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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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以后的一个对策是还击，又一个对策是退却。绍兴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常常发起，星期日乘画舫到禹庙兰亭去游玩。鲁迅先生也就随喜他们。画舫的规模很宏大，有三舱、四舱、五舱的分别：每舱有明瓦，上有名人书画的遮阳。舱内有桌椅，有茶烟，也有厨房，鱼虾菜蔬沿途可以买到。人在画舫之内，宛如置身教室，如有不同，只是窗外的景物时时变换而已。在这种逸豫优渥的环境中，人们最易联想到的是不正当的娱乐。画舫里面本备有各种博具，只要乘客一开口，就可以拿出来玩耍。这群教职员当中，只有鲁迅先生没有辫子。消息传到城里，说画舫中还有一个和尚，社会间即刻想到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借游山水为名而在画舫中赌博。鲁迅先生上当之余，只有退却。从此他不再随喜他们乘画舫游山水了。
所谓“和尚”者，那时的装束与真正的“和尚”也不完全相似。许多留日回国的学生，为适应国内的环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辫子，那些没出息的，觉得这样还不够，必须隔两三天到理发馆为假辫子理头发，擦油，使人骤然看不出辫子的真假。鲁迅先生是一个革命者，当然决不肯套假辫子，头发也不常理，平时总是比现在一般所谓平头的更长约五分的乱簇簇的一团。胡子是已经留了的，身上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所谓长袍者，大抵是灰色的：冬天是灰布棉袍，春秋是灰布夹袍，初夏是灰布大褂，夏天是白色竹布或洋布大褂。裤子大抵是西服式的，皮鞋是东方式的，像现在军服中的皮鞋，黑色而无带，便于穿脱。此外，鲁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所谓哭丧棒。下雨天，依照西人的方式用布伞，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油纸伞。皮鞋原可两用，雨天不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钉靴或钉鞋，也还没有现在一般社会通用的套鞋橡皮。“和尚”的装束大致如此。
我认识鲁迅先生已历三十年，总觉得三十年来，鲁迅先生的性情乃至相貌，都没有多少变更，面色也许略显苍白，那是因为少见日光，或多抽了烟卷，决不是因为年老。这个看法也和鲁迅先生及他的家人提过，他们都相当同意。有一天鲁迅先生出示当时的相片，到底相差二三十年，我才不敢绝对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注释
本文写于1941年初春。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几位同乡的先烈指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火车让座的事，他在回忆散文《范爱农》中曾写到。
［3］陈伯平（1885—1907），名渊，字墨峰，别号白萍生、光复子，绍兴平水人。早年入绍兴大通学堂读书，后跟随徐锡麟一块去日本留学，并与徐一起发动“安庆起义”，在激烈的枪战中牺牲，年仅23岁。
［4］“海口”指日本横滨。
［5］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已叫“绍兴府中学堂”。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惜别
孙伏园
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2］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 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的大事，不但抵得了平时的四十年，也许抵得了迂回曲折踟躇不前的四百年。但是第二念，好似只隔了四日，因为鲁迅先生的声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遗训像耳提面命一般的促醒我们努力，说四日已经太多了，鲁迅先生实在并没有离开我们。
这篇的题目我写上了“惜别”两字，主要的意思是在提到藤野先生的“惜别”一节，其次是我们和鲁迅先生一别四年的“惜别”。
藤野先生给鲁迅先生印象之深；似乎连藤野先生自己也不大了然。记得我们的报纸上曾经译过东京记者访问藤野先生的一篇记事［3］，叙述藤野先生不但几乎忘记了三十年前曾有这样一位中国学生，连他曾给鲁迅先生一张相片的事也忘记了，以为也许是他那去世已久的太太经手代赠的。这可不然，我在鲁迅先生的书斋中，清清楚楚的看见这张相片的背面，有藤野先生亲笔的“惜别”两字。藤野先生的清癯谨厚的面容，戴着近视眼镜，留着短短的头发，都还在我的记忆之中。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去拜望周老太太，并去瞻仰鲁迅先生所谓“老虎尾巴”式的书斋，还看见这张藤野先生的相片。
辛亥革命时代绍兴的都督名“王金发”，同时还有两个要人名“黄介卿”和“黄竞白”。绍兴方言“王”和“黄”二字一样读作“王”，所以当时有“反对三王”的口号。关于“反对三王”，一则由于革命者的幼稚，再则由于封建势力的反动，鲁迅先生似乎曾在文字中解释过。
鲁迅先生任师范学校校长，诚如许景宋先生文中所说，“是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要他来继任之后，可以从办交代中，找出前校长的错处，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这位前任校长，是杜海生先生，民国十五年左右曾任开明书店的经理，开明出版的书籍中还有“发行人杜海生”等字样。所谓“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认为杜先生在秋瑾先烈殉难的时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但在鲁迅先生的看法，杜先生未必有救援的力量，援救了也未必有效，不援救也决不应该在交代的时候借故报复，所以鲁迅先生没有遵照当局的意旨，在交代中任意挑剔。
许景宋先生说，“在绍兴尚未光复之前，人心浮动，先生曾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来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我回忆了许久，要想找寻这批“整队出发”的全校学生们当时所用的名义，最后才记出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武装演说队”。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言厉色地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甚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学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通行张贴“溥仪逃，弈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4］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关于秋先烈［5］，许景宋先生文中说，“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鲁迅先生常说，秋先烈加入吃饭，如果只添一客饭菜，一定是吃不够的。这事一方面表示日本人的食量小和寒酸，一方面表示秋先烈的健康。秋先烈就义时代的一般空气，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表现出来。《药》的主人翁名“夏瑜”，就是影射“秋瑾”二字。《药》的篇末，烈士墓上发现花圈，这在当时也是事实。浙江一带学校的学生，争向秋女侠墓前瞻礼。花圈在当时是极时髦的礼物。一般人决不了解的，在垒垒荒冢之中，竟有一处着了花圈，不但一般人不解，即先烈的母亲也以为这是先烈显圣。
鲁迅先生对太炎先生的敬礼始终不衰，有如许先生文中所述。也曾常常讲到太炎先生的性情行事。例如大扫除，警察总要把地板和天花板都起下来，弄得满屋凌乱。太炎先生气愤之余，就说这是日本人反对他著作，或者说日本人受了清室的委托，有意使他生活不安，不能作革命的事业。鲁迅先生那时是青年，态度比较客观，知道大扫除是挨户进行的事，绝不是有意使章太炎先生受窘，心中是明白的，但也不与太炎先生抗争。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往往四五小时连着讲。夏天大赤膊，但不喝茶水，只是不断地抽烟。对面房间里住着刘申叔［6］先生夫妇，为了辩论，太炎先生常常不穿夜服，闯进刘申叔先生房中去。
太炎先生最后一次到北平去，门徒们公宴席上，问起鲁迅先生，说“豫才现在如何？”答说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点头说：“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我曾在鲁迅先生书斋看见一张太炎先生所书大条幅，上款只写“书赠豫才”四字，下题“章炳麟”。
因许文而引起的回忆止此，将来有机会再写。
注释
本文写于1941年初春，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是王冶秋写的反映鲁迅青少年时代生活和事迹的一本传记。许广平（景宋）曾为该书写序，孙伏园指的就是这篇序文。
［3］藤野先生是1904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时最关心他的一位日本老师，以后鲁迅写了《藤野先生》一文，谈到他赠送鲁迅照片并在背面题写了“惜别”二字。
［4］这里指的是杭州光复后绍兴成立的以前绍兴知府程赞清为府长，原浙江抚署刑命师爷章介眉为治安科长的绍兴军政府。
［5］辛亥革命时期我国著名女革命家秋瑾。
［6］刘申叔（1884—1920），名师培、光汉，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追念鲁迅师
孙伏园
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1911年。那年，清王朝被推翻了，鲁迅先生被派到他的家乡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任堂长，而我正在这学堂上学。记得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见面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西式长裤，东方式的皮鞋。那天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同学们欢迎新堂长的热烈情绪至今还似历历在目。
从此，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受到先生许多的启示和教诲，由于当时我还担任级长，所以和先生接触尤多。不久，鲁迅先生就辞去了堂长的职务。后来才知道先生办交代的时候，学堂里只剩了一毛多钱。政府欠付学款，全靠先生的辛苦撑持，学校才维持下来。那时的社会，一切都很混乱，旧势力又在趁机抬头，青年们一般都陷在苦闷之中。
1912年，先生受聘到教育部工作，后来还兼北京大学等校的讲师。过了几年，我也到北京大学上学，这样就又继续得到聆听先生教导的机会。即使我后来到社会上做事，也仍然常到先生家里走动问候，有时就在先生处吃饭谈天。先生对于我们丝毫没有架子，在亲切中又使人感到严肃，所以，我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的长辈。每逢这种闲谈的时候，他就纵情畅谈，上下古今，无所不涉。就在这些随意的谈话中，使我得到了许多知识，并从对那些日常具体事情的议论中领悟出许多做人的道理。他那略现苍白然而开朗的脸色，和他那包含着极为深邃的真谛的谈话，一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
资产阶级领导的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表面上似乎胜利了，但是时间越久，这个革命的后果也越发清楚了。它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不过是一块空招牌，封建的统治机器基本上都保存了下来；而军阀的杀戮攻伐也越来越频繁。先生对此感到极为苦痛沉闷，他到北京的头几年，就住在绍兴会馆过着抄古碑的生活，但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仍是无限关注的。先生表面上仿佛异常孤冷，实际上内心生活却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里面是熔岩。这熔岩是创造的源泉，有内在的力，有内在的光，有内在的热，一旦燃起将是无穷而炙烫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曾不止一次和我谈起对革命的看法。他深深感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结果所以如此之坏，是因为革命者没有联系群众，没有到群众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革命者为群众奋斗而牺牲了，但尚未觉悟的群众却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尽管群众在反动统治的桎梏下已经有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的要求，但却没有机会得到表现。结果革命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这也是革命者的悲哀。说到这些，先生总是深为叹息，并陷在深思之中。
后来，我才知道先生这时就已在酝酿一种思想：他在深刻地观察分析中国当时的社会和人生，他在竭力探索人们的灵魂。他感到中国的人民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就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了。他为之悲愤忧痛，于是他想刻画出这样沉默的人民的灵魂来。于是他就以这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为题材，描写他们的善良性格和悲惨遭遇，描写他们的弱点和坏习性，目的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期待并且激励群众的觉悟。这样的思想，后来就渗透在他的许多小说创作和杂文评论中。
1920年以后，我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鲁迅先生是这个副刊的重要的、经常的撰稿人，他撰写文章是为了提倡学术空气，来推进当时的思想革命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在这里决不含丝毫名利观念，也不计较任何毁誉。这也是他对待一切事业的一贯态度，这是在他的一生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时，他写的稿，除了登在《新青年》上的以外，大都寄给《晨报》副刊了。有杂感、小说，也有译文。杂文集《热风》中的大半文章以及卓越的世界名著、曾经轰动整个知识界的《阿Q正传》都是最早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阿Q正传》是用“巴人”的笔名发表的，从1921年12月4日起到1922年2月12日每星期或每两星期刊登一次，连续载完的。这是我做多年编辑工作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曾说到我每周要去催稿，其实也不尽然。先生写作从来都是勤奋认真的，白天办公、教书、接待朋友来访、晚上写作往往到深夜以至东方发白，方始搁笔休息。所以，他写文章，无须别人催逼，那时，我每周总要去先生处，而去时先生的文章总已写成由我带回，甚至有时就早早寄给了。
当我得到《阿Q正传》的第一章时，像读先生别的杂文一样，可以感到其对许多社会现象的尖锐批判和辛辣嘲弄，但还未感觉到其更深的含义。到了后来，第二章、第三章……陆续写出来了，这时我才逐渐感悟到先生寄寓在这篇小说中的宏大意图和精深思想。阿Q，这个形象就是他这几年来所不断谈起的那种已有反抗要求，但尚未真正认识到正确的革命途径的群众的典型，就是他所深为悲愤的被压迫被侮辱的人民的一种类型；他也深刻地写到了阿Q的弱点和坏脾气；但他对其又是抱着何等殷切的期望，认为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认为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在这篇杰作中，先生对祖国、民族、人民的满腔热忱和宽大仁爱的胸怀，真个是完全倾泻了出来。我每次接到先生的续作时，就像捏着一团正在喷射燃烧的岩浆似的，为之感到不安和激动，只有作品付印出来以后，方始安心下来。接着是大量的读者来信和各报刊的评论，大部分是热情的赞叹，也有表示栗栗危惧，以为《阿Q正传》是专门嘲骂他自己，因而探听询问作者是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