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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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发现那些约束已化为自己血肉的组成部分，很难彻底剜除。这正像缠过的足被放开之后；虽则行走起来要比“三寸金莲”方便多了，但是，被折断的脚骨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天然状态，哪怕就是刚刚缠过不久就被解放了的。在这一点上，思想上未被斫伤过的青年一代要比我们幸运得多。
1985年10月，我和沈宁两人又去医院看他。那天苏灵扬同志不在，只有一位特别护士在旁。周扬同志插着鼻饲正在打鼾沉睡，这已经不是熟睡，而是昏睡。沈宁与我和上次一样分立床的两旁，默默地注视着浮肿的周扬同志。特别护士想为我们摇醒他，我们连忙摇手制止，我们甚至害怕回答的声音惊醒他。我们向特别护士要了一个瓶子，灌满了水，插好带来的鲜花恭敬地放在他的床头……
1986年10月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4节 童心不泯（1）
——记吴强
吴强同志逝世马上就一年了，日子过得很慢又很快。年来气候多变，今年夏日苦热，入了冬气温又冷热失常，令人烦躁，日子显得沉闷而漫长。回首一年前的事，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不过某些事件某些场面有时想起来却又非常清晰，好像不过发生于昨天。吴强同志从生病、去世到开追悼会的过程，今天回想，历历如在眼前。
吴强同志发病突然，去世也突然。他原是个健壮而乐观的老人。1989年底，他准备去美国探望女儿。动身之前，几位朋友还提前给他做了八十岁生日。寿筵极其简单，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办的。席间他兴致极高。他离国不久，《文汇月刊》刊出他介绍自己养生之道的散文《并非秘诀》。谁知在他文章发表之时，他的健康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他到了美国好久之后，才写来第一封短信，说他直到写信时，时差仍未调整过来，出游写作都不便，只觉疲倦。当时我有些奇怪，他多次去欧美大陆，从未听说他的时差反应如此严重。后来接到他三女儿模模自巴尔的摩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有小中风的迹象，必须将他尽快送回上海。她和我商量搭乘哪一班机为好？几位朋友一致认为应在香港中转，因为在香港有可以相托的朋友。谁知出去时还是一个步履矫健的人，回上海下飞机时已经半身不遂、语言发生严重障碍。原来他的病并不是小中风，而是恶性脑瘤，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从此病情迅速恶化，很快连意识也丧失了。回来后只四十天，他就溘然而逝了。
近几年，好几位前辈先后跨过了人生的最后大限。我常常为那些走得快、痛苦过程短的长者感到庆幸。当然，死者的亲人则可能由于缺乏思想准备而更加难以接受。吴强同志的夫人尹卜甄同志和他在海外的女儿们，就至今还没有从那种意外的感觉中走出来。其实，靠输液、鼻饲，一躺几年，慢慢将生命耗尽，对本人对家属都更残忍。
吴强同志活着是个痛快人，走也走得爽气。
吴强同志去世时，虽已进入春天，但仍春寒料峭。开追悼会那天似乎有风又有雨。天气不好，人们的心情也不好。再加上吴强同志的战友、同事、朋友大多年事已高，能有多少人来参加追悼会？很难预料。然而，那天，挽联、花篮、花圈和到场的人出乎意料地多。不但他在部队时期的老战友来了，文化界的朋友也来了；不但一些年过古稀、平日已经很少在各种场合露面的老人来了，而且，来得更多的是他的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老部下和年轻的忘年之交。追悼者从大厅一直排到厅外的院子里。看到其中有那么多年轻的脸，令人感到温暖。一位革命者、一位老作家在当年立过功勋、作出过贡献固然值得后来人纪念；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止步于过去的贡献，而能与时代同步前进，则更值得人敬重。观测一个人是否还能继续前进，他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只有能够理解年轻人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并承认他们的某些优势的人，才能和他们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受他们欢迎，被他们接纳。在葬礼上，可以看到吴强同志得到了几代人的敬意。他静静地躺在那里，穿着时髦的西装，结着鲜艳的领带，戴着他心爱的法兰西帽子。我想他如有知，看到这个场面，一定会发出朗朗的笑声，得意地说：“唔，还不错嘛，谢谢大家。”
我是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之后认识他的。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性格开朗，洒脱，平易近人，爱开玩笑，没有一点架子，好像也缺乏像他那样级别的干部所应有的城府。由于当时在他的主持下盖了一个俱乐部，所以在运动中以铺张浪费的罪名，从南京军区文化部长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转业来到上海。这桩公案在当时相当轰动，华东各报都有长篇报道。在他来上海报到之前，陈老总（陈毅将军）曾和夏衍同志谈过他，交代说：吴强是匹烈马，很能干，但要驾驭得好，驾驭不好也会出毛病。他要夏公对他“严加管教”。从口气中就听得出，他对吴强同志既了解，又爱护。吴强被降职先是安排到华东文化部艺术处任副处长。我就是在他处于这种情况时第一次见到他的。我本以为这位刚刚下台的部长一定面色阴沉，心情沮丧。没想到他竟是声音琅琅、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大大咧咧，见人自然熟，对我们这帮“小鬼”尤其亲切。大家不免感到惊奇。
有时初次见面中所得到的印象非常重要也很准确。当然，这仅仅是对很本色的人而言。吴强同志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容易接近、富有人情味，同时对逆境、对厄运、对磨难持豁达态度。
当年，在华东局及市委机关里，我们这帮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小鬼”不是太容易对付的。这帮“小鬼”对各级领导都敢评头论足，哪怕对陈老总、饶政委（饶漱石）。宣传部里有几位更可称得上是伶牙俐齿。尽管当年进了机关首先就反复接受组织纪律教育，机关对我们工作要求也严格。但是这批学生兵都是通过反蒋民主运动走进革命队伍来的，因此和久经部队生活锻炼的干部不一样，工作态度固然认真，但却有着独立思想和自己的判断。对有的没本事而喜欢乱发号施令的领导就曾发生过顶得她痛哭不止的事，对于爱摆虚架子的领导有时也会公然流露出不屑之色。当时上下级之间的接触不限止于工作上。由于大家都拿供给制，都集中住宿舍，连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看电影或者跳舞也都是集体活动，因此谁对谁都隐瞒不了什么。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些领导同志的家庭生活。所以，一位领导干部要赢得“小鬼”们的尊敬，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吴强同志转业到华东文化部后不久，就调到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任副处长，很快就得到了我们的信任。他在工作上雷厉风行，颇有“部长”余风。对文艺界那些纠缠不清的矛盾，特别是对于个别的扛着大旗推销自己，甚至以此谋取权位的人和事，他敢于拿出意见，敢于作决断。当然，他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他在工作之外与下级相处，显得豪爽大度。他对青年人并无恶意的玩笑也不以为忤。我当年就做过这种“恶作剧”。他那时不过四十岁刚过，但已经腆起了不小的肚子。五短身材，鼓鼓的肚子，特别是每当开会坐得时间较长的时候，他就会不断地“搬动”肚子调整姿势。我们觉得十分滑稽，常常窃笑出声，背地里还模仿他“搬动”的动作。大家认为以我模仿得最为“精彩”，那大概是因为我不仅学得比较像，而且带有夸张。这件事后来被他发现了，他并没有认为这是取笑他而恼怒，只笑嘻嘻地挥挥手说我们“好调皮”！他懂得幽默、调侃，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善意。而能够接受青年人的调侃是需要具有开阔的胸襟的。
他的豪爽的性格还表现在他对金钱的态度上。和有些嘴里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实际上视钱如命的人相反，他并不拒绝钱，但他也并不把钱看得那么重，不为其所累。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我们这类“小鬼”每月只有两斤猪肉钱的津贴费。而当时惟一可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只有稿费，所以稍有稿费收入的同志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富翁”。吴强同志有了稿费喜欢请客。他不但请我们下小馆子（当时可没有那么多大宾馆可以去），他后来在无锡太湖疗养院写《红日》时，还请我们老老小小四个女同志到无锡去玩过一趟呢。这些都是兴之所至的小事，到他真的有了一笔数目的钱的时候，他立即去帮助当时需要钱的朋友。《红日》出版，旗开得胜，他拿到第一笔版税，就为一位没有钢琴的作曲家买了一架钢琴，还为他的挚友收藏家徐平羽同志买了一幅他心爱的画。他得知周围的同志遇到困难也主动解囊相助。后来《红日》版税不断增加，他索性将所有版税全部交了党费。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不多见，但他并没为此得到谁说一声好，政治运动来时照旧挨打不误。
他对自己也不吝啬，或许可以说他喜欢享受。我觉得享受也不一定是个坏字眼。好逸恶劳、贪图不劳而获的享受固然为人所不齿，但用劳动所得来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并不像那些伪君子所指责的那样是坏事。崇尚节俭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正当的消费则常常是一个人对于未来具有信心和富于生活情趣的表现。早在五十年代，吴强同志就开始注意自己装束了。那时，大家一律穿人民装或列宁装，可他已悄悄地从鞋上显示个性了。当我们看到他脚上的新变化时，曾当面取笑他。他不但不生气，还自鸣得意。自从他开始以作家身份出国访问后，他就常常穿西装，戴法兰西帽子，而且佩带特别鲜艳的领带。当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一身装束时，我想到了陈老总。陈老总不是也喜欢穿西装、系鲜艳领带（有时还佩领结）、戴法兰西帽子吗？不知他是由于崇敬陈老总而有意模仿还是于不自觉中受到他的影响？直到八十高龄，他还喜欢穿新潮服装，每每引起柯灵前辈的夫人的惊呼：“你怎么又穿了一套漂亮的新衣服！”
不仅爱穿，他还爱玩，爱跳舞、爱打弹子、爱下围棋。他对于玩，也和对工作、对写作一样，玩得认真，玩得身心投入，玩得充满自信。我不会跳舞，就我这外行看来，他的舞艺并不高明，但他有机会必跳。为了打弹子，在大会上他曾挨过陈老总的批评。打弹子可能是让人一着手就会入迷的活动。当时不只他一个领导干部在文化俱乐部弹子房流连忘返。陈老总曾声色俱厉地批评：如果那么喜欢打弹子，那就别当干部，干脆到文化俱乐部看台子、捡球去好了。看来吴强同志是服贴陈老总的，尽管听说他球艺不错，此后也不再迷恋打弹子了。到了晚年，围棋成了他惟一的爱好和最大的安慰。特别是离休之后，他担任上海文化界围棋协会会长，更热心于围棋比赛，也常常以此自诩。但他越是讲得热闹，我越有一种落漠之感。对于一个忙碌了大半生的人，将业余爱好变成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想并不是件很容易习惯的事。
尽管他平时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力求自己能够达到举止文雅、风度潇洒，但他未能摆脱长期军旅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在他说话时，不时仍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命令式的口吻。我接触到的军队干部不多，但我发现文工团员之外的干部，包括高级将领几乎都经常流露这种命令式口气。这大概是由于长年指挥战斗，只能以简捷、急迫、不容争辩的方式下达命令留下的习惯，就像他们额头上留下的久久难消的军帽压痕一样。吴强同志对于这种习惯并未留意克制，常常任其自然流露。那种口气常常令不熟悉的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引起有些人的反感。连我的在四岁时就向我弟弟宣布“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的小侄子，也因为吴强同志对他说话时口气生硬，态度“居高临下”，而对这位公公不感兴趣。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此也吃过不少苦头，造反派给他栽上了一个“恶霸作风”的罪名。
办事有魄力，对不以为然的人和事不留情面，心无城府，喜怒形诸颜色，作风上又不拘小节，他后半世的坎坷大概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他调来上海之后，政治运动就一个接着一个：反胡风、反右、反右倾等等。文艺界，学术界，各级干部，随着一次次运动，身不由己地越来越多地卷了进去，并且分成整人的和挨整的两大类，有幸置身事外的是极少数。最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则波及全民，几乎无人可以幸免。吴强同志比文艺界大多数人早了一步，从“三反五反”就开始遭难，此后历次运动，吴强同志虽曾有过在整人与挨整之间徘徊的情况，但都为时不久，很快就被打入挨整的行列。这些运动一次比一次范围大，一次比一次来势猛，然而给我震动最大的还是反胡风运动。这可能是由于反胡风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的缘故。在此之前的“三反五反运动”对我所在的机关影响不是很大。反胡风运动固然没有直接牵连到我，我当时不过刚刚踏入文学界，与胡风等人素无瓜葛。但当时我却受到另一案件，即潘汉年案件的牵连。这事在此就不多说了。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5节 童心不泯（2）
同时，在这次运动中，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周围熟人所受到的种种冲击。他们的遭遇和运动的发展过程都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此后各次运动中惯用的隔离、监禁、抄家等等手段，在这场运动中都已启用。与“文化大革命”中相比，大概只差了游斗和“打、砸、抢”。我没赶上反AB团、延安整风审干和三查三整，由于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因而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从1954年胡风思想批判直到1955年春反胡风运动开始，吴强同志还是反胡风领导小组的成员。随着由毛泽东同志加批语的胡风“集团”成员信件的一批一批发表，我看到周围同志一批批地倒了下来。在我所熟悉的同志内，首先倒下的是王元化同志。接连着就是吴强和徐平羽同志。谁一被宣布接受审查，立即抄家抄办公室。在被抄的办公室内，只见各个橱柜以及书桌的抽屉尽被打开，纸张狼藉，那种场面真令人胆战心惊。特别令人感到难以容忍的是，有些检抄者还以抄得被抄者的某些私人信件的内容当笑料。对抄家这种封建做法致使一个人的尊严毁尽所引起的那种恐怖而无助的感觉，则在以后每次目睹同“牛棚”的人被抄或亲身经受时都更为增强。此后不久，随着一批批胡风材料的公布，倒下来的人迅速增加。只要公布的材料里出现了谁的名字，谁就成为隐藏的敌人，应声而倒，有如核物理中的“链式反应”。
当时，哪怕只是在胡风的信和日记中出现××来信或××来访的字样，此人即无法幸免。吴强同志和徐平羽同志就是这样被株连的。吴强同志头几天还在胡风专案组办公，还去处理“胡风集团”上海“骨干分子”的事呢，徐平羽同志当时正准备率越剧团去民主德国，但他们的名字在材料上一出现，立即滚出了专案组接受审查，一夜之间便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徐平羽同志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了，他和王元化同志一样被隔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