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不是天才-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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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6350亿美圆。因此，美国学校的硬件设施多数居世界第一。 但是，如果把中美教育的对比停留在硬件设施上，就未免肤浅，关键还是教育思路的不同。 中国的教育与日本的教育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要求学生博闻强记、厚积薄发；学生重考分，学校重升学率。因此学生课业负担重，节假日也常常去补习。这自然有好处，中国、日本的许多学生能吃苦，基础知识学得扎实。我的儿子赴美读博士，给本科生代物理实验课，用到一些中学的物理公式，学生都不记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从不记公式。我儿子就劝诫他们要学中国学生的长处，要刻苦用功，当即在黑板上把圆周率π写出几十位数字，并说我们在中学就是这样锻炼记忆力的。儿子低估了美国学生的聪明，他们偷偷地把黑板上的数字抄了下来，两天后再上实验课，就有学生要求这中国老师把圆周率的数值再写一遍。我儿子写出后，他们与抄下的一一对照，结果一字不差，确认不是咋唬他们，这才服了中国小老师。学期末评价老师时，全给打了高分。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基本功过硬，这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让容量有限的大脑充塞了许多陈旧无用的知识，反而会阻碍大脑去接受新事物，也是一种精力的浪费。尤其是中国的旧教材，几年甚至几十年一贯制，老掉牙的东西让学生翻来覆去死记硬背，必然削弱他们跟踪最新科技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新信息的能力和兴趣。我的儿子记忆力强，爱看古书，去了美国在与他大姐对话时，常常引用“子曰诗云”。他大姐就委婉地取笑他说：“你在美国待上一年后，看还会不会这样！”
在中国，许多新的知识、新的发明要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后才能反映到教材里。当今世界，知识滞后几年，发展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在美国，在学生的早期教育阶段，就不提倡死记硬背，而是鼓励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去解决问题。当然，在学习一些课程时，学生也必须记忆有关的公式和事实。但是即使在学习像语文、历史这样的课程时，也要让学生认识到课本上讲的仅仅是一家之言。特别是历史，要让学生认识到历史教科书是由一个以解释历史事实为己任的人编写的，如果由另一个人来编写，同样的事实他可能编出另一个故事来。写到这里，我想起我们上高中时的困惑：政治课中“事物的一分为二是真理”，但它对某些人、某些事物并不适用。“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语文课本中涉及林语堂时，老师便让我们记住现成结论，说林语堂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帮闲文人。改革开放后一接触林语堂的散文，非常吃惊，这“帮闲文人”的散文竟然是那么美，蕴涵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困惑与吃惊来源于老师灌输给我们的现成结论，并将其认定为一成不变的真理。
我们的教育思路是告诉学生谁是谁非，并把结论当做“真理”。美国的教育思路是教学生批判地读书，其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独立地解释事实，寻求真理。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学生写他的美国老师怎样教语文。老师从来不给学生现成的结论。学生们竟然敢对莎士比亚和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剧本提出质疑和批评。老师讲到《安德森审判》，这个剧本写的是对一个军官的审判。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林肯总统赦免了所有在南军中打仗的官兵，惟一被送上法庭的人是一个名叫安德森的北军下级军官，原因是他在战争结束时杀害了一批俘虏，构成了杀人罪。剧本中，安德森并不否认自己杀人，但他辩解说，他这样做只是“执行命令”，在尽他作为一个军人“应尽的职责”；而起诉他的检察官则说，他这样滥杀已经对他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俘虏，就是“人性的泯灭”。
老师认为他和学生讨论的问题涉及道德和纪律的冲突，就非常认真。他让学生充分讨论后作一篇分析作文，说明“对国家或上级的忠诚，与对自己信念的追求，到底哪一个更重要？”一名学生说他感到有好多话要说：“回到家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推敲、琢磨，再加上几个小时奋笔疾书，文章几乎是一气呵成。我语调激动地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而辩护，又拉出洛克、康德等我仅知道点皮毛的哲学家的观点来壮大我的声势，最后再加上一个有力的结尾：在良心和职责冲突的时候，一个人应该按照自己相信的去做，因为他首先要对自己负责！”
老师希拉克非常欣赏这篇文章，给了他一个A＋（最高等级）。并且在文后批语说：“这是我今年读过的最好的文章。”
美国教师认为：教师的主要目标就是教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利用资料的方法，以及记叙自己的发现结果的方法。可以这样说，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从完成学士学业到取得硕士以至攻读博士学位，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对这一目标的强化。用他们的话说，美国教育面临的整个挑战都在于学生能够独立地从事研究、独立地进行思考。
美籍英语教授威廉姆斯博士说：“教师不应自称握有‘真理’，倒不妨说真理在教师和学生以外的某个地方。而探求真理是师生共同的任务。”
与此相对照，中国教师受“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理念影响太深。笔者曾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12年，回顾我们过去给学生出的作文题，“七一放歌”、“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唱国际歌所想到的”……题目本身就有明确的导向，它已决定了文章的立意和模式，学生根本没有独立思考、发挥自己的创造和想像的广阔天地。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2002年全国高考作文题。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有一位登山者途中遇到暴风雪，他深知如果找不到避风之处必死无疑。他走啊走，突然脚下碰到一个僵硬的东西，他扒开雪地一看，原来是一个冻僵的人。他想：是救他呢？还是继续前行？经过心灵翻江倒海的思量之后，他毅然决定救这个人。于是，他脱下手套，开始给那个冻僵的人全身按摩。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他救醒了。于是，两人搀扶着走出雪地。也许不一定人人能碰到这样的生死选择，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所遇所见所听也会面临着一些触动心灵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选择？为什么会作这样的、选择？
“请以‘心灵的选择’为题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不得抄袭作文，范围不要超出这个内容之外。”试题公布后，在教育界及社会人士中引起一些争议。媒体报道，教育界人士认为，这道作文题灵活性大、学生可发挥的空间大，值得肯定。
一位登山探险爱好者却说，就他的登山知识和登山经验来看，今年高考作文题所给的材料不合逻辑、违背常识。他质疑命题者：现实中有那么多生动的事例不采用，为什么要编造这一虚拟情境呢？
更多的批评则指向这道题的实际导向作用。许多考生家长及社会人士认为，这种作文题只会逼迫学生说假话。他们说这道道德题对考生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心灵的选择”，不管考生内心怎么想，都必须从“舍己救人”这个方向上去作文，否则就会吃“鸭蛋”。考生只能迎合那惟一的答案，绞尽脑汁去说假话、大话、空话。
一位工程师说，高考作文题对学生具有直接的引导作用，这种引导可能造成一种急功近利的技巧化和形式化；而道德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必须远离功利性；如果学生没有真正深入地思考并在真实的矛盾中体验，只能是造就一代又一代学生说假话的习气。
从中国转到美国读中学的学生说：“我对这种（美国）教学方式不以为然。我喜欢从老师那里得到一部作品的权威解释，但老师却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讨论是浪费时间。”
美国老师认为，学习不单单是所学内容问题，不单单是预先安排好的知识的积累问题，而重要的是一种过程。这样，平时的课堂活动就是重中之重了。因此，教室应成为有生气的学习实验室，成为学生在教师的细心指导下发表自己的看法、向别人的思想挑战、在同学间进行智力探险的自由天地。而教师本人也不惧怕自己的观点受到挑战。 比如一位维丝基太太在课堂上与学生争论美国作家赛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作品讲的是一个苦恼的高中生荷顿在纽约流浪时的经历）。女老师让同学们想一想，荷顿的苦恼和孤独，有多少是父母的错，说“荷顿的父母为什么要把他送到离家很远的寄宿学校？为什么闻到荷顿妹妹屋里有烟草味也草草放过？这是一个称职的父母应该做的吗？我也是个母亲，这绝不是我会做的。”
她的学生听出她的言外之意，似乎把荷顿的种种不快乐都归因于父母，马上就举手表示不〖JP2〗能苟同，与她展开争辩。学生说：“花钱让孩子上好学校，给孩子足够的钱，这正是父母爱他的表现。如果他们不关心荷顿的妹妹费比的话，又何必深更半夜回家呢，而且一回家就先进费比的屋。我反对这种孩子一做错事就怪父母的做法。荷顿也够大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师生各不相让，争论了十几分钟。教师只是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探求真理的方法上，而不是放在内容即某一特定真理上。他们相信，只要学生掌握了方法，他们就会越来越接近真理。
通过这种讨论，老师提醒学生那些作品不是死的，并不是只允许专家来解释，我们来接受专家的结论；它们是活生生的，你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用自己的心灵与之交流来理解它、感受它。对同一段话、同一段情节的解释可以有多种，这正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精妙之处，它们适用于不同的心灵。
这种授课方式既让学生“钻进去”，进入情境；又让学生能“跳出来”，超越作品，学生的认识才会升华。
当然，不论哪一个国家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总是希望学生超过老师。事实上，学生拥有“年轻”这个资本，他只要不懈努力，总会超过老师。但是，这超越的速度也会因老师教育思路的不同而不同。
第三卷拿“未来”吓人与放权给孩子
为孩子活着，把孩子的前程当做自己的未来，这是典型的中国父母的心理。他们用未来吓唬孩子，其实是发泄自己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在这种心理的作祟下，父母很容易给孩子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
拿未来吓唬孩子，似乎是中国家长们通用的教育手段。我常常听到中国父母们这样对孩子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站在大日头下卖冰糕去吧！”
“早上总是不能按时醒来，看你将来住了学校怎么办？”
“瞧你邋里邋遢的样子，将来找工作面试，老板们会看得上你？”
父母们的本意或许是想通过未来可能出现的糟糕境遇对孩子提出警示，使他们现在就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种妄加推测，不仅毫无积极意义，还很容易激起孩子们的逆反心理。
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三位省重点中学的女生，平时在班内学习成绩都居中游。但她们所在的学校高考升学率却是百分之百，只要参加高考，她们都至少会被普通高校录取的。然而，在高考的那天，她们却相互约定，谁也不进考场，为的就是报复父母。为此，她们还预谋了许久，一切学习和生活都按部就班，不露任何蛛丝马迹。高考那天，几乎所有家长都在考场外陪着孩子，这三个女生却坚决不让父母去陪。三家父母事后说：“要早知道这样，我们就是押也要把她们押去考场……”但是听听他们的孩子是怎样说：“我们从小就被逼着学习、学习、学习，他们在乎的只是我们的分数、好大学和未来前程，根本不管我们的感觉。他们只是拿我们做投资，如果按照他们的愿望考上大学，岂不是叫他们得了逞……”
十多年的教育，父母们在乎的好大学、锦绣前程不仅没能让三个重点中学的女生明白，参不参加高考是检验自己敢不敢面对挑战，是自己的事，却被她们当成了反对父母的手段。从孩子的偏执难道透视不出父母的偏执么？事实上，这种把孩子的前程当做自己未来的偏执心理，存在于每一位传统的中国父母的内心中。尤其是年轻时有过梦想而未能如愿的父母，他们总想让孩子完成自己的心愿。听听这三家父母怎样说：十多年的心血，我们为她付出了多少不眠之夜？夜里陪读，早晨怕迟到，我们的日日夜夜其实都是为了她，说实在的就是为孩子活着。眼看高考一结束，孩子上了大学，我们就能松一口气了。谁会想到她们竟做出这么极端不理智、自毁前程、让我们伤心的事来。为孩子活着，把孩子的前程当做自己的未来，这是典型的中国父母的心理。他们用未来吓唬孩子，其实是发泄自己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在这种心理的作祟下，父母很容易给高三学生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
2003年10月，上海大力神青少年调研中心向参加当年秋季高考的考生进行了电话问卷调查，其中高分考生40名，非高分考生45人。高分考生是指2003年秋季上海卷理科前400名，文科前200名中的部分学生。调研结果显示，有八成以上的学生因心理压力表现出思维障碍——其实上面所述三位女生拒绝高考，也是一种思维障碍的标志。可惜我们的家长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孩子课业负担沉重、身体和脑力的高消耗，而对其思考问题表现出来的思维障碍却有所忽略。其实，当思考出现“牛角尖”式，或是脑中一片空白时，就是向考生发出警告，心理压力已经产生，应小心超负荷逆转。学生本来就担心考糟以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担心未来的前途，如果这时父母再使用“未来”吓唬孩子，那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样思维障碍就很容易转化成心理疾病。
相比之下，美国的父母们要放松得多。他们的理念是把孩子看成是天生就有权具有各种情感和愿望的人，他们认为孩子希望自由的愿望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孩子所有的一切情感和狂想、思想和愿望以及梦想和欲望，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并有权通过适当的具体方式表达出来。如果他们的孩子拒绝上考场，他们会了解孩子做出这决定时的想法和感受，而不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致命打击。美国的父母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孩子的前途捆绑在一起。他们认为：青少年将来要走的路很长，父母是不可能事先替他们安排的。遇到什么麻烦，有什么问题，要放手让他们自己解决。他们认为：考试失利、失恋、跟朋友绝交、被同伴冷落、受老师苛责等，都是青少年随时可遇的打击，父母绝不可能先行替子女消除这些打击，也没必要指出他必然会遇到这些打击。“父母沉默的爱心，就是对他们有力的援助。”他们爱说的口头禅是：“孩子，行动就有希望。未来是光明的。爸妈相信你。”我们的美国朋友乔治，女儿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他为女儿感到自豪；儿子大学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