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3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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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矣。
年轻人常嚷嚷曰：「爱情是无价的。」谁要说有价谁就有被拔舌头的危险。英王爱德华八世为了爱上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女人，连国王宝座都踢啦，世界上最值钱最贵重的东西莫过于国王宝座矣，为了别人一致轻视的爱情，而竟踢了该宝座，则爱情岂是有价的乎哉？爱德华八世先生大名之能以永垂宇宙，也正在此。如果换了聪明之士，恐怕是「事业至上」「前途第一」矣。吾友吴起先生为了当官，把太太杀掉，这当然是顶尖的，不便论列。普通情形，其糟糕可能稍次一点，但也够你瞪眼的哩，以柏杨先生为例，我要是爱德华八世，咦，大丈夫只患功名不立，何患无妻，我就用浆糊把我的屁股黏到宝座上，不要说一个女人拉不下来，就是原子弹都轰不下来。一九一○年代时，我入巡阅使张勳先生之幕，当时徐州兵站站长某先生（不提名字为宜，老一辈的人大概都知道他也），其女公子刚从英吉利留学回来，每天在校场策马徐步，望之艳如天人。不知道怎么搞的，大概柏杨先生英俊过度，竟被他看上啦。就托人来讲，只要我跟柏杨夫人离婚，而跟他女儿结婚，他就保我当铜山县知事。一听之下，头就嗡嗡乱叫，恨不得当时就爬到地下打个滚教他看看。回到家里，把老妻请出后堂，左看右看，实在恶心，正打算装腔作势，把她赶出大门，偏偏张勳先生在北京吃了败仗，树倒猢狲散，站长父女，下落不明，我的县知事也没当成，因而老妻也免被逐之祸，然而险矣。
吾友之女，绝世美人也，跟一个聪明之士恋起爱来，爱得山崩地裂，老太爷瞧着不太顺眼，就托人跟他讲价钱，只要他不再和他女儿来往，老太爷就一次付他多少万（确实数目，偶忘之矣）。聪明之士一听，爱情算老几，钱才是真的，于是祭出「我不能把快乐建筑在你父母的痛苦上」法宝。巨款到手之后，信用本位，果然不再来往，不过他阁下却买了一辆电驴子，酒女小姐坐在电驴子屁股上，玉手紧抱其腰，粉脸紧贴其背，聪明之士骑在上面，腰干笔直，在大街上猛兜其风，路人啧啧，好不快活。
我想老太爷真是运气不好，多少万元打发了一个，接着第二个，一位诗人上了门，上门追的不是该姐，而是该妹，老太爷以为这简单得很，再花上多少万，照样可以打发。谁知道诗人比前述的那位聪明之士差劲，不要说多少万新台币，就是多少万美金都不行，盖他是在恋爱，不是在做买卖也。
因人而异
爱情到底是有价的乎，抑无价的乎？没有定论，而是因人而异。有些人认为爱情至神至圣，千金不换。有些人认为爱情算啥？跟其他货物一样，照样可以买一火车。连爱情有价论者之中，爱情到底值多少钱？也同样没有公认行情，也同样的因人而异。像吴起先生，爱情不如一个「将」；像柏杨先生，爱情不如一个「官」：像那位诗人朋友断了线的连襟，爱情不如一辆电驴子。还有些赌徒朋友，赌的急啦，把如花似玉的娇妻都押到牌桌上，爱情价值就更可用筹码计算出来矣。
刘美枝女士对李森先生的爱情起初当然是无价的，但后来在贤明的嫂嫂帮助之下，她的那份爱情就有价啦，价钱是三万元。报上说，当王春瑷女士跟她谈及要她让出李森先生时，她泪流满面，痛苦应允，这是一种崇高的气质，也就是我们所歌颂的「爱是牺牲」的情操──我说这些，不是说她肯自我牺牲就对，不肯自我牺牲就不对。她如果强烈表示不肯出让，固也是对的也，她爱他既爱得真像她和她嫂嫂说的那么深，兼那么紧，她就不应该应允。换了柏杨先生，我宁可家破人亡，宁可冒天下人的拳头，我都不会放弃，拚着老命也要周旋到底，为她而死，为她而亡，呜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痴情照汗青」。
不过问题是，既然已经宽宏大量放弃了矣，就应该一直保持这种高贵的度量，我想刘美枝女士是有这种自我牺牲决心的，可是嫂嫂大人比较有学问，她就只好反过来要李森先生拿三万元。拿三万元我不反对，不要说三万元我不反对，三千万元我都不反对，盖这已不是爱情问题，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爱情有了价格，可以出卖，便只是看货出价问题矣。
于是，刘美枝女士适时而适度的自杀之后，不再是爱情的纠纷，而是债务的纠纷啦。李森先生如果早付了三万元，她还自杀不自杀哉？就是现在吧，李森先生弄了三万元，限时专送，送到刘府，她还到处请愿不请愿哉？有些人疑心她自杀的目的不是争取爱情，只是在索取那三万银子。这种疑心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肚，但事实又真的有点像，怎能不教人泄气乎。
那位聪明的嫂嫂对记者们说，当初提那三万元，明知道李森先生拿不出来，只是为了教他知难而退，转回来再爱她妹妹。这话有没有道理是另一回事，但刘美枝女士已坚决表示不要嫁那个人面兽心啦，则李森先生想转回来再爱她也不行啦，剩下来只有一条路摆到面前，那就是，除了乖乖拿出三万元，别无他法。咦，三万元的魔力大矣，有此三万元，刘美枝女士不致自杀，李森先生不致变成「始乱终弃」「人面兽心」；没有这三万元，他遂逃不掉「喜新厌旧」「一意孤行」「不堪为人师表」。
三角纠纷的症结只不过在三万元上，如此而已，泛道德论和代数学专家急吼吼而吼吼急，恐怕是有点表错了情。
前天接到一位署名阙先生的来信，指教了几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柏杨先生所提的读者来信，原来都是假的，文曰：「常看到你佬把读者的来信照登出来，我们知道不一定有这么一个读者，亦未必给你佬去过信，反正你佬用这个方式，亦是一种表达的办法，也就无可厚非啦。」不称「老」而称「佬」，视道貌岸然如大作子，已够不敬矣；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肚，说读者来信彷佛全是捏造的，就未免太明察秋毫矣。记得有位朋友，在某报当副刊编辑（现在他已经不当啦，请勿乱猜），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不知道怎么搞的，得罪了他，他就不动声色，给他来了一个腰斩。不是把人腰斩，而是把文腰斩。腰斩之后，读者老爷纷纷来信责问，有的还以停报恐吓，而该编者老爷固无动于衷也，冷笑曰：「我干编辑三十年，投稿三十年，啥花样不知道，随便找两个人写写信，老套子啦。」结果如何，不必管他，我们只管他的「冷笑」就行矣。一个作者如果依赖自说自话窝里捧，其文便不值钱，即令编辑老爷不腰斩，他也会买一把大刀自己腰斩。而一个编辑兼作家老爷，如果有这种亲自下手的光荣经历，因而推想别人也同样如彼如彼，就未免太头皮痒啦。夸
柏杨先生写这些，不是要向阙先生争取不平，而是又有信需要答覆，联带想起来这么一个学说也。现在要答覆的是一位「恕不具名」的限时专送，不但恕不具名，也恕不具地，不过邮戳却是「台南，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四月二十八日，庚四」，我们且称之为恕先生。
恕先生第一个要求：是要我心平气和的看。第二个要求：是要我不可把他的信原文照抄发表。呜呼，凡是先要求对方心平气和的，一定自信他具有使对方跳高的本领。关于这一点，敬请恕先生放心，再厉害的信我都不会跳高，盖跳高乃年轻人的事，对于老头，不会有如许大的威力也。至于要我不照抄原信，遵照无误，柏杨先生所以要照抄原信，一则照抄原信可以不用大脑，而稿费照算。二则我不愿被人误认为我在断章取义，盖我最反对断章取义也。照抄而研究之，读者老爷就可发现是不是以偏概全矣，如果我是在断章取义，读者老爷就可青脸曰：「这老头瞎搅个啥？」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则大家都无所遁形。
恕先生第一件事反对节育，曰：「你谈人口节制，我以为如果政府不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话，那是十全的对，而且是一篇绝妙大论，正如马尔萨斯人口论，如果人类是没有智慧的纯生物的话，是十全的绝妙大论一样。」正因为人类是有智慧的，才困而知之，被迫想出来节育之法，如果是畜生之流，便无法节育矣。而反攻大陆，要靠科学与头脑，不全靠人口。如果全靠人口，那就糟啦，台湾一千万人拚命猛生，能超过大陆六亿人口拚命猛生乎？当初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北伐，其人数比全国军阀要少得多，你说那是以人多取胜乎，抑以主义取胜乎？这些往事，不但恕先生应想一想，凡有识之徒，都应想一想也。
有摇头之意
恕先生第二点曰：「你说：『我不是说李森先生的行为是对的，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柏杨先生暨蔡凤鸣先生均不能例外。』这么一来，难道我也可以如此说：『我不是说贪官污吏的行为是对的，要知道贪污爱钱是人的天性，我暨你均不能例外』吗？实际上对于一个犯错的人，应当给予适度的指责和劝勉，更进而给予私下的安慰，以使他能改过自新，至于过份的责骂与虐待固属不当，可是公开地指责舆论不对，更是罪恶。」
恕先生这一段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问题似乎也就出在泻得太快上，最主要的，喜新厌旧之为人类天性，不知恕先生同意不同意也。正因为人性是喜新厌旧的，所以儿童玩具需要不断更换，一个漂亮而价值连城的洋娃娃，玩上三天就不玩啦，对于刚到手的一块烂布却视如至宝。恕先生留神观察没有，你的男女公子，一听说穿新衣戴新帽，就会笑得小嘴合不住，难道他们都是人面兽心，衣冠禽兽乎？男女之间，喜新厌旧的心理，尤其强烈（当然啦，圣崽例外），故爱情需要双方不断的努力培养。有两种古老的心理焉，一种是两人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好啦，我已经受到舆论的保护，你不娶我，我这么一闹，你就成了「始乱终弃」，非垮到底不可。另一种是，两人结了婚，也同样好啦，双挂号兼铁板钉钉，我也已受到法律的保护，你敢乱动，你就成了「水性杨花」，教你吃不了兜着走。
柏杨先生只是提醒年轻朋友注意到这种天性，并研究适应这种天性之法。爱情也好，婚姻也好，一旦弄到纯依靠舆论和法律来保护，恐怕是保护不了也，至于「贪污爱钱」，则恕先生的大前提错矣，那是后天的玩艺，不是先天的玩艺也。然而恕先生主张对一个犯错的人，不应过份责骂虐待，正是柏杨先生的原意，看起来我们固是站在一条线上的。而柏杨先生尤其主张对于年轻小子，更应特别宽大；加到他身上的责罚，不应超过他应得到的，更不能用代数学去乱代。而世人对一个人的评论，更不应两值分类，恕先生以为然乎，至于：「过份责骂虐待固属不当，公开指责舆论更是罪恶。」这是中国酱缸里特有的「各打五十板学」，过份既然不当，却又不允许指责，则过份的朋友有福矣。再则，「舆论」有啥神圣之处，不可以指责？又有啥特权之处，不允许指责？恕先生说不应公开指责，彷佛私下指责倒是可以的，呜呼，只有公开辩难，才光明正大；暗下毒手，算啥英雄好汉乎哉？
最后恕先生曰：「你现在的境遇已经好转了（你自己说过），而还在写那些强词夺理，不三不四的文章惑众，真不可原谅。你以后再发表言论时，要能秉着公正的超然精神，并依据真理，不要再为了迎合部份人的某种不满心理，而不惜强词夺理，颠倒是非。」
这就是说，凡是合乎有识之徒心意的，才是「公正」「超然」「真理」；凡有识之徒不喜欢的，或踩了有识之徒痛脚的，就是「不公正」「不超然」「非真理」矣。这种越窗报案式的论断，忍不住还是要照抄如上，以供欣赏，并垂千古。
吾友萧伯纳先生曰：「世界上讨论婚姻的无稽之谈，多过任何话题。侈谈爱情和坠入爱情一样的容易，而且更不能宽恕。」盖年轻人结婚也好，恋爱也好，都是凭他一时的感觉和见解，没有谁是按书行事的也。不过也幸亏没谁按书行事，否则的话，他简直结不成婚，也恋不成爱。盖这一类的教条多如牛毛，看得多啦，寸步难行，最主要的还是大家所讨论的，往往和实际并不符合。吾友高尔基先生在他的《托尔斯泰回忆录》上，说了一段故事：有一天，他阁下和柴霍甫先生，在克里米亚海边散步，瞧见托尔斯泰先生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两位大作家蹲到他身边，没谈三句就谈到女人，只托尔斯泰先生一直不说话。到了后来，可能是忍不住啦，也可能是高柴二公缠他缠得没有办法，他曰：「我现在啥也不说，要我说的话，必须等到我已关进坟墓，那时我才会告诉你女人的真相。然后我就喊曰：我已经说啦，随便怎么对付我吧。」呜呼，可惜托先生后来死在辽遥而荒凉的小火车站上，没人在他死前提醒他可以说矣。不过也亏得他没有乱发意见，否则他的令誉保持不到今天也。不但他不敢说，萧伯纳先生事实上也不敢说，凯塞林女士曾请他给她编的《婚姻手册》写一篇东西，要是换了柏杨先生，早连夜赶工，限时专送；但萧先生却笃定泰山，不肯动手，他曰：「妻子活着，当丈夫的不敢写婚姻真相。」那就是说，写了准有麻烦，萧先生之能名满天下，大概也和他不写这一类的文章有关。
然而柏杨先生却写啦，是柏杨先生比他们没学问乎，非也。是柏杨先生比他们二位胆子壮乎，也非也；而是一个人饿得发慌，连银行都敢抢，何况仅不过谈谈爱情乎哉。恕先生说我吃饭时小菜已增为两碟，出门又有脚踏车骑，可以洗手啦。问题是，在目前中国来说，千日猛写不富，一日不写就穷，此是爬格纸动物一致的悲哀，非我一人独自如此也。
俗云「乱世男女」，言下有摇头之意，乱世男女所以使人摇头，因为在乱世中，普通的道德规范丧失了拘束力。其实不仅乱世男女使人摇头，即令不是乱世，年轻小子和年轻姑娘，也使人摇头。现在卫道最力的谢冰莹女士，当初就把她的长辈气了个半死，盖「自从盘古立天地，那有男女自定婚」，而谢女士偏偏不肯嫁给她父母为她选择的丈夫，以致一逃再逃，逃得全国譁然。时至今日，我们目之为「争取婚姻自由」，但那时候的有识之徒，还不是声势汹涌，一口咬定她「淫奔」，并用代数学乱代，用泛道德论把她说得一塌糊涂乎？
一支冷箭
道德是相对的，只有活圣人才认为道德是绝对的。一夫多妻在现代看是不道德的，所以圣奥古斯丁先生一提起以色列老祖宗亚伯拉罕先生有那么多老婆，就抬不起头；他常常深更半夜爬起来祷告，问上帝是怎么搞的，使一个最受赞美，身负神圣使命的老头，拥有那么多如花似玉，真教虔诚的基督徒脸上挂不住。据说摩门教派就是奉行一夫多妻制的，他们在美国受到法律的禁止，但他们却翻开《圣经》教那些顽固份子瞧瞧。幸亏圣奥古斯丁先生伤了几年脑筋之后，豁然贯通，他解释说，道德在变，上古时代，一夫多妻固是道德的也，盖部族战争不断进行，臭男人死亡率要十倍八倍超过女人，一个女人能分享到一个男人的几分之一，总比压根没有男人好。如果美国的臭男人死了十分之八，恐怕多妻制也要普及了矣。
使道德标准不断在变的，是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有人说现代年轻人早熟，实际上古时年轻人才早熟，现代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