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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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前的胜利冲昏了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头脑。沈泽民首创“偏师论”，认为今后红军的主要对手将是帝国主义军队，国民党部队只能起到偏师的配合作用。张国焘根据不可靠的资料，推算出国民党只剩下“七师人”，目前红军的任务不是击破“围剿”而是从根本上结束“围剿”。他还趾高气扬地致电朱德、毛泽东，批评中央红军没有采取什么过硬的战略行动。在张国焘不间断进攻的策略指导下，红四方面军东征西讨，频繁作战，既没有时间进行休整以恢复军力，又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最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向西转移。这时，张国焘由骄狂自大走向惊慌失措，一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红军没有打第二仗的力量了”，于是带领部队漫无目标的向西游荡。　　　　
　　　　红四方面军西征是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少数领导人决定的，对于西征的目标、任务和意义没有对战士作传达和动员，一些高级干部也被蒙在鼓里。广大指战员开始还只是把这次转移视为平常的兜圈子，但是随着一去不回头，他们开始疑惑。　　　　
　　　　从大别山到大洪山，从大洪山到桐柏山，从桐柏山到伏牛山，从伏牛山到秦岭，红四方面军在鄂、川、豫、陕四省边界整整转悠了五十多天，还没有止境。不停的转移，无休止的行军，没有物资保障的生活，使部队非战斗减员剧增，在不到两个月内损失六千余人，占西征兵力的四分之一。整个队伍士气低落。　　　　
　　　　西征途中，徐向前亲自安排张仁初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昼夜抬着负伤未愈的曾中生紧跟总部前进。一有空，徐向前就跑到担架边嘘寒问暖。对此，张国焘非常不满：“你的任务是指挥部队打仗，整天围着个残废转个啥劲？”　　　　
　　　　尽管受到老战友的细心照料，躺在担架上，曾中生还是一个个疑团不断涌上心头：“我们这是到哪里去？”“为什么脱离了鄂豫皖？”“为什么采取了游荡的形式？”“为什么不先占漫川关？”“为什么不到华阳，怎么中途又改变了行动方针？”“听说领导层中意见发生了分歧？”　　　　　
　　　　具有同样疑问的还有方面军其他一些高级干部。　　　　
　　　　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说：“这样没有目标地走下去不行，要和战士们讲清楚，打回鄂豫皖，就是铜墙铁壁也打得回去。”　　　　
　　　　红十师政委余笃三说：“不能任张国焘一手遮天，要请中央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说：“中央派人来最好，我要提意见，为什么不给战士讲清楚我们是到哪里去？”　　　　
　　　　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说：“政治保卫局为什么乱杀人，上面也不管一下？”　　　　
　　　　第七十三师政委张琴秋说：“部队这样像孤魂野鬼般瞎跑肯定有问题，上面的决定肯定不正确，我们要反映，要斗争。”　　　　
　　　　朱光、王振华、傅钟等人还商量离队到中央告状。临行前，傅钟突然提出问题：“到中央路途远去不了怎么办？去了反映情况组织不承认怎么办？”　　　　　
　　　　想来想去，刘杞、张琴秋、朱光、王振华、李春霖等十几个师级干部来到曾中生的住处，强烈要求老领导牵头向中央告状，结束部队无目标的流浪，把张国焘轰下台。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40节　被捕入狱

　　　　曾中生沉思片刻，反问大家：“向中央反映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广大指战员的意见固然很好，但如果中央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怎么办？”对于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他失去了信心。　　　　
　　　　房间内寂静无声。　　　　
　　　　“就算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里离中央所在地相距数千里，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部队还经得起这样长时间的折腾吗？”曾中生分析问题的深度一向为战友们所钦佩。这个问题令大家陷入缄默。　　　　
　　　　一位师长忍不住嚷道：“难道任他张国焘这样断送红军不成？”　　　　
　　　　“当然不成。”曾中生说出自己考虑已久的想法：“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阻止这种无止境的流浪，要就地落脚建立根据地。与其向中央写信，不如直接向分局写信提意见！”　　　　
　　　　同志们公推曾中生给张国焘写信，要求解决行军方向问题、停止错误的“肃反”、加强集体领导，如果分局不同意也请把他们的意见转报给中央。　　　　
　　　　信件送到张国焘手中，他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力量。其实，早在行军途中，他就从战士、干部乃至身边的秘书、通讯员、警卫员阴沉的脸上看到了军中那团愤怒的火焰。为了平息部队的不满情绪，张国焘采取主动姿态，表示愿意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开会之前，他以前线作战为名，将与曾中生有着类似意见的徐向前支走。　　　　
　　　　12月10日，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红四方面军举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　　　　
　　　　曾中生首先发言。他列举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批评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转移和家长制统治带来的恶果，明确要求充实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　　　　
　　　　他的发言虽然十分尖锐，但仍然是同志式的态度。　　　　
　　　　在他之后，一些军级干部相继发言，强烈要求在川陕一带建立根据地，停止冲州过府式的流动作战。旷继勋还指着张国焘诘问道：“张国焘，你今天说这个是反革命，明天说那个是反革命，我看，你才是头号的反革命！你丢了根据地，还使红军连遭失败。你现在想把红军带到哪里去？你到底想干什么？”　　　　
　　　　会议呈一边倒的态势。迫于压力，张国焘不仅作出了“诚恳”的检讨，还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小河口会议作出了两条重要决定：一、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同时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二、向川陕前进，寻找合适地点，建立根据地。　　　　
　　　　会后，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经过五个月的浴血奋战，初步奠定了川陕根据地的雏形，到1933年5月，根据地扩大到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多万，红四方面军扩编为四个军。　　　　
　　　　曾中生和他的战友们通过共同抗争，疏浚了一条滞涩的铁流，挽救了一支英勇的军队，付出的是自由和生命。他的狱中绝唱竟是一部部价值连城的军事著作，他在书中阐述的军事原则成为后来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略和战术问题的重要素材。　　　　
　　　　在渡过军事和党内危机之后，张国焘开始收拾曾经迫使他低头反省的党内反对派。　　　　
　　　　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旷继勋首遭其殃。红十师师长王宏坤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清楚地记得旷继勋同志被害前后的情况，老实说，张国焘是搞了阴谋的。大约是1933年6月，当时我们十师师部驻洪口，一天晚饭后，我和三十团在镇外做游戏。这时从南面山路上来了两个人，牵着两匹马，走近一看，是旷继勋同志和给他放马的一个小战士。旷继勋同志当时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我急忙迎上去，陪旷继勋到师部，安排弄吃的，后由师政委陪同他吃饭。吃完饭，旷继勋到师政治部周吉可那里玩去了。他们两人是贵州老乡。　　　　
　　　　我问师政委，旷继勋来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帮助你指挥。”我说：“欢迎，那很好嘛。”他随即问我：“你对旷继勋有什么看法？”我说：“是个好同志，工作不错嘛。”　　　　
　　　　第二天早上，我的那位大个子警卫员告诉我，昨天夜里，把旷继勋勒死了。我大吃一惊，他还说，夜里，旷继勋被叫到保卫队（住庙里，队长为丁武选），刚一进门，一根绳索就套住他的颈，旷继勋说，×××同志，你们放开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讲清楚嘛！　　　　
　　　　吃早饭时，我问政委：“旷继勋同志怎么不见了？”他说：“你不要管！”　　　　
　　　　我说：“昨天你不是说他来帮助我指挥吗？他到底哪里去了，莫不是把他整死了。”　　　　
　　　　他说：“你别管，这是张主席的命令。”他说的“张主席”就是张国焘。我当时心里不满，有意见，也不敢说。　　　　　
　　　　用绳子行刑，是张国焘的嗜好。这根罪恶的绳索将套向曾中生。　　　　
　　　　党内斗争的大网徐徐张开，缓缓地伸向军中。小河口会议上批评张国焘的高级干部一个没漏。余笃三、舒玉璋被秘密杀害，刘杞被开除党籍，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被软禁，傅钟、张琴秋、徐立新、朱光、王振华等人或者被勒令写申明书，或者被撤职，有的被杀害……最后轮到曾中生。　　　　
　　　　1933年7月，张国焘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免去曾中生西北军委参谋长的职务。随后，陈昌浩在后方最高领导机关党团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曾中生的“罪状”：“在中生指使下，在小河口公开开会。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活动，企图深入其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刊物《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等文章，公布所谓曾中生的“罪状”，诬蔑他是所谓托陈取消派、右派的总头目，叫嚷：“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　　　　
　　　　他所谓的执行纪律就是逮捕入狱。关于曾中生被捕的情景，徐立新有一段清晰的回忆：　　　　
　　　　那是1933年8月1日，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一天被张国焘逮捕起来的。记得那一天，我从前线回来，参加通江阅兵。我是阅兵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都出席了。当天晚上，陈昌浩打电话要我去保卫局，说有重要会议。我去了，才知道是要抓我。陈昌浩对我说：是张主席（国焘）让我叫你来的，在四方面军你是仅次于曾中生的反对张主席的第二号人物。张主席曾经和你谈过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检讨？你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过，你和曾中生不同，你还年轻，在保卫局好好反省，还可以快一点出去工作。我听了很气愤，我不服。我过去和陈昌浩在莫斯科是同学，当时就拍着桌子和他争吵起来。我问他，谁是“右倾机会主义”？难道“右倾机会主义”就要进保卫局吗？陈昌浩说，你在保卫局院子里还可以走动走动，但不能出去。我问他，曾中生呢？他说，曾中生也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让我见曾中生同志。　　　　
　　　　曾中生同志可以说是党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的一个代表。在政治上，他关于根据地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在军事上，他主张收紧阵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和敌人硬拼，主张把军事斗争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上，他主张要发展和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来支援战争。在工作作风上，他很讲民主，联系群众，平等待人，不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　　　　
　　　　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学，在武汉时期我们就认识。在根据地时，他经常到我那里谈天。他对我说：同张国焘这个人很难讲原则，他说的话不一定可信，他答应的事不一定兑现。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41节　《游击战争要诀》

　　　　在政治保卫局刑讯室，张国焘亲自提审曾中生。　　　　
　　　　曾中生质问道：“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抓我？”　　　　
　　　　“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很清楚。”张国焘扳着手一条条数落：“在鄂豫皖，你和许继慎在一起组织小组织，反对我，我容你了；到了小河口，你看我张某人虎落平阳，不值钱了，又把托陈派、右派、改组派纠集起来反我，想把我轰下台。”　　　　
　　　　“我们的意见不对吗？作为党的干部，我们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在会议上向你提意见，这是符合党内民主生活原则的。”　　　　
　　　　“什么民主？党只对自己的同志讲民主，对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有什么民主可讲？限你在五天内写出自首书，交待你反对我的罪行。”　　　　
　　　　“我只有对革命的忠诚，反对你也是为了党和红军的事业，没有什么罪行需要自首。”曾中生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　　　　
　　　　张国焘指使保卫局严刑拷打曾中生，皮鞭和大棒均不能令他屈服。早在青年时期，曾中生就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一位职业革命家，一位无产阶级战士，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忍苦耐艰的意志，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以求最后的胜利。”在张国焘的班房里，曾中生时常背诵这段话，用来激励自己，不灰心，不气馁，不消沉，坚韧不拔，以求最后的胜利。　　　　
　　　　在中共早期军事家中，曾中生以其精辟的军事理论独步群雄。他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实战和指挥经验；他分析力强，善于提炼战争的规律和作战原则；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成为兼擅实战指挥和军事理论的“儒将”。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之后，曾中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是这场斗争的终极目标，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军事理论的研究之中，先后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　　　　
　　　　《与川军作战要点》写成于1933年7月7日。在精辟分析川军特点和川中地形后，曾中生提出了十二条红军作战的战术要领：　　　　
　　　　一、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　　　　
　　　　二、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　　　　
　　　　三、行军力强，才好爬山，轻装行动，诡秘为当。　　　　
　　　　四、交通困难，注意联络，地势复杂，尤重搜索。　　　　
　　　　五、敌情不明，不可妄进；敌情既明，先发制人。　　　　
　　　　六、敌如来攻，让其接近，集中力量，歼没殆尽。　　　　
　　　　七、山险寨多，不易硬攻，小部活动，最易成功。　　　　
　　　　八、主力迂回，抄敌侧背，歼敌之效，以此为最。　　　　
　　　　九、突破一点，溃敌全线，纵有牺牲，必得大胜。　　　　
　　　　十、前进包围，后进合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　　　　
　　　　十一、夜间拂晓，或袭或击，如能精巧，最好制敌。　　　　
　　　　十二、突敌外围，攻敌联点，运用之妙，其法不鲜。　　　　
　　　　这篇《要点》着重从战术上加以总结，在提出观点后详加解释，同时写明实施需要注意的事项，操作性极强。《要点》琅琅上口，十分适合四方面军中那些实战经验丰富但缺乏系统总结的中下层指挥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篇要点没有写完。　　　　
　　　　《游击战争要诀》发表于8月7日。《要诀》共分三个部分，总纲部分论述了什么叫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目的、游击部队具备的条件、游击队员应有的技能和游击战争网的布置；通则部分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如何进攻敌人、为什么不攻坚、为什么不打硬仗、为什么敌情不明不战、与群众组织如何配合、以及如何发动群众骚扰敌人、打圈子对付敌人、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后方、夜间行动、肃清地方反动分子等问题；游击战术部分则围绕“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详细解释了扰敌、阻敌、迷敌、饿敌、疲敌、骗敌、截敌、袭敌、捕敌、毒敌、诈敌、伏敌和近战、夜战等要领。　　　　
　　　　在曾中生的军事理论中，最耀眼的明珠当属他在囹圄之中所写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军事论著长达3万多字，内容涉及到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比较、红军一般应注意之原则、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