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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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性的整体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来观察，从中思考其起源、方法论特征以及思想史意义。同时，通过剖析后现代主义由“文本解构”向文化政治和社会批判“转移”的逻辑理路，将加深对公共知识分子如何为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而发挥应有职责的认识。这样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需要在方法论上采取相应的写作策略。我在书中避开一般的以线性时间为主的历史叙述，而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在解读几位活跃于日本文化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实践时，尽可能地与具有世界同时性的整体后现代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同时，充分注意到他们在日本的特殊语境下，其实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在“个案”分析中，我还力图透过文本细读以形成对话的态势，努力去触摸日本学者、批评家其后现代思想背后的文化政治和伦理关怀，从而获得对普遍性问题的深层讨论。　
　　本书集中讨论了四位影响广泛的后现代理论批评家，和一个正在形成发展中的来自后现代思想脉络的“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他们分别属于理论批评、思想史、文艺评论和哲学研究领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文学科中后现代主义发展和扩散的基本状况。柄谷行人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其三十余年来的文艺批评和理论实践，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后现代思想发源于六八年革命，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迅猛发展而于九十年代逐步转向“左翼批判”的演进过程。特别是他倚重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又借用解构主义的思考理路和分析工具，从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对诸如“差异化”、“他者”与“外部”等观念所做出的独特思考，大大地丰富了日本后现代理论批评的内涵。另一方面，作为始终坚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批判价值的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者，柄谷行人一贯致力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从中获取不尽的思想资源。而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侧重以解构主义方法颠覆各种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到九十年代借助康德的伦理学重返作为社会斗争原理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其发展变化本身既反映了他个人独特的思考路径，又体现出与“西马”之间的共通性。2000年前后，柄谷行人正式组织起“新联合主义运动”（追求“可能的共产主义”的市民运动），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价直形态理论，提出从消费领域来抵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原理。这些新的尝试对于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当今的理论价值，以及眼下日本左翼运动的流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子安宣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最具后现代倾向和社会批判性的学者。他从早年主要从事江户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研究，到九十年代以后通过挑战丸山真男的思想史叙述，建立起自己从现代知识制度层面批判日本近代化、反思战争历史的“知识考古学”。其中不仅将福柯的知识制度批判阳话语分析方法成功地融合到思想史研究中来，而且在借鉴西方反思现代性的文化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于“近代性”视角之外观照日本的近代，又从四百年来东亚地缘政治变动的长时段视角思考日本与亚洲关系的思想史方法论。在这样的方法论视野下，子安宣邦对日本近代化的反省得以进入到历史批判的深层，产生了强有力的社会效果。可以说，他的思想史研究和社会批判是将后现代主义成功地落实到本土历史研究中来的代表性范例，标志着日本后现代批评的深厚实力。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上升和一般国民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局面，子安宣邦内在于学术的社会批判越发激越，其对于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自由主义史观和靖国神社问题的批判实践，为我们考察日本后现代批评的文化政治学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小森阳一是在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领域较早运用文本分析和叙事学理论，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传统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做出了有力变革的重要学者，同时也是具有后现代倾向并关注政治参与的新一代知识左翼。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他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活动相继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重心转移。一个是从文本“内在批评”向重视“文化研究”的文学“外在批评”的转移，另一个是从语言解构向政治介入，或者说从文学研究者向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转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积极投身社会斗争，在抵制新编历史教科书，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运动中，展现了日本知识左翼崭新的风貌。小森阳一没有像子安宣邦、柄谷行人那样经历过战争和战后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但从他实际投身社会斗争的实践，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对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翼斗士精神血脉的承接。当然，今日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状况已不同以往，他在实际的“真实政治”参与中，一面警惕重蹈传统旧左翼将思想理念简化为标语口号以动员大众，和金字塔式组织结构造成的官僚化的覆辙，提出社会运动的新方式：重新回归个体以个人身份参与市民运动；一面又鉴于保守政治与大众媒体联手操控舆论、扼杀独立思考的状况，提出用面对面的语言传递方式与听众对话以颠覆“大众媒体墙”的策略：每个人成为媒体的语言运动。这无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今日本“知识左翼”参与政治斗争的新态势和新走向。　
　　作为经历了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日本由工业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型，并直接推动了八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批评在日本发展的重要人物，上述三人于九十年代初都不约而同地走过了一个从一般学者向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重心转移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则呈现了日本后现代思想的复杂性和内在的批判性格。与之相比，在哲学领域以二十世纪欧洲思想特别是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为研究对象的高桥哲哉，从1992年出版第一部著作起，便在构筑解构哲学和他者伦理学的同时，积极参与到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论争”中，并直接投身旨在追究日本国家战争责任的“女性审判日本军队性奴隶制国际战犯法庭”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就是说，在高桥哲哉那里，基于后现代思想的学术研究与“真实政治”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融为一体的，这反映了日本后现代批评的新变化。他的一系列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批判功能的著作，一方面从勒维纳斯、德里达的形而上学“他者”论谱系中解读出具有“伦理政治可能性”的“他者性”观念，以此来阐述日本必须透过亚洲这一“他者”认识自我，并在伦理政治上承担殖民侵略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透过对阿伦特“忘却的洞穴”说的解读，结合欧洲的“大屠杀否定论”和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话语，提出对抗“忘却的政治”而建立“记忆的政治学”的主张。从而，使他得以从哲学和历史层面对日本国家抹消“战争记忆”的暴力性提出尖锐的批判。高桥哲哉同时跨越知识学理和真实政治的实践，旨在谋求新的“文化的抵抗”路径，展现了内在于日本后现代思想的批判活力。　
　　小森阳一和高桥哲哉“现象”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新的左翼批判势力的崛起，我将其称之为日本“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这个提法，主要是指在大学时代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浸染，于九十年代前后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基础和思想立场，用后现代的观念和方法论在各自领域内颠覆既成的现代知识体系，而于九十年代中期迅速转向政治介入的一个新型批判群体。这个群体的共同特征，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传统架构来思考当下的政治问题，又强调以独立个体的立场发言，拒绝一切组织形态的构建，从而与传统旧左翼明确地区别开来。1998年高桥哲哉、小森阳一为主编的《超越民族历史》一书的出版，以及稍后两人与石田英敬、鹈饲哲共同签署的《二十一世纪宣言——摆脱“寄生民族主义”》的发表，标志着该“群体”的形成并正式在日本的言论界亮相。他们从后现代迅速转向左翼批判的异军突起，在旧左派人士看来有些不好理解。不过，从后现代思想原本出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这一知识谱系上观之，自然有其顺理成章的逻辑依据。而我在书中更注重分析，这个“群体”是在日本怎样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实现“转向”的，他们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左翼，特别是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左派有哪些精神上的血脉传承，在哪些方面出现了断裂，其实践为新时代知识分子干预公共事务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等。　
　　日本“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的社会斗争实践，让我们不禁想起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翼斗士投身社会革命的风采。不过，他们所倚重的思想资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或者存在主义的主体论以及反战和平的世界主义想像。面对国家和媒体联手操控舆论的高度信息化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化成一个个单独的媒体，如小森阳一和“九条会”成员那样，通过一场场奔赴大小市民集会的“广场”讲演，以面对面话语对话语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在任何思想和知识都可能成为消费符号而无法沉淀到深层并聚集起抵抗力量的大众消费时代，他们还必须面对思想话语不断被瓦解掉、不断被时尚所征服的危险，他们需要源自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解构、话语分析、他者理论、差异政治学和后殖民批评等等思想资源。这样，也就形成了与上一代左翼人士大不相同的精神风貌。他们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相会通的柄谷行人，还有在思想史领域中运用知识考古学等对日本近代予以激烈批判的子安宣邦，同属于知识左翼阵营。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对具有世界同时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向左转”现象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　
　　日本“新生代知识左翼”的政治介入呈现出以下特征：一、在颠覆现代性思想的哲学基础——二元论模式和“同一性”形而上学观念的同时，努力寻求承认多样性、差异化、他者性和关系性局面的确立。二、不再抱有“从历史必然性中推导出革命主体”这一幻想，而是强调从后现代思想特别是与他者的关联中重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并在实践中摸索主体形成的新方式。三、在社会运动的方式上尽量避免传统左翼的金字塔式官僚化组织模式，强调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广泛的市民运动。四、普遍对近代民族国家这一制度安排持批判态度，强调要建立超越民族历史的国际主义视野和联带机制，但也注意把“民族一国家”分节化，对机能性的“国家”表现出一种宽宥的姿态，认为福利国家制度至少是眼下抵制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的重要途径之一。　
　　华勒斯坦曾经指出：1848年革命促成了反体制力量一种基本的政治战略，即把以某种方式谋求政权的夺取这一中间目标作为改造社会道路上的一个必要的中间站。结果，使反体制运动走向三个不同的方向。一是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者超越民族国家的武装斗争；二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直接参与政权推动福利社会的发展；三是与本土的民族主义运动结合。而这三个不同的走向最终都导致了左翼势力自身的逐渐衰退（《反体系运动》）。可以说，1968年革命中“新左翼”的出现主要来自对上述旧左翼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他们必须在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质疑传统旧左翼动员社会力量的方式和本身组织原则上的问题。今天，日本的新生代知识左翼也依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而他们针对保守政治与大众媒体联手操控思想舆论的局面所进行的斗争，能否扭转日本左翼势力衰微的状况，是否像罗蒂呼吁的那样，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主义左派的改良传统，甚至考虑与自由派达成和解携手并进（《筑就我们的国家》）以抵制右翼势力的猖獗，他们能否为公共知识分子干预社会提供新的参照模式，则尚需拭目以待。从世界范围观之，可以说，日本的新生代知识左翼是目前全球左翼批判力量中十分活跃的一支，他们极具实验性和丰富内涵的斗争实践，足以让我们对批判势力的增长产生更多的期待。作为邻国的学者，我愿以诚挚的目光静静地关注着，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与之对话，以形成思想与知识的互动。　
　　　
　　（《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赵京华著，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日本“文人趣味”的由来
中田妙叶　
　　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文人”一词从中国输入日本，后来逐渐成为大多数儒者的自我定位。　
　　日本江户时期的社会体制是从上到下严格的世袭制，无法像中国那样实施科举制度。所以，日本的儒者不是中国的士大夫，而只是处于武士与百姓之间的中间阶层。当时只有生于武士家庭者才能当官，所以官僚全部来源于武士阶层。为了让下层百姓能够承认并接受世袭统治制度，幕府借助朱子学说巩固体制。但是，在日本这种世袭制十分严格的社会里，儒学以“礼”为核心而阐发的“经”的思想体系，与日本现实社会很难符合。中国儒家自孔子以来形成了“为政以德”、“有德者王”的基本政治理念，它与对暴君实行“放伐”（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思想观念有直接关系。而这种理念和“万世一系”的日本国体观完全是对立的。　
　　新井白石（1657～1725）在《折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