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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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的讲演中提出“真假智识阶级”的划分，他说：
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关系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智识阶级；只是假智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些。”
1934年8月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写道：
“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楼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鲁迅所说这种“不顾利害关系的、真的智识阶级”，“觉悟的智识者”的集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进步的知识阶层包括“文化人”在内。
觉悟的知识阶层、文化人面临着新世纪的“文艺复兴”或者“新生”“复活”（the Renaissance），因为这“复兴”不限于文艺，甚至不限于文化本身；复兴应该是全面的复兴，这就是五四精神的复兴，自由民主科学的复兴。必须牢记历史的教训：
要救国爱民必须发展经济生产，要发展经济生产必须建立和完善民主法制、加强科学管理、并充分保障人民行使自由的权利。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附录一（银币）
附录一：近代中国的货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货币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货币制度。
我国在1935年11月中央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以前，一直采用“银本位”，通行银两、银圆、铜币和兑换券。而银两与银圆皆作为货币的主体。抗日战争以后，则先后通行法币、联银券、中储券、金元券和人民币等纸币。
在阅读清王朝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文艺作品、文献资料时，我们经常遇到“银两、大洋、银圆、银角子、银毫子、铜元、铜钱、铜子儿、钞票、中交券、兑换券、法币”这些现代早已不再使用的货币名称。特别是银圆、大洋等。例如：
１９１８年秋天２６岁的毛泽东来到北京，由杨怀中教授介绍，在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任务是打扫卫生和登记每天读报人数。后来毛泽东自己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时工资不菲，每月银洋８圆。
１９１９年在北京的王光祈等提出要举办“工读互助团”，后来陈独秀回忆说：“当时我还捐款大洋３０圆呢。”
１９２０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李大钊从自己的教授月薪（２百多银圆）中拿出８０块银圆作为活动经费。……
“银圆、大洋、银洋”是满清末年和中华民国前期，流通的主要货币（通货）。“圆”是白银铸造的扁圆体，而“钞票”则是兑换银圆的凭证即“兑换券”。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系统称为“银本位制”。
本书中，对于“银大洋”、“银圆”也就是“银本位”的货币单位，一律写为“圆”；而对于铜元以及后来的纸币、一直到现在人民币的货币单位，则一律写为“元”，以示区别。
本书认为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银圆”的币值在几十年间一直很稳定，而铜元、兑换券和法币、金元券等纸币的“元”，则因通货膨胀而不断贬值。
（一）银币
“银两”的本位货币性能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银两、日常生活中又使用铜钱。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宋元明清一千年间，通行银两与制钱（铜币）两种货币形式并存，具有所谓“无限法偿”的性质。就是说银货币系统与铜货币系统各自相对独立，其间的兑换率并不确定、起伏变化经常很大；在法律上并无主币、辅币之分。所以银两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本位币”。
但实际上，明清时代巨额交易不能支付制钱，必须使用银两，实际上通行“银两”与“银圆”双轨的“银本位”币制。
“银两”制，是比较原始的货币制度。它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即所谓“秤货制度”；它还没有转入“法货制度”的阶段。银两的“两”，原来是用以计算重量的，后来用来衡量货币，所以称为“银两”。它和英国的“镑”、意大利的“里拉”略有不同。英镑原来也是以“磅”重量定名的，到后来英镑的“镑”却与重量的“磅”根本脱节，英镑已变成一种纯货币单位。而银两却仍是以重量来计值的。国内长期使用银锭，形式不规范，零碎的银两要在银号、钱庄去称量，或按照变动的比率，兑换铜钱。
清政府规定：
（一）征税起点在一两以上者必须收银两。一两以下，听民自便。（二）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法定为制钱一千兑换银一两。（三）规定纹银为标准成色。（四）政府会计都是用银两计算。这都说明了“银两”的本位货币性能。
实银两——银锭和元宝
为了使用方便，历代对生银均加以铸造，宋代以后称为“银锭”，或名“银饼”。元代于银锭之外总称“元宝”，明清两代均沿用“元宝”一词。大型的元宝约重五十两，为马蹄形，亦称“马蹄银”，用于巨额支付。中型的元宝约重十两，形式不一，多为衡锤状，又称“锞子”，其作马蹄形者称“小元宝”。小型银锭的又称“小锞银”，状如小馒头，重约三两五两不等。此外有零星的碎银，专为补助银锭之用。
这些元宝银的分类，大体是全国可通用的。但各地实际上所铸元宝银成色、重量并不一致。而各地亦有各地银两的名称，不胜枚举。如天津有化宝银、白宝银、老盐课银，北京有十足银、松江银，苏州有苏元解，镇江有公议足纹银，扬州有所曹平银，上海有二七宝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属于“实银两”。
虚银两——记帐单位
此外还有一种“虚银两”，是徒有名，并无其物，只作为计算单位。它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和人民所公认的一种通行的标准银两，以为记账之用。如上海市场的九八规元，武汉市场的洋例银，天津市场的行化银，以及海关银等等。
“九八规元”又称规元或规银，是上海通行的一种虚银两。九八规元的来源，说法不一。大抵起源于上海豆商，道光年间，现银缺乏，豆商欲得现银，不惜以九八计算（即98％），开始仅属上海南市豆行中的一种帮规，后来租界设立，商务日繁，九八规元之计算法亦流行于租界。咸丰八年（1858年）由上海的外国银行及商界公决，将往来帐目，一律改用上海通用规银，以后即通行全市。规元的来源，既系以标准银用九八相除得来，98两标准银等于规元一百两，可见其成色低于上海之标准银2％，上海市实际现货是以九八规元作为通行的银两记帐单位。
银两的四大类“平砝”
各地宝银的成色参差不齐，而各地度量衡亦不统一。由于各地使用平砝（砝码）大小不一，其混乱情形比银两的成色更为严重。据调查，民国初年，各地通用平砝有一百多种，总起来说，可分为四大类：
（一）库平，这是清政府所用的官平，为全国纳税标准，清政府的国家预算及对外赔款均以库平计算。但其大小也因地而异甚至中央与地方、甲地与乙地各不相同。而一省之中还有藩库平、道库平、盐库平等等的区别。《马关条约》规定中央政府库平一两为575。82英厘，即37。31克重。
（二）关平，起于咸丰八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九条规定：“向例英商完纳税饷，每百两另交银一两二钱，称为倾熔费，嗣后裁撤，英商毋庸交倾熔费。”这是关平的初步规定，后偿付外债，规定标准重量，较中央库平略大，每两约重581。47英厘，即37。68克重。但各关所谓关银，平色各不相同。
（三）漕平，是由于漕米改折色以后所引起的，后来民间亦通行。实际上同一地方，亦各不相同。如上海漕平一两，大的约合565。73英厘，小的为564。2英厘。普通计算以565。7英厘为标准，合36。66克重。
（四）市平，名目繁多，甚至钱业中人亦难弄得清楚，市平中主要有公砝平、公估平、钱平、广东的的司马等。
总之，所谓库平银、关平银、漕平银、市平银等等都是计算砝码的不同，由于银两平色的纷歧，不仅限制了银两流通范围，亦增加了它的使用困难，这是银两制度的最大缺点。后来“银两”纯属一种记账单位，并没有作为货币真正在市场上流通。直到1933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正式宣布“废两改圆”。银两作为一种货币本位遂从法律上中止。
国外输入的银圆
明朝末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西方的银圆开始流入中国，流通时间长达二百多年。
17世纪后，西方商人从我国购买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等，绝大部分用银圆支付。由于银圆质量形式划一，用“枚” 计数，比用秤称白银方便许多，遂流通于全国的都市大邑。我国商人和市民，多愿用十足的白银换取外国传来的银圆使用。
清朝末期外国银圆在我国所占的货币比重为43％，外国银圆的流入，对清政府的币制改革起了促进作用。流入我国的外国银圆种类多达数十种。常见的有西班牙、威尼斯、沙俄、法国、荷兰、日本和墨西哥银圆等。其中，“本洋”和“鹰洋”流通面最大。
“本洋”即西班牙银圆，是西班牙帝国政府从1535年到1821年间在它的殖民地墨西哥铸造的。币面铸有西班牙皇帝的肖像。它的版别很多，最常见的币面是查理第三的肖像，背中四格为动物图案，币径为3。9厘米，重为26。86克，银色原定为93。7％，后减至90。2％，币面双柱上各有一卷轴裹着，成形，故又称“双柱银”或“柱银”，后来人们用作为金币和银圆的记号。在19世纪中叶以前，“本洋”曾广泛流通于我国沿海地区及长江流域。
墨西哥银圆又叫做“墨银”或“鹰洋”，后讹为“英洋”。是墨西哥独立为共和国以后于1823…24年铸造。币面为墨西哥国徽，一只鹰嘴中叼着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币径、重量均与本洋相同，银色为90。18％。墨西哥银圆于1854年初入中国，先是在广州使用，其后流行各地，代替“本洋”成为主要通货。直到1905年，墨西哥改用金本位制，鹰洋来源断绝。
清末铸造新式银圆
面对本国白银大量外流，银圆在国内广为流通的现状，清廷朝野纷求对策。初由民间和地方政府仿制银圆。道光年间，福建漳州和台湾，就铸造了“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等早期银圆。
1833年清廷大员林则徐最先提出由中央政府铸造银圆的建议。尽管他为避免所谓违背“祖宗成法”的非议，只说推广铸造，并不讲模仿洋钱，但还是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此后随着银两制度的混乱，中国人自造银圆的呼声日高。有的提议依照外国银洋的形式，改变其文字，作为中国货币；有的鼓吹购买西洋机器，设立制币厂自行铸造。
1887年（光绪十三年）清政府终于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在广东首先设局试造银圆；到1889年（光绪十五年）购置外国机器，招聘外国技师，试铸造库平七钱三分的银币。币面有“光绪元宝”的汉、满文字，上端有“KWANG TONG PROVINCE”，下端有“7 MACE AND 3 CANDAREENS”；币背铸有龙纹，上端有“广东省造”，下端有“库平七钱三分”字样，配银九成。第二年正式铸造，改为库平七钱二分的“光绪元宝”。
光绪元宝“龙洋”
广东银圆局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式铸造的银圆，币面有“光绪元宝”的汉、满文字，上端有“广东省造”，下端有“库平七钱二分”字样，配银九成，币背铸有龙纹，环边有英文字样。俗称“龙洋”，由清政府下令作为国家法定银币。所有钱粮关税、厘捐等，均得使用此种银币，民间一切交易与“墨洋”同样看待，顺利流通。同时还铸有几种辅币，如半圆（三钱六六、银八六成）、五分之一圆或称为“双毫”（一钱四分、银八二成）等。
湖北、江苏、福建、直隶、吉林等省，见有利可图，也相继仿制。清政府为推广银圆的使用，也命令沿海各省督促银圆的铸造。由于当时尚未划定统一标准，各省所铸的式样和成色参差不齐，且都标明本省省名，难以畅行全国。
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币制则例》，正式规定以“圆”为单位，每核算银圆重为七钱二分，成色为90％，含纯银量为六钱四分八厘。停止各省自由制造，铸币权收归中央。从这些银币“龙洋”的币面字样，可大致分为三种，即：“光绪元宝”，“宣统元宝”，“大清银币。”
“大清银币”——跨朝代的银圆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即辛亥革命前一年）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圆为本位币，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次年（1911）春，清政府开铸统一的“大清银币”，称为国币。
大清银币由户部天津造币厂制造，其币面中为“大清银币”，上为满文“宣统第三年”，下为汉文“宣统三年”，左右为束花一对。币背面为蟠龙和英文ONE DOLLAR（一圆）；中央为汉文“壹圆”二字。其中蟠龙的图案有：长须龙、短须龙、曲须龙、反龙、大尾龙等七种版式。同时，制有五角、二角、一角辅币，其版式相同。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南京、湖北两造币厂开始铸新式“大清银币”，定十月发行。
但是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后，推翻了满清皇权，“大清银币”没能正式发行。适逢辛亥革命爆发，所有铸成的银圆提充革命军做军饷，陆续随市价流通市面，成为通用银圆的一种。但各省仍自行铸造。按《币制则例》规定，一圆银币重七钱二分，成色为九成，含银量应为六钱四分八厘。但各省所铸，成色并不相同，大多数低于标准，但也有少数高于标准的。
民国银圆——“袁头币”和“孙币”、“船洋”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开铸孙中山半身侧面像的银圆，上缘“中华民国”、下缘“开国纪念币”，背面铸“壹圆”，环有英文“THE REPUBLIC OF CHINA ，ONE DOLLAR”等。但是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币制未定，“大清银币”仍流通使用。直到1914年袁世凯头像的１圆银币铸出，全国币制才逐步趋于统一。
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颁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收旧币、改铸造袁世凯头像的新币即所谓“袁头币”。以“圆”为单位，成色改为八九。同年十二月，先在天津总厂铸造袁头像银币。民国四年以后，各省先后仿铸。此种银圆形式，币面铸袁世凯的头像及铸造年度（如民国三年），背面为嘉禾的纹饰和“壹圆”的字样，俗称“大头”。
1927年6月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停铸袁头币，由南京造币厂改铸“中山币” 即中山开
