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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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批评很严格，总爱说“太嫩”（不成熟），而在晚年时，鲁迅先生则非常偏爱青年。青年学生的文章送到先生那儿的，先生总是给看，给改。改得非常快，而且给宽的批评，很好的批评。而我却从不曾得到过这样好幸运，得过这样好评。
在写作上，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与创造并重。有些时候他甚至说翻译更重于创造。他常常如此鼓励青年人：“不会写作时先翻翻看。”［4］这还是民初的时候。他希望青年人拿外国的作品当模范，看一看人家是怎样写作的。到后来，有许多人提倡《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是中国三大名作，《三国》、《西游》、《老残游记》等也是珍品，颇以为本国的白话名贵小说也不贫乏，何必求之于外国？然而鲁迅先生却对这种提倡拒不发表意见。因为鲁迅先生是主张在现代写作，要采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背景的。《水浒》、《红楼梦》固是上好白话小说，但去民国则年代已很久远了。至于外国作家，在科学训练上，在逻辑基础上，都比中国的高明很多，所以他主张应翻译他们的东西作榜样，鲁迅先生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是中国学科学最早的人。当他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学校中中国学生仅有鲁迅先生一个。那时他的成绩很不错，他的生物解剖图是经过一个很好的先生一笔笔的替他改好的。正是因为他是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所以他的为人不文饰，也不夸张。
当他还不曾念仙台医校的时候，家中忽然发生了问题。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5］。他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结婚后刚刚过了三天，他便走了，但这件事使他受到很大的影响，等他回到日本后，对于医学的兴趣，便大不如前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著作中曾经说过的，仙台医校是用幻灯影片来显示生物形状的，有时一个段落讲完，常加演风景片及时事片以引起学生的兴趣。那时正在日俄战争后，在时事电影片中多取日俄战争的材料。有一次先生在电影片中看到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说那个绑着的，是替俄国作间谍，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盛举的人们。这给鲁迅先生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对于学科学的信念发生怀疑。那时鲁迅先生感觉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强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及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于是鲁迅先生转变方针，决定改变去医治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人的精神的是文艺，于是鲁迅先生提倡文艺运动了。这事情大家在他的著作中当早已看到，现在我报告几件大家不甚熟悉的事情：
结婚使他不满，但因他为人忠厚，所以他始终不忍把他名义上的太太逐出周氏之门，因为她毕竟是用他的名义娶来的。他们兄弟三个（鲁迅先生兄弟三人，二弟是周作人；三弟是周建人，一个纯粹科学家，所以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本来都住在八道湾的，我在北平时，常到那儿坐坐。那房子本来是鲁迅先生出钱买的，兄弟三人夥住。后来因为兄弟间的意见不甚合，鲁迅决定搬出来［6］，便说：“凡归我负责任的人，全随我走。”这意见即指带着名义上的太太一块出来，自然还接出老太太来。老太太娘家姓鲁，是乡下人，而受过教育的［7］。鲁迅先生所以改称鲁迅，便是采用外家的姓（他不喜欢姓周，因为他不喜欢父系的亲属及朋友）。到了新房子，这位太太忽然以为鲁迅先生要同她要好了。一天鲁迅先生对我说：“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天早上醒来，一睁眼，一个女人站在我的门口，问我大少爷七月拜那一天在什么时候拜？”（七月拜是绍兴一个节日，有的人家在七月十四拜，有的人家在七月十五，但鲁迅先生从来不曾参加过。）无疑地，这位太太误解他所以带她出来是由于鲁迅先生已经觉悟了从前对她的不好，现在要改变态度了。从这一点我们也可知道这位太太实在不够机灵的。在新房子里，老太太、太太和他，每人住一间房子。他的一间屋是卧室、客厅兼书房。屋中有三样要紧的东西，这三件东西各有各的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生活和性格来。这三样东西是铺板、书桌和网篮。网篮是紧靠着床放着的，他准备一旦同家起了冲突，随时随地卷起被窝便走。铺板是因为他要独自生活，像宗教徒清修似的，他磨练他自己，他不愿意铺板换成竹心的或藤心的。他被窝里的棉花也永远是要旧的，是在他去日本时，老太太给他做的。他身上穿的西服裤是单的，无论冬夏都没有换过。老太太嗔他名义上的太太说：“无怪乎他不欢喜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于是老太太命令着太太给做的新棉裤做成了，并且放在鲁迅先生的床上。但等鲁迅先生回来后，都给掷出去了。有一次老太太对我说：“孙先生，你去劝劝他，换条新棉裤吧！”我那时莫名其妙，他为何不要新棉裤，便去说了，方知他老在苦修。真的，你想一个软绵绵的环境，哪里是作学问下苦工夫的环境呢？于是我对老太太说：“随他去吧，他自有道理。”
鲁迅先生一生的大转变点是离开北平。离开北平，也离开了北平的书籍和他治学的环境。当他在北平时，因为他是官，受官的限制，很痛苦。当时他发表文章，不能用真实姓名，只能用一个笔名。同时不能任意浏览西文书籍，只能看木版书。因为他的一般同事都是不懂西文的，而且那时的风气，作学问也仅限于弄木版书。所以他不愿人家知道他是会洋文的。虽然人们知道他也是留学生，但看见他只弄旧书，便以为也许他已经把洋文忘了。所以在北平时代的鲁迅先生，实在有“两重人格”的意思。记得他有一天告诉我，部长突然问他：“听人说，周作人是你兄弟，真的吗？”他答：“是的。”又问他：“你为何不教训教训他？”因为周作人是常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而《新青年》是被部长视为洪水猛兽的。其实周作人先生还只是译了几篇文字，而鲁迅先生已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几篇杂感和创作的小说了。不过，他用笔名，而周作人用真名，所以没人知道他罢了。
鲁迅先生在教育部作官，始于民元蔡元培先生掌管教育部的时候［8］，十多年一直没有被更换。因而在教育部中以他的资格为最老，而他的旧学问也深得同事们的钦佩。有一次，当章士钊（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思想非常落后，对新运动的压迫不遗余力）作教育部长时，因为女师大闹风潮，鲁迅先生在女师大教书，同情学生运动，并且帮助学生的原故，章士钊免了鲁迅先生的职。当时教部的许多同事都替鲁迅抱不平，主张鲁迅先生去平政院告章士钊的。平政院长汪大燮［9］是一个弄旧学问的人，同鲁迅先生在学问上甚为交好。有一天，平政院的一位邵先生跑到鲁迅先生家去，谈起这事，怂恿鲁迅先生对章士钊起诉，并且说汪院长也要亲自去拜访一次鲁迅先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关于鲁迅（2）
在汪的意思，以为章士钊是西洋留学生，一定是无父无君的；而鲁迅是一位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一定没有错处。鲁迅的被免职，一定是章士钊冤枉了他。然而鲁迅先生的家里，却实在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洋的书籍，如果被汪大燮看到了，将不免影响到他对于鲁迅的印象。那时候我正去鲁迅先生家里，看见大批东西文书籍向外搬运。后来这官司果然鲁迅先生打赢了，就是因为汪院长痛恶章士钊的无父无君，而深深同情于鲁迅先生维持礼教的原故。当时社会上的人也都同情于鲁迅先生，原因却和汪院长正相反，是认为章士钊是旧势力的代表，而鲁迅先生则帮助学运，反对礼教的原故。平政院的判决是应该恢复先生的官职，而在未判决以前，因为教育部已经换了易培基作部长，又给鲁迅先生下了委，鲁迅先生是早已复了职了。当时我去见他，他非常快活，笑着对我说：“我现在有两个佥事了，平政院判给我一个，易培基委给我一个。”有许多人说鲁迅先生冷酷、偏狭、刻薄，而实际上鲁迅先生是非常青年气的，他这几句话便可十足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个热烈、兴奋、率直、肯帮助人的人。而他的生活则是非常严肃的。他不但睡木板床，盖旧棉被，喝浓茶，而且最爱吸烟，每天总毫不间断地吸。对于烟，他也不拘好坏。记得当时有一种翠鸟牌香烟，每包十支，他总是五十包五十包的买来畅抽的。他生平作事不苟且，也不敷衍，他的脸色总是青青的。这青青的面色增加了他的严肃性，而这青青的面色却是吸烟过多所造成的。
以后关于鲁迅先生的事，我便不清楚了。不过有一件值得提出的，是他有了一个爱人，许景宋女士。许女士也是一个女作家。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许女士是他的助教。以后他们同居了，生一子海婴，现在大概已十岁了。听说海婴身体不大好，本来鲁迅先生晚年得子，我们不能希望海婴的身体太好，而家境困难，营养不足，也是致弱的原因。最近听上海来人谈，鲁迅先生沪寓失了火，但是原稿及各重要书籍，幸而无损失［10］。同时根据各方面的传闻，海婴这孩子——鲁迅先生仅有的儿子——很不错，将来长大了一定可以继承这位伟大父亲的遗志。
注释
这是孙伏园1939年10月在云南昆明文协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作此笔记，文后附有这样的话：“本文未经伏园先生校阅，如有错误之处，责任由笔记人负之。”
［2］应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绍兴中学堂”乃是记录者的笔误。
［3］指鲁迅在中央教育部作佥事。
［4］指先翻译一点外国小说。
［5］1906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同朱安女士结婚。鲁迅为何应允这桩婚事，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人说，当时正在革命时代，认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
［6］指1923年8月2日迁居砖塔胡同61号，从此即与周作人决裂。
［7］鲁迅外祖父鲁晴轩是前清举人，大舅父鲁怡堂、小舅父鲁寄湘都是前清秀才。鲁迅母亲没有正式上过学。
［8］指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就是这时候由蔡元培邀请进中央教育部工作的。［9］汪大燮（1860—1929），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伯唐，举人出身。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考上总理衙门章京。1905年以后曾出使英、德、日等国，1914年，任平政院长、参政院参政兼副院长。袁世凯称帝时，退出参政院。1916年后，历任交通总长、外交总长，国务院代总理等职，1922年起再任平政院长，晚年致力于平民大学、红十字会等社会事业。
［10］上海鲁迅故居并未有失火之事，这里所说当是误传。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往事
孙伏园
鲁迅先生常说：许多往事，知道的人渐渐少了，要是不赶紧写，实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远在思想的斗争中，似乎无暇记述这些往事，他的愿望并没有充分地达到。现在却轮到我们来论述鲁迅先生的往事了。
鲁迅先生常常谈到几位同乡的先烈在火车中让座的故事［2］：那时国内还没有火车，而国人的礼貌却极周到。几位同乡的革命者，内有陈伯平［3］先生，刚从中国东渡日本，鲁迅先生从东京到海口［4］去接他们。上岸以后，换乘火车，同赴东京。诸先烈第一次与火车接触，以为火车内的规矩一定和房屋内一样，座位有尊卑大小之别，必须互相逊让。但是到底哪些座位是尊是大，哪些又是卑是小呢，还得从详研究。鲁迅先生已经提供了火车内不必让座的意见，但是先烈们哪里肯依，仍然继续的研究和逊让。鲁迅先生正在心中忧虑着从事革命工作的人，连这一点社会的旧习惯都革不掉，将来如何担当国家大事。说时迟，那时快，火车一开，先烈们好几位都绊倒了。
这种故事，减少先烈们的神性，却增加了他们的人性，同时也承认了不可磨灭的客观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我们现在对于鲁迅先生，记述他的生活，也该用这样的态度。
鲁迅先生的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精神上铭刻着伤痕，发展而为复仇的观念。后来鲁迅先生回国，见仇人正患不名誉的重病，且已到了弥留；街谈巷议并传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鲁迅先生只好苦笑，从此收拾起他那一把匕首，鲁迅先生常常从书架上拿下那把匕首来当裁纸刀用，刀壳是褐色木质的，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据鲁迅先生解说，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才封成整个的刀壳。至于为甚么不用整片的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使刀壳更为坚固呢？鲁迅先生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
鲁迅先生复仇的任务，虽只剩了一声苦笑，但关于匕首的解说，往往使他引动少年豪气，兴趣极为浓厚，如在微醺以后，更觉有声有色。我自己已经听过这故事的了，一天到先生书斋中去，看见桌上又放着匕首，许景宋先生等七八位青年在座。鲁迅先生说：这故事你是听过了的，我又在这儿对着青年自称英雄了。
民元以前鲁迅先生在绍兴中学校任学监。绍兴中学校那时还是“绍兴府学堂”［5］。绍兴府共辖八县，各县籍的学生都有，各县籍的教职员也都有。绍兴的首县是山阴会稽。鲁迅先生是会稽人。因为同属首县，山阴会稽不分什么畛域，两首县籍的人统称山会人。例如两县旅北平的会馆合在一处，曰山会邑馆，现称绍兴县馆。废府以后，山会两县合为绍兴县。但是两县和其他六县都常有畛域，在府学堂里，各县籍的教职员与各县籍的学生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鲁迅先生当初并不了然。他任学监，有奖惩学生之权。他的奖惩自然一凭客观的标准，但是他渐渐的发觉，凡开除某县学生的时候，必有某县教育教职员挤满了他的屋子，替被开除的学生向他求情。从此山会籍的学生犯了校规，他也要考虑一番，不但决不矫枉过直，偏偏严惩他们，而且鉴于各县教职员对于同乡学生的回护，他自己是山会籍人，山会籍的教职员又特别少，所以凡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