有？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连当年文艺界领导人周扬，甚至铁骨铮铮的大元帅彭德怀都无法将自己的正确意见坚持到底。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怎么可能存在男子汉？因此，我们对那些没有伤害过别人的善良人的某些软弱表现，应该给予理解，不能求全责备。
吴强同志不但善良没有伤害过别人，而且每次都在重要关头坚持住了是非原则。他平时不拘小节，但遇到大事绝不糊涂，而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1954年在反高（岗）饶（漱石）联盟的学习会上，有人突然攻击夏衍同志“不要社会主义”，他挺身而出，予以驳斥。这是得罪人的事。1956年中央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他也属于最早站出来对党的“关门主义”的文艺政策提出意见的。历史证明他所讲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每次运动中他都为自己所讲过的话挨整，成为一名所谓的“老运动员”。有些“运动员”在有过一两次经验之后，就吸取了教训，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变得沉默、乖巧。他则不然，运动过后，雨过天晴，了无痕迹，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刚在“三反五反”中撤下职来时那样若无其事，仍然乐天，仍然兴致勃勃，仍然敢说敢讲，仍然不拘小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巴金前辈之外，上海作家协会的作家中，大概以他和柯灵同志受苦最多。他和柯灵同志坐过牢、被隔离过，他和巴老还分别被押到两所大学去接受“革命小将”的监督批斗。除人格受污辱之外，他还没少受皮肉之苦。到“文革”后期，五七干校结束，作家协会中少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人被送到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工厂劳动。在工厂里主要劳动是糊信封。被赶进这个工厂去的除我们作协几个人外，主要是京剧演员、胡琴师、歌唱演员等等，都是些痛快人。于是吴强同志一扫满脸阴霾，立即有说有笑和大家打成一片，糊信封变成了一种愉快的活动。
“文革”结束时，吴强同志已步入老年。他不像有些老人，一
味缅怀过去，一旦时来运转，就迫不及待地想方设法夺回失去的东西。他头脑清醒地和文艺界的有志之士一起总结教训。他坚决地批判“文化大革命”和一切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谬误的做法，哪怕其中有些做法他自己也曾参与。否定自己、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更困难的是还有人不容你承认错误。吴强同志特别让人敬服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坚持自认为正确的主张，不但毫不妥协，而且大声疾呼，据理力争。因此他触怒了一些人。这些人不断地企图扭转他、压服他。当吴强同志仍不肯让步时，他们甚至以造谣污蔑和恶毒的人身攻击的办法来伤害他。面对这种局面，他不但不屈服，而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地进行了反击。他发言时，神态沉着、从容不迫，真有一种“老将”风度。这种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人到老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越老越糊涂，其中有些人甚至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另一类则越老越清醒。他们阅事多且善于总结，过去的经验不但没有成为拖住他们继续前进的累赘，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出发点。此外，可能由于自知来日无多，所以表现得更加无所顾忌，对于自己的想法表达得更为坦率。一位由于不肯作无原则妥协而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同志曾说：不论我过去所表现的忍让和委曲求全，使得朋友们对我有什么意见，但我终于为自己划了一个很好的句号。这个句号非常重要。吴强同志一生磊落，而他在晚年为自己所划的句号就使他的形象更加完整而饱满。
尽管吴强同志参过军，尽管他长时间担任了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但他主要是一位作家。他对职位的升降浮沉非常看得开，不那么在意，他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作品。直至去世之前，他对写作都没失去信心。这大概也是当组织上以“让出编制”为理由动员他离休时，他立刻痛痛快快地办了离休手续的原因。离休并不妨碍他下围棋和写小说嘛。这几年他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埋头写作。他去世前不久还发了中篇小说《狭路相逢》，写的是陈老总和惠浴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他经历丰富，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还没来得及写出来。
我觉得吴强同志作为一位作家，他的长处仍表现在胸襟开阔、从不固步自封上。对他的创作成就进行全面评价，那是另外文章的任务。在这里我想讲的是他在写作上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和不断求新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于1949年之前的作品我是后来才读到的。我最早读到他的作品是《他高高地举起小马枪》和《养马的人》。我当时沉浸于苏联、俄罗斯文学中，对国内作品不感兴趣。当时我所在机关的宣传处处长王力（也就是后来“文革”中以“王、关、戚”闻名的那个王力）要我为《文艺月报》写一篇评《他高高地举起小马枪》的文章。这大概是《文艺月报》向他约稿，他转嫁给我的。当时我正好和王力同室办公，不好意思拒绝（“文革”之前，这种“领导”交办写文章的事是常有的。为了叶以群曾叫我写过一篇评《北国江南》电影的事，我还大吃过苦头）。我在那篇文章中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了，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我曾当面对他直言不讳地说过：您别把笔墨都用在写小马枪和马上面，您要集中写人呀！当时我年少气盛，口无遮拦，不懂得照顾别人情面，说话不留余地。但他一点也不气恼，还很认真地听了我这个“文学青年”的意见。到后来我真正踏入文坛之后，我才知道吴强同志的这种品质多么难能可贵。
真正奠定他在文学界地位的作品是《红日》。这是他经过长时期酝酿并花费了很长时间写成的。1956年写成后，他先将它打印分发给许多人征求意见。对文艺处的大小干部他也一视同仁，各发一册。我后来没有重新读过，根据那时的印象，这本书在当时的军事文学上有许多新的突破。在军事文学中，写到我军打败仗的经验，这是第一次；在一部作品中，从士兵、基层指战员一直写到军长，涉及如此众多层次的军事人员，这是第一次；正面表现敌我双方高级军事将领，这是第一次；写我军高级将领的感情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尽管在这方面写得不很成功），这是第一次；没有将敌方的高级将领处理成不堪一击的大草包，这是第一次；塑造出了一个可爱但有缺点的英雄人物（那个有勇无谋、打了胜仗又醉酒失态的连长石东根），这也是第一次，……他第一次冲破了军事文学中多年来的许多禁忌。文艺处大小干部读后都将自己意见直言相告。当时文艺处内不少同志对中外古典文学有较深造诣，比如著名影剧编导瞿白音的夫人田念萱，可以说是位酷评家。她对《红日》中有关爱情的描写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不足之处都直率地提出了自己意见。其后瞿白音同志将《红日》改编成电影剧本，听说在改编过程中瞿、吴二位争论热烈，常常欲罢不能，以至通宵达旦。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原作者与改编者不时发生的不愉快的情况，他们反而由此成了莫逆之交。这一友谊一直保持到瞿白音和田念萱先后谢世。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多年以来所形成的封闭、禁锢状态被打破了。新作家一批又一批陆续登场。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急遽变化，小说写作从结构、形式直到叙述方法都不断出新。面对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状态，吴强同志虽然主张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但他并不轻易否定其他的文学流派。对于某些采用各种西方现代派手法的作品，他都尽力地去理解，遇有他实在看不懂的作品，他不耻下问，向青年作家请教。对于他不赞成的那些写法，他主张通过讨论或在竞争中比高低，他反对对不理解或不赞成的东西采取排斥、打击、扼杀的办法。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流程中，取这种态度，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不说自明的。
1989年吴强和夫人尹卜甄在家里接待美国学者洪长泰
他去世前准备去美国探亲时，美国有两家大学得知后邀请他顺访演讲。他欣然允诺后和我们商量演讲的题目。他的创作以军事文学为主，他打算演讲就以此为题。我们觉得这个题目不容易讲。美国听众有几个人了解中国战争的背景和特点？特别是吴强同志所熟悉的那些描写具体战役的小说，能引起听众多少兴趣？于是我建议他将军事题材作品从过去到近几年的发展衍变流程作一简单介绍，主要从对比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他倒也很同意。动身之前热心收集年轻新作家所写的这类题材的作品，并将这些资料和他准备在美写作的笔记本、稿纸一道打进了行李。
本来已约定送他上飞机，但我突然临时有事要去杭州，屈指一算我最快也只能在他动身当天从杭州返回。那当然来不及送他了。我在行前向他道了别。没想到我从杭州回来那天傍晚，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我大为惊讶，问他：飞机怎么突然降落？降在哪里？他朗声大笑说：我还在上海机场。这趟班机从北京一起飞就有人劫机，我们已经验好关也不好再出去了，只好在这里枯坐听候消息。我说，还好您还没上飞机。他又哈哈大笑说：我还觉得失去这机会太可惜呢，体验体验被劫机时的心情可是难得的呀！我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乘民航最可怕的就是遇到劫机。他又抱怨困在机场宾馆没人下围棋聊天，十分无聊。还约定如果第二天还不起飞再通电话。第二天没接到他电话，他就这样飞走了。这是我最后听到他的声音，等他回来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已不能出声了。
他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走的。后来有朋友说：他此行出师不利，怎么就碰到这种倒霉事呢！对于别人认为不祥之兆的事，他却以失去一次惊险的亲身经历为憾。这是一位到了八十岁还不失童心稚趣的老头儿。
吴强同志能在半世坎坷中自找快乐，能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走得那么痛快，这是他的不幸中的大幸，我想。
1991年1月12日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6节 好人冯牧（1）
虽然对于冯牧同志病情进展的情况还是了解的，但是接到北京朋友告知他终于远行的电话时，我还是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击。特别是我刚刚从北京回来，却又未能去探望他，这更加重了我难过和遗憾的感觉。
8月24日我为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去京，行前打算下了飞机先去医院看望冯牧同志。这是一种希望赶在他远行之前去最后告别的心情。不想，那天飞机误点，中午的航班到傍晚才起飞，而我上了飞机后就发起高烧来。下了飞机不但没能去看冯牧同志，自己倒去医院急诊了。怕将病毒性流行感冒传染给别人，除了医院哪里也不敢去。几天高烧不退，只好抱病回了上海。未能参加这次妇女大会固为憾事，没能见到冯牧同志最后一面就更为遗憾了。
接到报知噩耗的电话之后，脑际不断浮现出今年2月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我那次去京是参加夏衍同志的送别会。那时冯牧同志已经住进了医院。我去看他那天，他兴致挺高。我一进门他就用他所特有的刹拉嘣脆的声音欢快地迎着我说：我说不定得了血癌了。那声调绝不像说自己得了绝症，倒像是宣布一个什么好消息。我说：哪儿那么容易得癌的。他这时才叹了口气说，白血球才二千多，老上不去。我安慰他说：血相经常变化，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它。我还由于白血球过低被怀疑过得红斑狼疮呢！这不都过了三十年了，没事。可能您由于哮喘老用抗生素，出现暂时性的白血球过低。不要紧，您别着急。就是您先别出去参加活动了。白血球低，缺少作战部队，碰上什么细菌病毒，都没法抵御。我讲最后这句话，是为了劝他不要去参加即将举行的庆祝《中国作家》创刊十周年的活动。这是他的外甥女儿事实上也就是女儿程小玲所担心的。讲到这里他的情绪全然低落了下来。他神情黯然地说，老早和《中国作家》的人说好了，不去不好。住在这里真难受，胃口不好，也不能多见人，每天就是躺在这里看电视……我环顾室内，除去一床、一几、两椅之外，只有床的斜对角安置着一架电视机。
1993年10月冯牧与荒煤一起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专程到上海向巴老祝寿，由王元化陪同去巴老家。右起：程小玲、李小林、王元化、李子云、荒煤、冯牧。
整个房间显得空落落的。我到过北京好几家医院病房，好像都不似这里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我回头看程小玲正坐在沙发椅上打瞌睡，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是啊，她每天上班之前，得打理好冯牧同志的饭菜，下班后回家取来再送到医院，每天陪侍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去，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我是过来人，陪侍父母走过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深知其中的劳累辛苦，一种凄凉之感油然而生。冯牧同志又是个好客、喜欢热闹的人，被围困在这斗室之中动弹不得实在有点残忍（幸亏他没接受我们的劝告，还是去参加了《中国作家》的庆典活动。这样既给杂志社同仁留了个纪念，对他本人也是个安慰）。据中国作协的同志告诉我，在冯牧同志被确诊为白血病，而且是一种发展很快、非常凶恶的白血病后，来探望的人根本不被允许进入房间，只能在门外与他遥遥相对地讲几句话。而他自己也越来越衰弱，一切都依靠小玲。冯牧同志到了最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是小玲握着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