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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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曾产生过争论，但这争论并不是发生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中国人之间。

　　赛珍珠举办茶会来招待曹禺和老舍，请了几位有名的美国作家作陪，如美国女剧作家弥莱·哈尔门等，正在美国留居的林语堂也应邀而来。茶会上，曹禺讲到文学应当具有社会意义时，“社会意义”这个词在英文中也可以当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思。於是林语堂便站起来加以诘难了，大谈他的趣味主义。他把趣味文学宣扬一阵之后，便对曹禺的发言发起猛烈攻击。曹禺也毫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们中国文学家韩愈就讲文以载道，怎么能说文学只是讲究趣味呢？”林语堂在２０年代就倡导“幽默”，得到“幽默大师”的雅号。３０年代又讲“闲适”、“深远通脱”和“幽默的情境”等，曾经受到鲁迅的批评，说他“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曹禺的反驳使林语堂更为恼火，他当然是听不进去的。在场的，还有一位美国的批评家，他曾参加过共产党，也站起来说，共产党那套我都知道。他把曹禺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了。林语堂对左派是最恨的了，这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次发泄的机会。而曹禺却是据理力争，搞得这位林老先生窘极了。最后还是由赛珍珠出来和稀泥，争论才收场。曹禺回忆说：这场争论，你一刀我一枪。林语堂讲的都是他写的《吾国吾民》中那套玩艺儿，没有什么新的货色。茶会主人赛珍珠和稀泥，而王莹却赞成我的意见。王莹是地下党员，她给赛珍珠当秘书。当时，杨刚也在纽约。①可以说，这是曹禺这次美国之行中遇到的一次最不愉快的聚会，他万万没想到会遇到林语堂，万万没想到同他发生这样一次激烈的争论。其实，也不奇怪，林语堂也是本性难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次遇到旅美华侨，都把他们当作祖国来的亲人，盛情款待，不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给他们以温暖和照顾。一次，他和老舍应司徒慧敏的邀请，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一家饭店吃饭，这是一次极为丰盛的宴会。当司徒慧敏付帐时，饭店老板出来了，他说：“你们来了，我就特别高兴，还须付什么钱！”原来这位饭店经理是广东客家人，说什么也不要祖国来的亲人付帐。

　　在纽约最盛大的聚会，是为庆贺张伯苓校长７０寿辰而举行的宴会。其时，张伯苓正在纽约，南开的校友们一定要在异国他乡为老校长祝寿。曹禺自不必说，老舍也曾在南开中学任教过，他们闻讯后，就商量着怎样向张伯苓先生表示他们的心意。最后，他们决定合写一首祝寿的献诗：张校长七十大庆，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是胡吹，不要乱讲，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可是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用人格的熏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

　　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荫与荷塘。

　　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就是这股劲儿，

　　教小日本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烧啊！毁啊！

　　小鬼儿们连烧带杀，

　　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几条板凳，几件粗布大褂，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学生们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

　　可是他有准备！他才不怕，你们把天津烧毁，

　　抹一抹鼻梁，

　　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

　　什么话呢？

　　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

　　沙坪坝，不久

　　又变成他的家，

　　也有荷塘，也有楼馆，还有啊，红梅绿栀，

　　和那四时不谢的花。

　　人老，心可不老，

　　真的！可请别误会，

　　他并不求名，也不图利，他只深信授教青年真对，对，就干吧！干吧！

　　说句村话，

　　有本事不干，简直是装蒜！

　　胜利了，

　　他的雄心随着想象狂驰，他要留着沙坪坝，

　　他还要重建八里台，

　　另外，在东北，在上海，到处都设立南开。

　　南开越大，中国就越强，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

　　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他爱的是学生，

　　想念的是校友，

　　他的一颗永远不老的心，只有时候听几句郝寿臣，可永不高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

　　张校长！

　　你今年七十，还小的很呢！

　　杜甫不是圣人，

　　所以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们，您的学生，

　　和您的朋友，

　　都相信，您还小的很呢！

　　起码，还并费不了多大的劲，您还有三四十年的好运！

　　您的好运，也是中国的幸福。

　　因为只有悠不撒手南开，中国人才能不老那么糊涂。

　　张校长！

　　今天，我们祝您健康，祝您快乐！

　　在您的健康快乐中，

　　我们好追随着，

　　建设起和平和幸福的新中国。

　　这篇署名“学生曹禺，后生老舍”的贺词，在庆祝会朗诵起来，得到与会校友们的热烈鼓掌。因为它代表了南开人的心声和祝愿。这首贺词，也是曹禺和老舍美国之行的一个纪念，纪念着他们之间的友谊，纪念着那难忘的异国的日日月月。

　　他们特意去美国电影中心好莱坞参观，看了摄影棚，看演员们排戏，也看了不少电影。但是，一旦深入到这个闻名世界的电影城，他们也感到一种失望。好莱坞有许多优秀的编剧，这些人不乏是非之心，不乏正义的立场，也渴望用电影来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而好莱坞老板的生意经，是不准他们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的。曹禺深深感到，尽管美国政府在那里标榜自由和民主，但是，报纸、电影、广播、戏剧都操纵在资本家的手中，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实际上，正义的声音是被禁锢着，自由的空气是被窒息着的。

　　在美国，他们结识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如当代著名作家柏吐尔德鲍尔克特、马克斯威尔安德生、丽琳海尔曼，还有《剧场艺术》月刊的主编罗斯基德吉尔德等。也结识了不少演员，如海伦海斯、卡塞珍考耐尔、雷蒙玛赛、蓓蒂黛维丝、考尔门、约翰迦菲等。这些美国朋友为他们举行私人酒会，欢迎太平洋彼岸的戏剧使者，他的《日出》也被美国戏剧界的朋友排练公演了。

　　在美国期间，他和老舍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曹禺回忆说：

　　开始，我们手头比较宽裕，住十五美元一间的房子，那是让人家捉了大头的。后来，我们的钱不够用了，就住一元钱一间的房子，有时干脆躲起来不见客人了。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两人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得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①他很佩服老舍先生。那时，日程安排得很紧张，但老舍把时间抓得很紧，一有空闲，就伏桌写作，赶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

　　他们思念祖国，常常去百老汇一个小胡同里，那里有一家天津人开的饺子铺。老板一个人又是厨师又是跑堂。只须两角钱，就吃上一顿美味的家乡饺子，就好像回到祖国一样。他们就这样形影不离的，在一起生活了１１个月。但是，曹禺要回国了，他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他可做的事，而老舍还要留下来，坚持写完他的《四世同堂》。他舍不得离开老舍，但又无论如何也住不下去了。

　　当他们即将分手的那天，老舍亲自把曹禺送上车，朝着那远行的车子频频招手，祝他一路平安！

　　别了，老舍！别了！美国。他也许还要访问这个国家，但是，一定是他认为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候。






曹禺传第二十五章　盼望艳阳天






第二十五章　盼望艳阳天

　　也正是春寒的季节，曹禺从美国悄悄地回来了，他不愿惊动朋友，也不愿抛头露面。长途跋涉，把他累病了，一回国便住进医院里。这时，已是１９４７年的１月。

　　２月初，一出院便搬到老朋友黄佐临家里，佐临和丹尼像迎接家人一样，把他从医院接回来。

　　他的学生梅朵是这样描写归国的曹禺的：曹禺先生去美国的时候，脱下了他的长袍，换上了西装，领带打得很整齐，皮鞋上面拭掉了惯常有的泥污，曹禺先生突然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他从来不修边幅。

　　先生那时的心境很好。不但他希望一次愉快的旅行，而且那时的政局也未令人绝望，大家都还觉得幸福的日子离得并不远。他看见欢送会上年轻人热情的眼睛，他的心里也被这热情燃烧成一团火。说实在的，谁能与先生比较，像他那样的用自己的激情去生活，快乐时可以疯狂，痛苦时立即流泪。

　　带着希望去的，驮着阳光去的，然而这一年来，祖国的天空是一重重的阴霾浓云卷了过来。在美国，他要说的话，他要呼喊的声音，却不免因此低沉暗涩，当那一位曾经与他合作演出《原野》的伟大志士倒下去的时候，那比什么消息都更沉重啊！心上的暗影再也抹不掉了！先生不爱说他的感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激情的人，当时，他会痛心疾首地掉泪的。

　　希望淡了，阳光遮没了。在这样的心境里，他估划着在美国做的事有的只能搁下了！到最后，他的心更迫不能待的要回来了。但是，是悄悄回来的，而且又悄悄的换上了他的长袍。不必和去时比较，今天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得更坚决地去对待。①他悄悄地回来了。

　　他去美国时曾经有两个想法：一是把我们近代的剧场运动介绍给美国戏剧界，一是希望能够在美国得到一笔捐款，用来为我们没有经济基础的剧场打打气。但是，从国内却接连传来内战的消息，特别是李公仆、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使他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那些念头全部打消了，再也没有心思顾及捐款的事。尽管在美国生活得不错，但他还是日夜思念着战乱的祖国，他总觉得祖国有他可做的事情，他再也住不下去了。

　　回来后，一切的一切都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仅仅只有一年，整个的空气全变了。全面的内战，全国到处都又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一丝和平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物价飞涨，灾民遍地，特务横行，民不聊生。这血腥的现实，使他对国民党的反动面目看得更清楚些了。

　　总得要养家糊口，他先是应熊佛西先生的邀请，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授，不久，又由黄佐临介绍，在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导。

　　回国之后，他和党更加接近了。他的学生刘厚生、方琯德、任德耀都在上海，他们关心着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这一方面是师生的情谊，同时，也是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请曹禺参加一个读书小组，他欣然答应了，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们就到离市区较远的上海育才中学聚会一次。他们共同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读些其它的革命书刊。师生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当然，不单是书刊的内容，还有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这些讨论，使曹禺对形势的发展充满着信心。他觉得同这些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不但给他带来愉快，更给他鼓舞和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禺还有过一次“解放区之行”，他竟然从上海到了解放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救济总署的署长蒋廷黼，原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他要找些作家为救济总署作宣传，就通过《新民报》的记者韩鸣去找张骏祥、茅盾和曹禺，请他们去视察河南省的花园口，说是有一架飞机要去黄泛区。茅盾因为有别的事情没去，曹禺、张骏祥和韩鸣就以记者的名义去采访。蒋廷黼请他们去，是想借这些文人来吹吹他们的救济总署，但曹禺和张骏祥却事先商量好，打定主意不讲话，不过是借机到外边看看，也许能搜集到一些创作的材料。飞机自然是美国的，飞行员也是美国人。而曹禺和张骏祥都装作不懂英语，免得同美国人打交道。

　　抗战期间，国民党把花园口炸了，黄河决堤，使得黄河改道，不但造成千百万农民流离失所，同时，更造成了一个荒无人烟的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想恢复黄河故道，而故道的所在地已是解放区了。那时，他们还想搜集黄泛区人民生活的材料，准备写剧本的。

　　飞机由上海出发，在黄泛区上空巡视，但是，一个美国人上了飞机就支持不住了，晕飞机，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这自然十分扫兴。那时，救济总署和美国人也有矛盾，救济总署扣住救济物资不给解放区，但有的美国人偏要例行公事，责备救济总署不给解放区粮食，而国民党却不愿公开给，就把粮食偷偷地放到一个地方，让解放区去拿，拿走还要打个收条，他们好报账。一次，他们到了尉氏县，听说一位解放区的县长刚刚离去，曹禺和张骏祥商量好，非要采访这个县长不可。他曾结识过不少共产党人，但是，解放区的县长又是怎样的呢？他很想亲自一睹这位县长的丰采。机会来了，他们目睹了这位县长同美国人的争论。美国人谴责解放区拿了救济总署的粮食，气势汹汹。这位年轻的县长，在洋鬼子面前毫无奴颜婢膝，堂堂正正地驳斥了美国人的诬蔑，并且尖锐指出，美国人帮着国民党打内战，为蒋介石撑腰，驳得这个美国人哑口无言。这位县长给曹禺以深刻的印象，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是在一个庙里，这个县长很年轻，农民打扮，有一杆枪，还有一个警卫员。他把一个叫马骥的救济总署的人驳得一塌糊涂，把那个美国人也说得无言可答。他很了解美国的情况，在美国人面前，他同国民党的官截然不同，他讲出了中国人的心里话，讲得有理有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县太爷”，一点儿官气也没有。可是对国民党，对美国人，他好凶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小学教员。①

　　在上海，曹禺还遇到一件蹊跷的事。

　　一天，在中央社上海分社工作的罗明来找他，罗明也是他的学生，把一封信交给曹禺，这是一个女工写的信，告发曹禺的，说曹禺同这位女工同居后又把她抛弃了。这把曹禺搞得摸不着头脑，气得他直打哆嗦。不容曹禺分辩解释，罗艺赶快安慰说：“万先生，您别急，您偶尔干了这样的事也没啥了不起！”好像曹禺真的做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这一来，曹禺更生气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