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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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曾中生、徐向前率红四军主力五个团向东出发，直指英山。在行军中，曾中生神色严峻，既为东征战略而烦心，也为党内险恶的气氛而忧虑。他知道，一切也许才刚刚开始。
明知改变既定方针和行军路线会触忤张国焘的逆鳞，但为了红军的安全，曾中生果断拍板，挥兵南下。尽管取得夺占四城、歼敌数千的辉煌胜利，他还是被扣上“企图蒙蔽中央”、“反对中央分局”等罪名，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
8月1日，红军强攻英山，全歼守敌一千八百余人。首战告捷，并没有驱散曾中生脸上的愁容，反而心事重重。
油灯如豆，蝉声如织。在指挥部作战室，曾中生比划着地图，说出对东征方案的三点担忧：
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有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多旅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
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可用兵力只有三个师五个团，留下一个团驻守英山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必定是敌人重兵设防之所！
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即或知道的一鳞半爪，也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可靠程度不高。
“东征危险！”徐向前沉默寡语，但说出的话很有分量：“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吃苦头、打败仗吗？”
第二天，两人召集四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征求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主张南下，并列举了蕲黄广地区的许多有利条件：那里在党的八七会议后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来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那里离英山较近，总共二百四十里的路程；那里敌人兵力空虚，进入该地，威胁长江交通，可以吸引敌军出援，将进攻江西之敌往后拉。
划桨千夫，掌舵一人。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曾中生，等着他作出决断。
曾中生沉默了半晌，没有表态。会议室静悄悄，窗外知了的鸣叫丝丝入耳。决心易下，后果难当。改变东征计划，就意味着公开反对那位炙手可热、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南下蕲黄广，可能再次被中央指责为执行“立三路线”；但如果遵令东进，很可能亲手断送红四军上万将士的性命！
“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曾中生从小就引为自戒的座右铭，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了红军的安全，他顾不上考虑自身的荣辱，毅然决定改东进为南下，进攻蕲黄广，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后方。
南下之战非常顺利。8月3日，军部留十二师守英山，率四个主力团向南前进。8日占领浠水县城，9日攻克罗田县城，然后一昼夜行军一百二十余里，奔袭蕲春漕河镇，聚歼敌新八旅，活捉敌旅长王光宗以下一千六百余人，然后乘胜进取广济县城，与江南湘鄂赣红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蒋介石迫于红四军锐利的攻势，被迫将原拟派往中央苏区参加“围剿”的第十军紧急调往江北解围。8月30日，敌第十军司令徐源泉亲率四个团进据广济洗马畈地区。9月1日，红四军主动迎敌，分两路攻进敌阵，歼敌三个团大部，又将逃敌包围于叶家畈地区。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8节 撤职
红四军南下仅一个月，就取得了连克四城歼敌七团的辉煌战果，共计毙俘敌军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四千支，基本恢复了原蕲黄广老区，同时还以赫赫兵威牵制了敌人一个军回援，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此外，在经济方面也大有收获，共缴获和筹措了银元七万块、黄金二十斤、白银一千六百余斤和大批军衣，解决了部队供给问题。这些都说明，南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连蒋介石在给徐源泉的电报中都称徐向前此举乃“以迂为直”的兵家解围妙策。
在南下的日子里，曾中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预料张国焘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采取组织手段加以压服，一定会向中央告状。8月20日，曾中生、徐向前与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经过商量后，决定先行向中央汇报红四军与中央分局关于东出与南下的争论。报告由曾中生执笔，集中解释了改变原定计划的原因：“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我们深深地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 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大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上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能力歼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展巩固发展而出安庆。”
由于过于劳累和高度紧张，曾中生病倒了，吐血不止，完全靠毅力坚持工作，在风暴没有驱散之前他不能休息。
巨大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9月1日晚，曾中生、徐向前收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的指示信，给他俩安上了四条罪名：
“（一）红四军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蕲春、广济，是放弃了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二）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三）太湖地区无重兵，陈调元部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可乘英山之胜直下安庆，而出蕲、黄、广则遇夏斗寅部，该敌较强，且我以长途进军击敌势弱，亦较潜太难攻。（四）解决经济问题是这次四军南下的中心原因。不以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为重，而以满足蕲水之欲的经济问题为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指示信指责红四军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严令全军接信后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迟误。
军令如山。曾中生、徐向前只好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撤。消息传开，全军哗然。许继慎等人来到，要求召开全军干部会议，让大家来评理。曾中生百密一疏，激愤之下同意了他的建议。
9月4日，行到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主持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分局来信。绝多数同志认为，红军南下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应继续留在长江北岸，开展英、蕲、黄、广等地工作。同时，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又相当困难，此时调四军北上是不合适的。会上群情激动，通过曾中生起草的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信，争相在信上签名，还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分局陈述意见。
红四军答复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用犀利的语言喊出了全军将士的不满与疑惑：
“（攻取）安庆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英山到安庆四百里的匪区，又是山地、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察、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个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怕是）共产党之夸大狂。”
“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限两星期必占武汉有什么区别？”
鸡鸣河会议反映了全军将士的心声，但是在组织原则上留下了把柄。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在党的纪律上是不容许的。
中央分局接到红四军的答复信后，一时骑虎难下。分局和军委原来的指示信是沈泽民起草的，虽然扣了许多帽子，打了不少棍子，气势如虹，但列举的四条罪状基本上是强词夺理，经过曾中生逐条批驳，完全站不住脚。如果再打嘴仗，书生气十足的沈泽民恐怕也不是曾中生的对手。陈昌浩等人也没有想到四军将士会团结得如此紧密，不知从何处着手才能化解严重对立的情绪。
还是张国焘主意多。他把政治保卫局前不久“破获”的反革命暴动案同四军抗命行为联系起来。这个案件因国民党写给许继慎的一封反间信而引发，经过严刑拷打，涉案者供出一个“惊天大阴谋”：国民党军队与潜藏在红军中的改组派、AB团相互勾结，准备在中秋节（9月15日）在前方、后方同时暴动。后方炸毁红军医院，救出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岳维峻，前方举行兵变，拖走红四军投降国民党。
为此，张国焘作出三个紧急决定：
1．目前形势危急，敌人企图内外夹击根据地，党的中心任务是“肃反”；
2．许继慎为改组派首领，他的党羽甚多，关系复杂，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将其一网打尽；
3．曾中生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带头与分局搞对立，应立即撤销他军政委职务，调往后方考察，派陈昌浩赶赴红四军，接任军政委职务，立即开展“肃反”活动。
陈昌浩原拟乘缴获的国民党飞机飞往四军，两次都未成功，只好策马兼程，9月13日下午赶到皖西麻埠军部，宣布分局命令。
整个军部都惊呆了，空气俨然凝固了一般，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军部外面：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撤曾政委的职？”
军部大厅，气氛也十分紧张。陈昌浩督促道：“曾中生，分局命令你马上交接，立即离开部队。”
干部们围上去，七嘴八舌地问：“什么理由？”“分局是怎么答复我们的申明信？”“中央有没有信来？”
陈昌浩不耐烦地说：“现在不是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究竟执不执行分局的命令？”
警卫营营长看不惯陈昌浩嚣张的样子，喝道：“你个孩头儿，狂什么？”
曾中生不愿意看到军中狂躁情绪升级，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们是红军部队，它的最高原则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中央分局的决定要遵守，你们今后要听从徐军长和陈政委的命令。”说完，他将文件箱、印章交给陈昌浩，简单地收拾了行李，便离开部队。
徐向前默默地看着老战友离开部队，心里充满伤感。他认为这样处理对曾中生不公，但是，由于这是分局的命令，他也不好说什么。同时，他还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感觉陈昌浩可能会下手对反对派进行清洗。果然，陈昌浩上任，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肃掉了二千五百余名以上红军指战员，包括许继慎在内的优秀将领被杀，十之六、七的团级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的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如果是曾中生担任政委，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9节 浴火重生
曾中生回到新集后方后，受到残酷斗争。分局、军委要他承认错误，政治保卫局要他交待包庇改组派的所谓“罪行”，各种群众大会要他去接受质询和批评。由于确实查不出曾中生有任何通敌、纵敌和破坏革命的事实，张国焘只好把他的问题定格在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上。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颁布《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错误的具体方针》。除重复以前的四项罪名外，决议还集中攻击曾中生所犯的纪律错误：背着分局写信给中央，召开积极分子大会领导下级组织对抗上级机关，起草给分局的签名信煽动党团员对分局领导的不满情绪，屡次承认错误又屡次重犯错误，试图组织小组织，等等。分局认为此次四军所犯政治错误主要应当由曾中生承担，为此决定调后方进一步接受考察。
对于曾中生在军中的威信和巨大的军事才能，张国焘也不能漠视。在徐向前、蔡申熙等人强烈要求下，中央分局准备安排曾中生就任鄂豫皖军委参谋长。
曾中生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承认进行过小组织活动。在接受审查期间，他经常打听中央是否来信，对中央秉公处理还抱有一线希望。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央在审阅红四军与中央分局两方面的申辩报告后，隐晦地认可了南下蕲黄广的正确性，因此含蓄地批评“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蕲黄广去恢复苏区是战略上的疏忽”。但是，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他们对疏忽的一方百般迁就、体谅，而对于意见正确的一方却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如“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政治工作的荣誉”，等等。在组织处理上，“左”倾中央甚至比张国焘更狠毒，指示：“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曾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局在重新讨论曾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该注意这一点。”
秉承中央的意旨，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曾中生贬往红安县担任独立团政委。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遭受贬谪和打击的曾中生把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然后又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阻止红四方面军长期无目的的游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城固两河口长涕痛哭的张国焘将曾中生恨之入骨。
山乡冬早，虽然还只是12月，已是北风呼啸，霜雪如银。逶迤的山岭，旷远的雪原，寂寥的驿道，增添一缕肃杀和悲凉。曾中生从新集出发，踏上了前往红安的崎岖山道，也踏上了更为坎坷的人生旅程。
两个月前，他还帐下虎将如云，拥有雄兵数万，如今伴随在他的身边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还有笼罩在头顶的政治阴霾和泼到身上的一身污水。
纯朴的红安人民用信任和理解迎接他。这里的人们不善言谈，听不懂也不爱听那些花哨的理论和空洞的高调，他们只知道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是非，那就是对待人民的态度。
曾中生把老区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为他们而活，为他们而战。在这里，他先后两次身负重伤。一次伤在肩部，一次伤在腿部。拖着一副伤残的身体，挪动着一颠一跛的步履，曾中生硬是将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他的表现连一向与他意见不合的沈泽民也再三赞叹，支持将他提升为独立师师长。
可惜，他的努力因为张国焘的错误政策而付诸流水。
1932年是鄂豫皖苏区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上半年，在徐向前指挥下，在红四军基础上扩建的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其中成建制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近四十个团，红军总兵力达到四万五千余人，根据地拥有二十六个县的版图。
空前的胜利冲昏了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头脑。沈泽民首创“偏师论”，认为今后红军的主要对手将是帝国主义军队，国民党部队只能起到偏师的配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